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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今天的组织必须比50年前，更重视所有员工的健康和福祉。知识型劳动力素质与技能较低的劳动力素质是不同的，当然，现在知识工作者还是少数，也许永远如此。但知识工作者会迅速成为最大的单一团体。他们已经成为创造财富的主力，每家企业的成败，甚至存亡，将越来越靠这些知识型劳动力的绩效而定。根据统计法则，除了最小的组织之外，任何组织都不可能获得“比较好的人才”。在知识经济和社会中，组织要超越其他竞争者，唯一的方法就是从同样一批人身上，得到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要靠管理知识工作者，得到更高的生产力，意即我们的一句老话：“让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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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传统劳动力有生产力的保障是体制，无论是弗雷德里克·泰勒的“最好方法”、亨利·福特的流水生产线，还是爱德华·戴明的“全面质量管理”，这些体制本身都有知识含量。这些体制之所以具有生产力，是因为它使得每个员工不需要多少知识或技术就能完成工作。其实，在流水生产线上（在戴明的全面质量管理中也是一样），个别员工的技术太强，对其他同事和整个体制反倒是种威胁。然而，在知识型的组织中，让体制有生产力的却是个别员工的生产力。在传统劳动力中，员工为体制服务，但在知识型组织中，体制必须为员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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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有很多知识型的组织，足以证明我们以上所言。一所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杰出的大学，是因为它能吸引，更重要的是培养杰出的教师与学者，进而让他们取得杰出的教学与研究成果。歌剧院的情形也一样，在所有知识型组织中，最具代表性的组织要数交响乐团了，大约要有30种不同的乐器才能构成一个交响乐团，并协调一致地奏出相同的乐谱。一个优秀的交响乐团并不是由一群杰出的演奏家组成，而是由一群具有上佳表现的普通乐手组成。如果一位指挥家想要接手一个沉浮多年的交响乐团，并要扭转乾坤，那么这个新指挥通常不能解雇太多人，顶多只能解雇几位最吊儿郎当或最落伍的乐手，同时，他也不能聘请太多新乐手，他所要做的就是要提高他接手的这个乐团成员的生产力。一个成功的指挥家会跟个别乐手或个别部门密切合作，因为他们的“雇用关系”已成事实，几乎无法改变，但他们“人际关系”的好坏会使结果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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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强调知识工作者生产力的重要性很难，因为知识劳动力有个重要特征，就是知识工作者不是“劳工”，而是资本。而决定资本绩效高低的因素，不是资本的成本，也不是资本投入多少等问题，如果这么简单，苏联早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这里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资本的生产力。苏联经济之所以会崩溃，是因为其资本生产力低得出奇，经常不到市场经济中资本投入的1/3，有时候甚至是负数（就像勃列日涅夫时代在农业上的庞大投资），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没有人注意资本的生产力，没有人把这一点当成自己的责任，也没有人会因此而得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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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私人产业也给我们同样的教训。新兴产业可以靠创新获得并维持领导地位，而在传统产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公司之所以与众不同，几乎都是因为资本的生产力高人一等。在20世纪初期，通用电气靠着科技和产品创新，长期与对手西屋公司以及欧洲的西门子公司竞争。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机电科技快速创新的时代结束后，通用电气转而开始注重资本的生产力，从而取得其明显的领先优势，并一直维持到现在。同样，西尔斯百货公司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整个60年代，曾有过一段风光的岁月，靠的并不是商品或定价，因为在这两方面，西尔斯的对手如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等同行，都做得一样出色。西尔斯公司之所以能够领先于竞争对手，靠的是它可以从一美元中，赚到比其他零售商高出两倍的价值。知识型企业必须同样注重资本生产力，也就是要注重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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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解放经理人，让他们更关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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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派遣公司，尤其是专业雇主组织让经理人得以解放，可以把精力放在业务上，而不是放在与雇用有关的法规和文案工作上。将1/4的时间花在跟雇用相关的文案工作上，的确是在浪费宝贵而稀缺的资源，这种工作会让人厌烦、堕落与腐化，唯一能使大家从中学到的，是更精明的作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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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企业有充分理由去尝试摆脱那些雇用关系中一成不变的烦琐之事，但企业必须注意，无论是在内部把员工管理制度化，还是将这个责任外包，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伤害或破坏业已建立的人际关系。文案工作减少的主要好处之一，应该是让我们更有时间来处理人际关系。在这里，管理者必须学习那些优秀的大学系主任或成功的交响乐团指挥，发掘人员的潜力，并花时间培养他们。想要建立一个优秀的大学院系，你就得花时间和有前途的年轻博士后及助理教授在一起工作，直到他们在工作中有出色表现为止；想让交响乐团变成世界级的乐团，就需要重复演练同一部交响曲中的同一乐章，直到第一单簧管手的演奏符合指挥要求的水准为止；产业实验室的研究主管要成功，道理也在于此。这就是知识型企业要获得领先优势的唯一方法，即管理者必须花时间跟有前途的知识专才在一起工作，了解他们，也让他们了解你；同时还要培养他们，倾听他们，质疑和鼓励他们。这些人在法律上可能不再是组织的员工，但却仍是组织的资源和资本，也是组织绩效好坏的关键。雇用关系可以制度化，也的确应该制度化，这表明雇用关系可以独立操作，也的确应该独立操作，但这一切使得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变得更为突出。如果将雇用关系外包，那么管理者就必须跟外包公司的管理者密切合作，处理好知识员工的职业发展、激励、满意度和生产力这一系列问题，因为知识员工的生产力会决定组织的生产力和绩效，或许，这就是从前面提及的英国石油公司旗下阿莫科公司的故事中得到的主要启示（虽然没有直接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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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年前，一场工业革命造就了今天永久性的大型组织，棉纺厂和铁路是这些组织的先驱，这些组织虽然史无前例，却仍跟过去一样，是以体力劳动工作为基础的，无论这种体力劳动是农耕、生产制造、手工兑现支票还是人寿保险索赔登记工作。直到五六十年前，即使在最先进的发达国家，绝大多数的工作还都是体力工作。现在，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出现了，并成为知识社会与知识经济的“资本”，这是一项重大的变化，可以跟工业革命造成的变化等量齐观，甚至可能造成更重大的影响。要应付这种情势，光靠一些新方案和新做法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新标准、新价值观、新目标和新政策。可以想象，这些东西需要很多年才能完备。虽然如此，现在还是有很多知识型组织成功的例子，这些例子足以让我们知道，知识型组织的员工管理有什么基本假设需要遵循。这个基本假设就是，雇员也许是我们最大的负债，但人却是我们最大的机会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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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第9章 金融服务：不创新就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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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在过去40年间喜获新生，重新恢复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它的成功就像硅谷一样，令人啧啧称羡。今天的伦敦，力量和重要性可能不如从滑铁卢战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00年，然而，伦敦金融区如今却靠着它的银行同业往来市场，成为世界银行体系的“中央银行”。它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市场，虽然许多中期融资贷款，例如购并融资所需的“临时贷款”有可能是在美国募集的，但是，其复杂的交易结构经常都是在伦敦拟定的，即使是在证券承销之类的长期融资方面，伦敦的地位也仅次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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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1960年，没有人能预见到伦敦会卷土重来，50年的日渐式微，伦敦的地位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甚至连伦敦金融业内的许多人也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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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之所以能够起死回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由于美国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所致，这两件大事都是在肯尼迪总统当政时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时，俄罗斯国家银行担心自己在美国的账户遭到冻结，就将自己的外汇储备转到了伦敦。但是俄国人希望以美元的形式持有这些外汇，于是“欧洲美元”（Eurodollar）就这样诞生了。欧洲美元是一种跨国货币，形式是美元，但在伦敦储存。不久后，美国政府又愚蠢地对外国人起征储蓄利息惩罚税，这一举措摧毁了当时蓬勃发展的纽约外国债券市场，这个市场撤离了美国，从而催生了欧洲债券（Eurobond），这些债券大都以美元表示，但在伦敦储存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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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大事件只是创造了一个机会，而伦敦的银行家们，尤其是沃伯格银行则抓住了这个机会。沃伯格银行虽然是在20世纪30年代才由两位德国难民创立起来的，但它在1959年就开始参与各种购并案的融资活动，同时，它将企业融资业务带到了伦敦。而在过去75年里，这种企业融资业务一直都是美国人的专长（是由J.P.摩根在19世纪80年代开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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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伦敦之所以能够浴火重生，恢复金融中心的地位，关键是因为它恢复了自己在19世纪曾有的类似地位，成为世界各国金融机构的总部。19世纪的伦敦金融区曾是早年德国移民内森·罗特席尔德的杰作，他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发明了资本市场，通过在伦敦的债券承销和发行，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融通了欧洲各国和新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政府所需要的资金。很快，许多移民效仿他的做法，包括德国的施罗德、挪威的汉布斯、法国的拉扎德和美国的摩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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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来的人通常会成立英国公司，很多人也因此变成了英国人，他们和英国一些历史悠久的本土“商人银行”（例如由德国移民后裔于1770年创立的霸菱银行）合力在伦敦打造了真正的全球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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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这些移民的，不光是因为英国曾是19世纪最大的贸易国，更是由于伦敦很快就成为世界最先进的金融知识中心（正如沃尔特·白哲特在他1873年写成的巨著《伦巴第街》中指出的那样）。这应归功于内森·罗特席尔德的发明和他留下来的宝贵遗产。罗特席尔德家族的五兄弟各自镇守在欧洲不同的金融中心，五个人中，内森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兄弟几个协同一致密切合作，形成了早期的“企业内部互联网”，而其著名的信鸽就是那个时代的“电子邮件”，即使世事变幻无常，伦敦金融区仍是全球企业、金融与经济事务的知识中心，也正是这种超越国界的知识中心地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再度吸引全世界的“金融移民”来到伦敦。虽然从法律上而言，这些位于伦敦的金融公司是美国、瑞士、荷兰或德国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但在经济实务上，这些子公司通常是独立的，而且基本上拥有自主权，也就是所谓的“总部”。你在华尔街经常可以听到一种说法，无论是高盛还是花旗银行的纽约总公司，基本上都只专注于美国国内的业务，而公司的国际业务则主要由伦敦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