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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老百姓发明了许多独特的方式，以褒扬地方官员的突出政绩。某地方官出行，如果在其前面开路的随从手里拿着而不是打着一把红色的绸缎伞，那就表明此官员是一位深孚众望、受民爱戴的人。这种伞一般是由民众共同捐资修制的。他们在伞上刻下一两句颂扬的话，以及所有捐献者的名字后，就把它送给那位赢得了民众敬重的地方官。有时，他们还会举行一个盛大的游行，以这种隆重的仪式将伞送到官府。另外，百姓还可能将一块匾或者一条绸缎的绶带写上一些褒扬的话，然后将其敬献给他们所爱戴的地方官。1870年6月，天津的地方官就被授予了这样的一把伞，另外还有一块上述类似的匾。伞上刻着“万民之伞”之类的字样，以表达整个天津百姓对这位官员的良好祝愿：匾上刻的内容是“万民之活佛”之类的字样。百姓以这样别出心裁的方式将接受者称为大慈大悲的佛祖释迦牟尼，那位他们的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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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非同异常的礼物显示了士大夫乡绅阶层幕后操纵的可怕力量和影响。对此我们在前面已有论及。毫无疑问，那把伞连同那块匾一道，是在士大夫乡绅的授意下送给天津那位地方官，以作为对他行动的鼓励和奖赏，因为仅仅在那一敬献仗式结束三天之后，便发生了令人恐怖的天津屠杀事件①。对于这一事例，我们可以很确切地说，正是士大夫乡绅和他们对百姓的影响导致了这一事件那令人震惊的后果：二十名外国人为此而付出了生命，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她们被处死的方式令人毛骨悚然，非语言所能描述和形容。那位地方官为一把伞和一块匾所换来的，是被流放到阿穆尔何畔，充军服苦役。二十名当地人被判处死刑，另有一批人受到其他形式的惩处。同时，清朝政府还赔款将近500000两白银，并派遣了一个专门的代表团去法国道歉（在此作者对天津教案的叙述不尽符合历史事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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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津教案：1860年（咸丰十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设立教堂，搜罗爪牙，拐骗人口，强占民地，激起民愤。1870年(同治九年)6月间，育要堂收养的婴孩死去三四十人，同时拐骗幼孩的事件不断发生，拐犯“当堂直供，系天主堂主使”，于是民情激愤，纷起声讨。6月21日，天津地方官吏带同拐犯前往天主堂对证，近万群众亦聚集教堂前要求惩办凶犯。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i Victor Fontanien，1830-1870)闻讯，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察原派兵弹压，因崇厚只派去几名官弁，丰大业即直奔崇厚衙门，咆哮辱骂，并向崇厚开枪恫吓，捣毁衙署器物，出衙署后，在路上遇天津知县刘杰，又打死刘杰的随从高升。丰大业的秘书西蒙(Simon)复鸣枪威胁。群众怒不可遏，当场殴毙丰大业及西蒙，随后又鸣锣聚众，焚毁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打死教士、商人二十人。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七国联衔向清政府抗议，集结军舰予天津、烟台一带示威，法国海军提督声言要将天津化为焦土。清政府调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到天津“查办”，接着又派李鸿章会同办理。曾、李屈服于侵略者，杀害群众二十人，充军二十五人，把天津知府和知县革职充军，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道歉，并付“赔偿费及抚恤费”白银五十余万两。据《中国近代史词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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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位游历者进入中国的任何城市时，他很有可能发现在那牌楼上悬挂着几双形状各异、腐烂不堪的靴子。这又是百姓表达对他们所爱戴欣赏官员的另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当一位深受拥护的地方官任朝届满、即将封印离职时，百姓便选派当地一些颇有名望的居民作为其代表，去抚慰这名官员，向他说上一些恭维赞扬之类的话，然后异常郑重地请求，给这个城市的百姓留下一双他的官靴。这种请求被视为很高的荣誉，从来没有人表示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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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这双靴子就在锣鼓喧天、音乐震耳的吹奏声中被庄严地送到城门，在那里悬挂起来。它们在那里任凭风吹雨打，直到烂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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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有许多事例表明，中国的百姓对于地方官不合理的敲诈勒索强取豪夺不仅表现出相当的宽容，而且也有他们成功的抵制方式。就我所知的一件事情能够说明以上结论不是妄谈。它显示了百姓的独特处事方法，他们的克制和忍耐，以及由此使他们取得的辉煌胜利。我们将此事例作为本章的结尾，也许还算比较恰当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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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清朝的法律规定，政府要征收土地税，每亩地都有固定的数额。由于个人拥有的土地数量一般较小，单项的款额因此便显得无足轻重。所以，百姓在交纳土地税时通常毫不例外地以铜钱代替银子。虽然每两银子对铜钱的比价日新月异，但其基本的比价总是维持在一比两千文的水平。实际上这一比价总在上下波动，因此便给地方官员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能够利用市场上银子对铜钱比价的变化，在向百姓收取土地税时大揩油水。在离北京城不到一百里的某郊区县，那里的地方官数年来都是以一两银子比四千文铜钱的比例收取土地税——也就是说，通过征收土地税，地方官获得了100%的利润。对此人们毫无怨言，总是认真交纳。因为正像我们早已指出的，百姓认识到，地方官也要维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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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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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但是一名新官上任之后，他把比率由一比四千文提高到了一比五千文，对此人们并没有说什么，照样交纳；于是新官天真地认为自己的百姓脾气好，好欺负，结果数月之后，他又把银子与铜钱的地税比价提高到了一比六千文。对此人们开始嘀嘀咕咕地发牢骚，然而还是照交不误；结果比价再一次上调，达到了一比七千．于是群情激愤，议论沸腾，人们准备有组织地进行反抗，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在新官任期即将过半时，他又一次提高比价，下令以八千文铜钱比一两银子的价格征收土地税，这比百姓实际应交的数额高了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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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举措成了危机的导火索。人们立即举行了一个群众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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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决定给皇帝写一份申诉状，通过监察官员转呈上去，控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请求尽快将那贪得无厌的地方官撤职查办，以平民愤。因为县城到北京的路程很近，会上还决定选派几名代表亲自将诉状送到北京，以尽快澄清他们的冤屈。诉状写好之后，一个由三名颇有影响的乡绅组成的代表团便带着它来到京城，亲手将它交给了都察院的负责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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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府对于各种正式申诉状的规格、形式、写作方式等方面的要求都有相当严格和繁琐的规定。它们一定要用一种特殊颜色的特制纸张书写。其行文的要求相当严谨和规范，非一般文体所能比拟。状子写好之后，要按一定的尺寸去折叠、装封，然后写上收状人的姓名地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要按严格的规定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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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情况对那三名上诉者非常不妙。他们的诉状在一两处无关紧要的地方没有严格按照规定的要求去书写，于是原状不仅被驳回，而且他们每人还被赏了五十大板，同时还以轻视法庭的罪名被罚了一小笔钱。他们失魂落魄，像斗败的公鸡一般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乡。那地方知县一得知这一消息，便立即宣布将地税的银铜比价再次提高到一比九千，以庆贺自己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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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位知县太不了解中国的老百姓，他太小看了他们。人们又立即举行了一个集合，更加仔细认真地起草了一份申诉状，而且又加入了知县最近的这一暴行。诉状写好之后，他们仍然派几名代表亲自将其送到了京城。这一次，他们终于取得了成功。违法的知县得到了应有的惩处。他不仅被罢黜了职务，而且将来永不叙用。朝廷决定重新向该县派遣一位素孚众望的清官。这位官员一到任，便马上召集了一个广泛的民众大会，让大家充分自由地发表意见和看法，讨论如何确定一个合情合理的地税比价。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铜钱与银子的比价应定在五千文比一两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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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此事，人们在城镇中心的广场上竖起了一块花岗岩石碑，其上刻着某年月日，知县与百姓举行会商后，一致同意，在将来，土地税永远按照一两银子比五千文铜钱的比例收取，不得违反，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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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中国佬 第十一章 中国的教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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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书做官”是每一位中国为人父母者常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那是他们对孩子的殷殷希望，因而也是每个孩子所孜孜追求的目标。它的意思是“接受教育，然后做官”。这表明，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在中国，读书求学的一切动机和最高期望，就是要步入仕途。当每一名孩子由懵懂无知到渐谙人事而进入学堂时，他首先被灌输和想到的，便是读书做官，而所有父母在为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时，他们念兹在兹的，也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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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为中国人求学的动机作了很好的注解。多少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届政府实际上往往掌握在那些从平民百姓中脱颖而出的人手中。那些人一般都是白手起家，通过接受教育之后，在权力与荣耀的官阶上步步高升，一直达到“一览众山小”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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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历史上我们有许多出身贫寒的孩子成长为大人物的事例。比如林肯，格兰特，加费尔德(Garfield)以及其他的许多著名人物。而在中国，类似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因为他们国家的历史比我们的历史要长久得多。中国有无数的莘莘学子在这些榜样的激励和鼓舞下正埋头苦读。对他们来讲，要做出如同他们先人所做的辉煌业绩的大门是敞开的。正像在我们的国家一样，中国的朝廷对于表现优异的大臣也是宠渥有加，使之尊贵显荣。众所周知，刚刚在几年之前，当清朝一名执政大臣病死时，皇帝特别感伤，给他追封谥号，下诏褒扬。这位大臣本是一位贫寒低微的农家儿子，以后虽然身居显要，却仍是廉洁自守，两袖清风。关于他的去世，皇帝在所下的诏书中宣称：他的确是朕强有力的左臂右膀、股肱腹心。”同样人们也了解，皇帝不仅亲自派遣了一位皇子，连同他的十名贴身侍卫为这位去世的大臣在北京停柩期间一直守灵，而且还指示这位去世大臣所在家乡省份的督抚，要亲自主持其在家乡的葬礼。朝廷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那位死者的敬重和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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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很模糊地认为，中国纯粹是一个拥有大量人口而不开化的国家，他的人民完全沉溺在那些野蛮残酷、原始低级的鬼神迷信观念之中。但是，如果这些人有机会认真阅读一番中国的文化典籍，那么他们的眼光和思路一定会变得开阔得多，他们的看法也会有某些改变。这些人会很吃惊地发现，中国的文化典籍中包含着大量精美的金玉良言、高尚的伦理道德，以及一整套相当完整的价值规范评判体系。可以说，这些东西完全可以拿来培养和教育西方的孩子们。而在中国，他们确实早已将那些内容选入了学堂的教科书，用以训导学生。大约在775年之前，一名专门诠释评论孔子著作的杰出学者，将孔子的著述加以改编，使之适应于学童的启蒙教育。自从该书问世以来，就没有经过任何修订或者更换，至今它仍是那片土地上各所学堂通用的教科书。举个例子说，该书的突出内容之一，便是如何调教和培养孩子。当孩子刚刚咿呀学语时，作者指出应当教会“男孩子大胆而敏捷地回答问题，女孩子则要缓慢柔和地回答问题。”接下来的内容便是仅仅针对男孩子而言的：七岁时，就应当教会他们识数，但是不应当让他们与大人或者长辈同坐在一个座位上，也不应当让他们与大人或者长辈同桌共餐：在八岁时，他们应当学会侍奉自己的长辈，应当知道谦让，做到先人后己：在十岁时，他们应当出外就读于私塾先生，应当日夜都呆在学堂里，学习写作和算术。衣着要庄重朴素，还要表现出十分谦逊的样子，以做到动止有度，符合自己的年龄和身份：在十三岁时，他们应当学习诗歌和音乐：在十五岁时，要学习射箭和骑马：在二十岁时，他应当被接纳为成人，要举行某些仪式，还要使他们学会其他的一些礼节，要忠实地履行孝道和纲常伦理：他们这时虽然有了比较广泛的知识，但绝对不能让他们养成好为人师、卖弄学问的习惯：在三十岁时，他们可以结婚成家，开始做一些日常的事务：在四十岁时，他们可以开始为国家服务：在五十岁时，他们可以担任各部的尚书：而到了七十岁，他们就必须告老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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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其他方面的内容，本书还给出了以下的谆谆教诲：教育儿童使他们永远讲真话，让他们呆在该呆的地方，坐正站直：听大人讲话或者先生讲课时，要全神贯注，心无旁骛：作为一名好学生，要毕恭毕敬，谦虚好学，不耻下问，将先生所讲的每一个字都牢记于心：他要从善如流，见贤思齐，见不贤如探汤：他要衣着整洁，不得粗心马虎：他要温故而知新，每天学东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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