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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之前，一位很有名气的美国女士在广东游历时，希望凭信用卡在当地的钱庄取500元的墨西哥鹰洋，以作购物之用。但是钱庄老板向她建议，最好不要带着钱去做现金交易。她可以给每位商人出具一份自己的购物证明，然后钱庄老板再从账户上扣除她的全部花费。夫人拒绝了这一建议，还是愿意自己带上钱去买东西。于是钱庄老板按照要求，从一个麻袋中倒出夫人所需银元的数目．让她自己再核实一下是否有误。摆在面前的墨西哥银元无异于一堆废铜烂铁：其中没有一块能够称得上是完整的银元，其价值也只能按照实际重量计算。然而，据说那还是在广东所能够得到的“最完好的墨西哥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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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央政府有自己的一套关于银子成色的通行标准。符合这一标准的银子叫作“库平银”。政府按照这一标准收取一切进项并用于一切支出。这一标准规定银子的成色是98%。但是它对于民间的所有交易并没有任何约束力。政府也没有制定任何法律来规范每两银子的实际重量和成色。因此，在银子的成色和重量这两个异常重要的具体问题上，不存在统一固定的标准。为了防止个人在银子的重量上做文章，北京约定俗成地逐渐形成了五种不同的银重标准。第一种是“二两银”（“two ounce meight），它规定九十八两银子便算作一百两。换句话说，它比实际重量少了2%，这是所有标准中最轻的一种：第二种是“商业银”(“Commercial ounce”)：第三种是“官银”(“official ounce”)第四种是“库平银”(“treasury ounce”)。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最后一种也是最重的一种，即“海关银”。它是在近代产生的一种新的标准，用于海关进出口货物税的征取和支付等。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一标准比政府的“库平银”标准还要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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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京城与其他城市或者地区所使用的银两标准互不相同。事实上，即使在同一座城市或者同一个地区，也未必通用统一的银重和成色标准。全国各地根本没有统一称量银子的标准。显而易见，这种现象对于商业贸易的正常运行会带来极大的不便，造成某种不稳定性。银行和钱庄对于各个城市之间不同的银价标准必须做到了如指掌，他们在两地之间进行业务上的汇票往来或者现银交易时，都要为自己留出充分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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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事实表明，在中国，习俗总是在很大程度上任意支配着人们的行动。他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如果双方没有事先达成协议的话，某些种类的生意总是固定用某种成色标准的银子作为支付手段。比如在北京，房租可以用最轻的成色银支付，而欠商人或者店家的账可以用市场银或者“商业银”偿还：同时其他的账目往来又必须用更重一些的银价标准来平衡。若想探寻这种交易规则到底始于何时，又是出于何种考虑，那是枉费心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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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习惯并没有规定一个人不可以要求一种成色最重的银价标准，但包含其中的道德律迫使他望而却步。经过一番相当的规劝和争论之后，其最后的结果，他会宽宏大量地降低自己原来的要求，而接受习惯规定的银价标准，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表明自己具有高度的道德修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否则的话，他才不会白白高声粗嗓地干练了一番喉咙。有一名老话叫做“尝试总不会有害”，中国人深明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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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于熔铸银锭的事情从来不予以干涉，它完全掌握在私人钱庄和商号的手里。银锭通常被铸成椭圆形，有点像中国人穿的鞋子。因此，外国人称之为“足银”。虽然有时也铸造较小一点，每个大约重十两的银锭，但多数情况下每个银锭都是五十两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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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银锭在日常交易中往往被切割瓜分成小块的碎银，以适应支付的需要。每块银锭上都打印着铸造者的商号，而且都有表示银锭纯度的特殊标志。那些素享盛誉的商号所作的标志一般都是真实的。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中国的生意人能够根据每种银锭的铸造方式，异常精确地判断出它们的成色和纯度。铸造银锭的铸模通常是用石棉做成。先将熔化的银子倒进铸模里猛地摇晃一下，待其冷却之后再倾倒出来。这样做成的“鞋子”，在其表面我们会发现有若干细小的波纹，而在其各个边和底部，会有一些针眼般的小孔。这些波纹和小孔是判断银锭纯度如何的两个最重要的依据。波纹越多，孔眼越细密，那么就说明银锭的品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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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不管在做多大或者多小的交易买卖之前，首要的事情便是双方议定应该使用哪种成色标准的银子来支付和收取货款。一次，一名美国公民在中国的某座城市遭到了暴民的殴打。处理的结果，暴民被判罚款几百两银子，以作为对美国人的补偿，并由我负责向该城的主管官员收取。我们正式形成了一个书面协议，规定全数的赔款应用“库平银”标准的银锭交纳。银子在规定的时间准时地送到了我的住处。它们被非常认真地打成包裹，贴着封条，并且每包都标明内含的银子各五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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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有些中国官员非常善于做不赔本的买卖，喜欢耍滑头。于是，我自己找来一杆标准斤两的秤，随意取了一包打开，将里面的银子仔细地称了一遍。结果，我发现这包银子的成色很差，至多算三等品，而且总重只有四十七两。我又另外打开了第二包、第三包，结果与第一包的情况一样。我告诉送这些银子来的差役们，赶紧再把银子原封不动地带回去给他们的主人。同时让他们给主人捎个口信，如果在一小时之内他不能够按照原先的诺言用库平银支付赔款，那么我将取消在此之前与他达成的协议，把他的做法报告给其在北京的上司长官们。我的口信立刻便被传达给了对方。结果反应非常迅速，效果十分明显：我很快就收到了足色足重的银子，其质量之好甚至超过了协议中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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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在同一天下午，那位官员请我赴宴。一进门，他对我就是一阵开怀的哈哈大笑，一边说：“今天早上我想用量轻质次的银子骗您一下子，因为我原以为您作为一名外国人，肯定不会看出其中的门道。但是现在我发现您比我甚至了解得更多。”然后他告诉我，作为一个玩笑，他准备了两份银子，一份按照协议的要求，足色足重：另一份就是第一次送去的那些质次量轻的银子。如果这一招没有被识破，便一切万事大吉：而一旦露了馅，便立刻将合格的一份送去，以履行自己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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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铸币是在铸模里做成的，不是用机器制造和生产。它们作为金钱使用的历史，几乎可以追溯到开天辟地之时。第一枚有记载的铸币，据说制造于公元前2300年，那时大约正是地球上洪水泛滥的时期。下面图示的是流行于两千多年以前的三种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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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最长的一种叫做“刀币”，其形状很奇特，它大约在公元前22j 年开始作为货币流通，那时万里长城可能已经筑成：圆形钱铸造和使用的时间，大约与大卫国王(King David)在耶路撒冷建立统治的时期相当，其形状与目前使用的铜钱大体相似。唯一不同的是，现在的铜钱表面都铸有凸出的文字，说明它们在何朝何代，哪个皇帝在位时铸造的。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说，可以称它们为“国家通币”（current coin of the realm）。中国许多有知识的人都非常喜欢收藏古币。真正的古币往往身价不俗。那些不超过三四百年历史的铸钱根本没有资格被称为什么古币。因此，我们常常发现那些钱币仍然被穿在绳子上参与流通。而如果您看到在美洲大陆被发现三个多世纪之前的铸币仍在中国的日常小宗交易中传来传去，那更不值得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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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铜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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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铸币通常都是纯铜制成的圆板，直径大约有3/4英寸，中间有一个方形孔，以便于串连。其每枚的重量大约有几千毫克，价值相当于一两标准银的千分之一。北京和各个省的省城已经建起了铸造铜钱的造币厂。它们全部处在户部的监管之下。对于伪造铜钱和个人私自铸钱有严格的防范措施。铸币厂雇佣的工作人员无论在白天还是黑夜都必须呆在厂区之内。特殊情况者在采取了特殊的安全措施之后，才可以离开。政府规定，任何私家仿制的钱币必须与公家的铸币具有相同的成色和分量以及实际价值，这就使得仿制和假冒行为获利甚微，或者根本就无利可图。因此，真正发挥主要作用的还是这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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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历史上，中国政府在操纵其货币，任意使之升值贬值方面，与西方的做法不谋而合，非常聪明。总而言之，他们善于别出心裁，创造发明。几百年以前，中国试行了一种叫做“不兑现纸币”的政策，无限制地大量发行纸币。在早于欧洲发行第一张纸币的1368年，中国皇帝下令全国的臣民一律使用与硬币具有相同单位价值的纸币。应该说，以专制统治的手段推行这种做法理应取得成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它最终还是失败了。今天，大英博物馆里收藏着这样一张仅存的孤币，虽然在当时这张票子不起眼，但是经过沧桑岁月之后，现在它已经变得身价百倍千倍，价值连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推行的种种高明的金融政策，实际在中国古老漫长的历史上早已都试用过，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每一个招数都尝试过，但是每一种似乎都不成功。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通过无数次反反复复的检验和实践已经证明，如果没有坚强的经济实力做后盾，任何诺言都不会取信于民：同时，也没有任何人，不管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还是一般的普通民众，能够把某件物品以高于市场价格的形式强加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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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外国游历者和从事研究的学者，常常会碰到上述的金融“实验”。这些现象有时使他们感到异常有趣，有时又使他对自己手中的钱大惑不解。今天，通过经常变幻的铜钱与银子的比价，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清朝政府的金融“实验”也在一直进行着。上面我们已经说过，按照规定，每枚铜钱的价值应当相当于一两标准银的千分之一。在铸造铜钱时，如果减少每枚的实际含铜量，那么毫无疑问，立刻就会影响铜钱的实际流通价值。今天，铜钱的一般价格已变成了每一千八百枚兑换一两银子。当然，这一比价每天还在上下波动。在所有大城市或者商贸发达的地区都设有自己的商会，人们每天在那里会商，并决定当日铜钱与银子的交换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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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位聪明的皇帝将朱笔一挥，下令国内的铜钱贬值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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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规定现在两文铜钱等于以前一文铜钱的价值。大部分地区乖乖地服从了那位无上威严的天子的意志。但也有一些地方拒绝接受如此荒唐滑稽的做法。然而，大部分地区服从归服从，但其服从的方式却是皇帝老儿所始料不及的。按照这条规定，如果现在要买一两银子，那么所用的铜钱应当恰好是以前的两倍。如果有人不了解这些，那么当他在帝国各地游历时，他会对遇到的一些事情感到大惑不解。比方说，在一个村子，他可以用三千六百文铜钱兑换一两银子：而到了另外一个也许相距不到十二里路的村子，他却发现一千八百文铜钱便能兑换一两银子。而如果在两个地方他把一两银子各自卖掉，他会发现两处得到的铜钱是相等的。在上面的例子中，虽然一个村子接受了铜钱贬值的命令，但所有商品的价格同时也上涨了两倍。结果，所有的生意都还是老样子，根本未受影响。另一个村子里的东方人更加理智和务实，他们悄悄地自行其是，不与皇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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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库空虚，财政竭蹶时，另一位皇帝决定下令铸造铁钱以代替铜钱，这立刻遭到了朝野上下一致的强烈反对。无论以何种比价兑换，人们都不愿接受铁钱。如果把它们作为军饷发下去，士兵们马上就将其全部扔掉。皇帝的那一做法真是愚蠢至极。如果您想弄点这些铁钱作为纪念的话，尽管到北京城外的一些地方去捡拾，要多少有多少。它们一钱不值地被抛在荒郊野外，差不多快变成了古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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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铁钱取代铜钱的政策在帝国内部的某些地区导致了一种奇特现象的产生。我们有必要对它作一叙述。因为这一现象能够充分说明，在中国，事实上民众的意愿是最高权威的法律，它比皇帝的任何旨意都更具有决定性的效力：同时它还表明，中国人既具有宽容忍耐的性格，又不乏勇于反抗强暴的天性。为了对付铁钱，在一些地区人们用不同数目的铜钱代替实际上的一百文使用。我曾经发现，在一个集镇上人们以七十七文铜钱代表一百文使用，另一个集镇上以八十五文代表一百文：而又一个集镇上则以七十二文代表一百文，第四个集镇仅以六十一文代表一百文使用。实际上，这种看似奇特又令人迷惑的混乱比价很容易解释：当铁钱发行时，这些地方都拒绝接受。地方官府建议将铁钱与铜钱按1：i的比例使用，即每一百文铸币中包含五十文铁钱和五十文铜钱，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拒绝。然后，官府和百姓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争论和交涉，并最终达成了一致的妥协。因为被迫接受铁钱作为货币使用的市镇不仅只有一个，所以妥协的结果也不止一个：一个市镇同意将七十七文铜钱作一百文使用，另一个集镇同意将八十五文作一百文使用，又一个集镇是另一个比价，等等。这种种实际钱数与名义上一百文钱币的比差，很确切地说明了各地百姓不同的反抗和屈从程度。其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使得会计工作变得错综复杂，极其麻烦。例如，如果我在兑换时必须按七十七文铜钱对一百文的比价计算，那么我实际上得到的可能是成百上千的那种宝贝铁钱。在另一方面，人们在购买任何物品时，其价格必须换算成规定的实际钱数与名义上一百文铁钱的对应比价。所以一个人如果想买一百文钱的大米，那么他实际得的可能只是七十七文铜钱所值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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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最近的一次对中国的通货造成巨大危害的行为，是某个皇帝曾下令铸造大型的铜钱，要求按照普通铜钱二十枚对大型铜钱一枚的比例，让大钱参与流通。于是这一做法开始执行。但是，中国人很快就发现，这种大钱每枚的实际价值，最多是每枚普通制钱的四倍。因此，这种钱事实上根本没有在全国流通开来。它只是在京城按照实际价值使用过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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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枚铜钱的价值很小，用它来作为支付手段显然非常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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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子虽然价值昂贵，但使用起来同样也不方便。在此情况之下，中国的各个城市和所有相当规模的村镇开始使用纸币。这些纸币是由一些私人银号或者钱铺(cash shops)发行。不同纸币的发行和流通都具有纯粹的地方特色，一般都不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和认可。按照持有者的要求，这些纸币可以随意兑换成铜钱或者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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