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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铜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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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铸币通常都是纯铜制成的圆板，直径大约有3/4英寸，中间有一个方形孔，以便于串连。其每枚的重量大约有几千毫克，价值相当于一两标准银的千分之一。北京和各个省的省城已经建起了铸造铜钱的造币厂。它们全部处在户部的监管之下。对于伪造铜钱和个人私自铸钱有严格的防范措施。铸币厂雇佣的工作人员无论在白天还是黑夜都必须呆在厂区之内。特殊情况者在采取了特殊的安全措施之后，才可以离开。政府规定，任何私家仿制的钱币必须与公家的铸币具有相同的成色和分量以及实际价值，这就使得仿制和假冒行为获利甚微，或者根本就无利可图。因此，真正发挥主要作用的还是这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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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历史上，中国政府在操纵其货币，任意使之升值贬值方面，与西方的做法不谋而合，非常聪明。总而言之，他们善于别出心裁，创造发明。几百年以前，中国试行了一种叫做“不兑现纸币”的政策，无限制地大量发行纸币。在早于欧洲发行第一张纸币的1368年，中国皇帝下令全国的臣民一律使用与硬币具有相同单位价值的纸币。应该说，以专制统治的手段推行这种做法理应取得成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它最终还是失败了。今天，大英博物馆里收藏着这样一张仅存的孤币，虽然在当时这张票子不起眼，但是经过沧桑岁月之后，现在它已经变得身价百倍千倍，价值连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推行的种种高明的金融政策，实际在中国古老漫长的历史上早已都试用过，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每一个招数都尝试过，但是每一种似乎都不成功。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通过无数次反反复复的检验和实践已经证明，如果没有坚强的经济实力做后盾，任何诺言都不会取信于民：同时，也没有任何人，不管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还是一般的普通民众，能够把某件物品以高于市场价格的形式强加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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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外国游历者和从事研究的学者，常常会碰到上述的金融“实验”。这些现象有时使他们感到异常有趣，有时又使他对自己手中的钱大惑不解。今天，通过经常变幻的铜钱与银子的比价，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清朝政府的金融“实验”也在一直进行着。上面我们已经说过，按照规定，每枚铜钱的价值应当相当于一两标准银的千分之一。在铸造铜钱时，如果减少每枚的实际含铜量，那么毫无疑问，立刻就会影响铜钱的实际流通价值。今天，铜钱的一般价格已变成了每一千八百枚兑换一两银子。当然，这一比价每天还在上下波动。在所有大城市或者商贸发达的地区都设有自己的商会，人们每天在那里会商，并决定当日铜钱与银子的交换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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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位聪明的皇帝将朱笔一挥，下令国内的铜钱贬值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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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规定现在两文铜钱等于以前一文铜钱的价值。大部分地区乖乖地服从了那位无上威严的天子的意志。但也有一些地方拒绝接受如此荒唐滑稽的做法。然而，大部分地区服从归服从，但其服从的方式却是皇帝老儿所始料不及的。按照这条规定，如果现在要买一两银子，那么所用的铜钱应当恰好是以前的两倍。如果有人不了解这些，那么当他在帝国各地游历时，他会对遇到的一些事情感到大惑不解。比方说，在一个村子，他可以用三千六百文铜钱兑换一两银子：而到了另外一个也许相距不到十二里路的村子，他却发现一千八百文铜钱便能兑换一两银子。而如果在两个地方他把一两银子各自卖掉，他会发现两处得到的铜钱是相等的。在上面的例子中，虽然一个村子接受了铜钱贬值的命令，但所有商品的价格同时也上涨了两倍。结果，所有的生意都还是老样子，根本未受影响。另一个村子里的东方人更加理智和务实，他们悄悄地自行其是，不与皇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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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库空虚，财政竭蹶时，另一位皇帝决定下令铸造铁钱以代替铜钱，这立刻遭到了朝野上下一致的强烈反对。无论以何种比价兑换，人们都不愿接受铁钱。如果把它们作为军饷发下去，士兵们马上就将其全部扔掉。皇帝的那一做法真是愚蠢至极。如果您想弄点这些铁钱作为纪念的话，尽管到北京城外的一些地方去捡拾，要多少有多少。它们一钱不值地被抛在荒郊野外，差不多快变成了古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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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铁钱取代铜钱的政策在帝国内部的某些地区导致了一种奇特现象的产生。我们有必要对它作一叙述。因为这一现象能够充分说明，在中国，事实上民众的意愿是最高权威的法律，它比皇帝的任何旨意都更具有决定性的效力：同时它还表明，中国人既具有宽容忍耐的性格，又不乏勇于反抗强暴的天性。为了对付铁钱，在一些地区人们用不同数目的铜钱代替实际上的一百文使用。我曾经发现，在一个集镇上人们以七十七文铜钱代表一百文使用，另一个集镇上以八十五文代表一百文：而又一个集镇上则以七十二文代表一百文，第四个集镇仅以六十一文代表一百文使用。实际上，这种看似奇特又令人迷惑的混乱比价很容易解释：当铁钱发行时，这些地方都拒绝接受。地方官府建议将铁钱与铜钱按1：i的比例使用，即每一百文铸币中包含五十文铁钱和五十文铜钱，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拒绝。然后，官府和百姓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争论和交涉，并最终达成了一致的妥协。因为被迫接受铁钱作为货币使用的市镇不仅只有一个，所以妥协的结果也不止一个：一个市镇同意将七十七文铜钱作一百文使用，另一个集镇同意将八十五文作一百文使用，又一个集镇是另一个比价，等等。这种种实际钱数与名义上一百文钱币的比差，很确切地说明了各地百姓不同的反抗和屈从程度。其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使得会计工作变得错综复杂，极其麻烦。例如，如果我在兑换时必须按七十七文铜钱对一百文的比价计算，那么我实际上得到的可能是成百上千的那种宝贝铁钱。在另一方面，人们在购买任何物品时，其价格必须换算成规定的实际钱数与名义上一百文铁钱的对应比价。所以一个人如果想买一百文钱的大米，那么他实际得的可能只是七十七文铜钱所值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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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最近的一次对中国的通货造成巨大危害的行为，是某个皇帝曾下令铸造大型的铜钱，要求按照普通铜钱二十枚对大型铜钱一枚的比例，让大钱参与流通。于是这一做法开始执行。但是，中国人很快就发现，这种大钱每枚的实际价值，最多是每枚普通制钱的四倍。因此，这种钱事实上根本没有在全国流通开来。它只是在京城按照实际价值使用过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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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枚铜钱的价值很小，用它来作为支付手段显然非常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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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子虽然价值昂贵，但使用起来同样也不方便。在此情况之下，中国的各个城市和所有相当规模的村镇开始使用纸币。这些纸币是由一些私人银号或者钱铺(cash shops)发行。不同纸币的发行和流通都具有纯粹的地方特色，一般都不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和认可。按照持有者的要求，这些纸币可以随意兑换成铜钱或者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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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府要求所有准备发行纸币的人，必须具备足够强大的实力，确保纸币的信用安全。如果一旦发生无力兑换的现象而失去信用，业主将被视为同无力偿债的其他破产者一样，受到严厉的惩处。基于此，纸币失信的现象极少发生。从以下事实中，我们可以明白，纸币的发行有相当的必要性：在中国，许多银锭每块几乎重达四斤，价值大约相当于七十块墨西哥银元：铜钱的使用更加不方便，因为仅在北京，一美元几乎可以交换七百文的铜钱，而每枚铜钱的大小相当于半张美元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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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所示的两种纸币中，较大的一张价值约两美元，较小的一张价值约是四十美分。它们上面的图案和文字部分是手写，部分是刻印的。所用的纸张非常粗硬结实。为了防止伪造，每张纸币在发行之前都被铺在一份作为存根的账本上，然后发行者在纸币与其下面空白纸张的连接处打上自己商号或者钱铺的印记，另外再随意地划一些线条，纸币上有一部分，空白纸上也有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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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存根上留下的每张作了记号的页码总数与所发行的纸币数量恰好相等。这种方式虽然非常原始和粗陋，但对于防止伪造假冒纸币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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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883年，在北京出现了一个奇特的金融现象：由于两家实力雄厚的钱铺相继破产而引发了社会上一阵不大不小的恐慌。其导致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其他一些信用良好的钱铺和银号，在人们用银子兑换钱币时，他们宁愿用铜钱支付，而不愿给出自己发行的纸币。他们甚至还许诺，可以高于本金15%的利息，将自己以前发行的纸币赎回。而他们在以前发行纸币的条件是一年之内持有者不得要求兑换硬币。对于这一稀奇古怪的现象，没有人能够作出合理的解释。即使朝廷的户部尚书（主管财政一一译者注）对此也表示无法理解。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整整两年之后，已经不能再容忍它继续发展下去。朝廷经过认真的讨论，认为应当批准地方官府发布一项命令，要求各家钱铺和银号，在人们用银子兑换钱币时，将纸币和铜钱一视同仁，任顾客自由选择。命令就此发出。结果，就像官府以前发布的有关金融方面的多数指令一样，只是一纸空文，根本无人理睬。应当说，只有在中国，才会有人在购买东西时，宁愿以高于自己本票l5%的价格用铜钱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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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银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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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银号遍布全国各地。这些银号可以负责把汇款寄送到国内的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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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皇家的理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帝国版图之内的所有动产与不动产，统统归皇帝一人所有。皇帝是一国之父，是中国大家庭的总家长。生杀予夺，任他取舍，只要他喜欢就行。从这一理论出发，中国政府永远不会，也不可能背负什么内债。因为，一个人怎么可能向自己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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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的紧急情况下国家需要用钱时，各种各样的所谓自愿捐献就被加在臣民身上。对于那些慷慨大方、踊跃捐献的忠臣顺民，朝廷还会赏赐一些名誉称号，以示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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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具体分摊在个人身上的人头税在名义上看来虽然比较轻，但这种税是固定的，不受任何突发因素的干扰。土地税每亩大约征收二十五美分，每年的收入超过150.000.000美元，这是国家所有收入中最丰厚的一项。盐业由政府垄断经营，每年的收入也相当可观。除此之外，还有多如牛毛的其他税种。我们无需进行面面俱到的详细描述，便可得出以下结论：从法律角度来讲，这种税制虽然对任何人都不会形成沉重的负担，但是，税网恢恢，疏而不漏。即使远在天涯海角的人，也不能摆脱皇粮国税的负担，每人都必须为朝廷的存在而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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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让我们准确地判断出朝廷的全部岁入是多少，那根本做不到。朝廷内外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出一个相对精确的估算。岁入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这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没有人回答得了。征税的手段与措施、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分配比例，收税人合法与不合法的提留与侵吞，再加上其他十几种不确定的因素，使得这一问题变得令人颇费脑筋，根本理不出什么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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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还有许多实物形式的税收。比如，大米便是其中的一种。某些省份每年要将出产大米的一大部分运往北京，在那里作为皇粮储藏起来。同时也作为驻扎在北京城及其附近八旗军队军粮的一部分。大运河是一个内陆水系，它的开凿主要是为了方便将大米从南方运往北方。虽然它不及万里长城名闻遐迩，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