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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库空虚，财政竭蹶时，另一位皇帝决定下令铸造铁钱以代替铜钱，这立刻遭到了朝野上下一致的强烈反对。无论以何种比价兑换，人们都不愿接受铁钱。如果把它们作为军饷发下去，士兵们马上就将其全部扔掉。皇帝的那一做法真是愚蠢至极。如果您想弄点这些铁钱作为纪念的话，尽管到北京城外的一些地方去捡拾，要多少有多少。它们一钱不值地被抛在荒郊野外，差不多快变成了古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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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铁钱取代铜钱的政策在帝国内部的某些地区导致了一种奇特现象的产生。我们有必要对它作一叙述。因为这一现象能够充分说明，在中国，事实上民众的意愿是最高权威的法律，它比皇帝的任何旨意都更具有决定性的效力：同时它还表明，中国人既具有宽容忍耐的性格，又不乏勇于反抗强暴的天性。为了对付铁钱，在一些地区人们用不同数目的铜钱代替实际上的一百文使用。我曾经发现，在一个集镇上人们以七十七文铜钱代表一百文使用，另一个集镇上以八十五文代表一百文：而又一个集镇上则以七十二文代表一百文，第四个集镇仅以六十一文代表一百文使用。实际上，这种看似奇特又令人迷惑的混乱比价很容易解释：当铁钱发行时，这些地方都拒绝接受。地方官府建议将铁钱与铜钱按1：i的比例使用，即每一百文铸币中包含五十文铁钱和五十文铜钱，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拒绝。然后，官府和百姓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争论和交涉，并最终达成了一致的妥协。因为被迫接受铁钱作为货币使用的市镇不仅只有一个，所以妥协的结果也不止一个：一个市镇同意将七十七文铜钱作一百文使用，另一个集镇同意将八十五文作一百文使用，又一个集镇是另一个比价，等等。这种种实际钱数与名义上一百文钱币的比差，很确切地说明了各地百姓不同的反抗和屈从程度。其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使得会计工作变得错综复杂，极其麻烦。例如，如果我在兑换时必须按七十七文铜钱对一百文的比价计算，那么我实际上得到的可能是成百上千的那种宝贝铁钱。在另一方面，人们在购买任何物品时，其价格必须换算成规定的实际钱数与名义上一百文铁钱的对应比价。所以一个人如果想买一百文钱的大米，那么他实际得的可能只是七十七文铜钱所值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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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最近的一次对中国的通货造成巨大危害的行为，是某个皇帝曾下令铸造大型的铜钱，要求按照普通铜钱二十枚对大型铜钱一枚的比例，让大钱参与流通。于是这一做法开始执行。但是，中国人很快就发现，这种大钱每枚的实际价值，最多是每枚普通制钱的四倍。因此，这种钱事实上根本没有在全国流通开来。它只是在京城按照实际价值使用过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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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枚铜钱的价值很小，用它来作为支付手段显然非常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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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子虽然价值昂贵，但使用起来同样也不方便。在此情况之下，中国的各个城市和所有相当规模的村镇开始使用纸币。这些纸币是由一些私人银号或者钱铺(cash shops)发行。不同纸币的发行和流通都具有纯粹的地方特色，一般都不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和认可。按照持有者的要求，这些纸币可以随意兑换成铜钱或者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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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府要求所有准备发行纸币的人，必须具备足够强大的实力，确保纸币的信用安全。如果一旦发生无力兑换的现象而失去信用，业主将被视为同无力偿债的其他破产者一样，受到严厉的惩处。基于此，纸币失信的现象极少发生。从以下事实中，我们可以明白，纸币的发行有相当的必要性：在中国，许多银锭每块几乎重达四斤，价值大约相当于七十块墨西哥银元：铜钱的使用更加不方便，因为仅在北京，一美元几乎可以交换七百文的铜钱，而每枚铜钱的大小相当于半张美元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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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所示的两种纸币中，较大的一张价值约两美元，较小的一张价值约是四十美分。它们上面的图案和文字部分是手写，部分是刻印的。所用的纸张非常粗硬结实。为了防止伪造，每张纸币在发行之前都被铺在一份作为存根的账本上，然后发行者在纸币与其下面空白纸张的连接处打上自己商号或者钱铺的印记，另外再随意地划一些线条，纸币上有一部分，空白纸上也有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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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存根上留下的每张作了记号的页码总数与所发行的纸币数量恰好相等。这种方式虽然非常原始和粗陋，但对于防止伪造假冒纸币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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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883年，在北京出现了一个奇特的金融现象：由于两家实力雄厚的钱铺相继破产而引发了社会上一阵不大不小的恐慌。其导致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其他一些信用良好的钱铺和银号，在人们用银子兑换钱币时，他们宁愿用铜钱支付，而不愿给出自己发行的纸币。他们甚至还许诺，可以高于本金15%的利息，将自己以前发行的纸币赎回。而他们在以前发行纸币的条件是一年之内持有者不得要求兑换硬币。对于这一稀奇古怪的现象，没有人能够作出合理的解释。即使朝廷的户部尚书（主管财政一一译者注）对此也表示无法理解。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整整两年之后，已经不能再容忍它继续发展下去。朝廷经过认真的讨论，认为应当批准地方官府发布一项命令，要求各家钱铺和银号，在人们用银子兑换钱币时，将纸币和铜钱一视同仁，任顾客自由选择。命令就此发出。结果，就像官府以前发布的有关金融方面的多数指令一样，只是一纸空文，根本无人理睬。应当说，只有在中国，才会有人在购买东西时，宁愿以高于自己本票l5%的价格用铜钱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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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银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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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银号遍布全国各地。这些银号可以负责把汇款寄送到国内的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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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皇家的理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帝国版图之内的所有动产与不动产，统统归皇帝一人所有。皇帝是一国之父，是中国大家庭的总家长。生杀予夺，任他取舍，只要他喜欢就行。从这一理论出发，中国政府永远不会，也不可能背负什么内债。因为，一个人怎么可能向自己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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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的紧急情况下国家需要用钱时，各种各样的所谓自愿捐献就被加在臣民身上。对于那些慷慨大方、踊跃捐献的忠臣顺民，朝廷还会赏赐一些名誉称号，以示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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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具体分摊在个人身上的人头税在名义上看来虽然比较轻，但这种税是固定的，不受任何突发因素的干扰。土地税每亩大约征收二十五美分，每年的收入超过150.000.000美元，这是国家所有收入中最丰厚的一项。盐业由政府垄断经营，每年的收入也相当可观。除此之外，还有多如牛毛的其他税种。我们无需进行面面俱到的详细描述，便可得出以下结论：从法律角度来讲，这种税制虽然对任何人都不会形成沉重的负担，但是，税网恢恢，疏而不漏。即使远在天涯海角的人，也不能摆脱皇粮国税的负担，每人都必须为朝廷的存在而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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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让我们准确地判断出朝廷的全部岁入是多少，那根本做不到。朝廷内外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出一个相对精确的估算。岁入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这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没有人回答得了。征税的手段与措施、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分配比例，收税人合法与不合法的提留与侵吞，再加上其他十几种不确定的因素，使得这一问题变得令人颇费脑筋，根本理不出什么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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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还有许多实物形式的税收。比如，大米便是其中的一种。某些省份每年要将出产大米的一大部分运往北京，在那里作为皇粮储藏起来。同时也作为驻扎在北京城及其附近八旗军队军粮的一部分。大运河是一个内陆水系，它的开凿主要是为了方便将大米从南方运往北方。虽然它不及万里长城名闻遐迩，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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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却更具实用价值。作为一项耗时费力的巨大工程，大运河于七世纪开始开凿，直到十四世纪才告完工。它北起北京，南达杭州，全长近七百英里。在开凿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一些自然水系。因此，它的全长包括了一些自然河流的长度。现在的大运河年久失修，但它仍然在发挥着作用。每年，大批运粮船队往返于其上。另外，大运河也是一条重要的地方水上交通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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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产丝绸的省份与出产大米的省份一样，向朝廷交纳生丝或者丝绸制品作为完税的一部分。产茶的地区交纳茶叶完税：边远的蒙古地区则提供马匹完税。这些马匹一般供清朝的骑兵使用，当然也还有其他方面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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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税收是以汇票的形式汇寄到北京。但是也有某些省份是以散装的形式把银子运到北京。其装运的方式非常原始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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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时会看到长长的一列车队缓缓驶进北京城，人困马乏，风尘仆仆。每辆车上都插着一面三角形的黄色小旗，那标明车上装载的是皇家的财产：同时，每辆车上还有一名看押的士兵，每辆车看上去都好像装载的是老粗的大圆木。每根“圆木”都嵌着一圈又一圈的铁箍，同时每个“圆木”上还贴着带签名的封条。实际上，每根“圆木”被分为上下两部分，其中间是空的，上下深约几英寸。这一部分空间被很合适地塞满了每块重五十两的银锭后，它们就以上述的方式经过长途跋涉，不辞千里万里之遥，来到北京城后，在国库里安家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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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缺乏一套严密完整的财政金融制度。其现存的一套体制有着严重的缺陷，潜伏着内在的危机。就其政府的税收而言，漏洞百出。对百姓任意敲诈勒索、强取豪夺的徇私舞弊等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任何税收都不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收取，然后全部上交国库．纳税人的负担总是要超出规定的数额。多余的部分全部流进官吏的私囊，皇帝本人是得不到的。朝廷每年都以举办各种公益事业和公共工程的名义向百姓征取各种名目的钱款和财物。如果我们把在其中任何一年为此目的而征取的确切数字，与同一时期真正花费在公益事业和公共工程上的数字做一对比的话，那么前者大于后者的巨大差额一定会使世人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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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清朝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其财政金融制度迫切需要改革。例如，他们不止一次表示，希望建立一套准确严密的货币制度，以保护其自身以及后代的利益不受损害，同时也消除目前普遍存在的徇私舞弊和贪赃枉法的行为。然而，各级地方官员对于这种改革却是众口一词，异口同声地表示坚决的反对。因为改革将可能切断他们无法无天任意敲诈勒索的财路，因而也就危及了他们的切身利益。 l877年，在北京的各国驻华代表联合起草了一份关于这一问题的备忘录，将它提供给清政府的内阁作参考。那份文件以十分认真的态度写成，不但内容翔实，论证充分，而且文字的处理也相当出色。内阁经过传阅和研究之后，非常坦率地认为备忘录的内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并且表示，愿意按照备忘录中的建议，尽快实行一系列的改革。但他们在给我们的答复中又说，按照清朝的惯例，在处理涉及全国上下方方面面各个阶层的问题时，必须征求各级地方官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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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答应，待各级地方官员各自对改革的意见和看法报告上来之后，将如实地转达给起草备忘录的各国领事馆。地方官员们的报告的确按时转给了我们。结果，其内容如出一辙：充满敌意地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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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关注着中国发展的最热心的朋友们，急切地盼望中国在上述问题上能够改弦更张，除旧布新。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样的变革无论对于中国提高国民的素质和生活水平，还是对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都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