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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企业有充分理由去尝试摆脱那些雇用关系中一成不变的烦琐之事，但企业必须注意，无论是在内部把员工管理制度化，还是将这个责任外包，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伤害或破坏业已建立的人际关系。文案工作减少的主要好处之一，应该是让我们更有时间来处理人际关系。在这里，管理者必须学习那些优秀的大学系主任或成功的交响乐团指挥，发掘人员的潜力，并花时间培养他们。想要建立一个优秀的大学院系，你就得花时间和有前途的年轻博士后及助理教授在一起工作，直到他们在工作中有出色表现为止；想让交响乐团变成世界级的乐团，就需要重复演练同一部交响曲中的同一乐章，直到第一单簧管手的演奏符合指挥要求的水准为止；产业实验室的研究主管要成功，道理也在于此。这就是知识型企业要获得领先优势的唯一方法，即管理者必须花时间跟有前途的知识专才在一起工作，了解他们，也让他们了解你；同时还要培养他们，倾听他们，质疑和鼓励他们。这些人在法律上可能不再是组织的员工，但却仍是组织的资源和资本，也是组织绩效好坏的关键。雇用关系可以制度化，也的确应该制度化，这表明雇用关系可以独立操作，也的确应该独立操作，但这一切使得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变得更为突出。如果将雇用关系外包，那么管理者就必须跟外包公司的管理者密切合作，处理好知识员工的职业发展、激励、满意度和生产力这一系列问题，因为知识员工的生产力会决定组织的生产力和绩效，或许，这就是从前面提及的英国石油公司旗下阿莫科公司的故事中得到的主要启示（虽然没有直接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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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年前，一场工业革命造就了今天永久性的大型组织，棉纺厂和铁路是这些组织的先驱，这些组织虽然史无前例，却仍跟过去一样，是以体力劳动工作为基础的，无论这种体力劳动是农耕、生产制造、手工兑现支票还是人寿保险索赔登记工作。直到五六十年前，即使在最先进的发达国家，绝大多数的工作还都是体力工作。现在，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出现了，并成为知识社会与知识经济的“资本”，这是一项重大的变化，可以跟工业革命造成的变化等量齐观，甚至可能造成更重大的影响。要应付这种情势，光靠一些新方案和新做法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新标准、新价值观、新目标和新政策。可以想象，这些东西需要很多年才能完备。虽然如此，现在还是有很多知识型组织成功的例子，这些例子足以让我们知道，知识型组织的员工管理有什么基本假设需要遵循。这个基本假设就是，雇员也许是我们最大的负债，但人却是我们最大的机会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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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第9章 金融服务：不创新就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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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在过去40年间喜获新生，重新恢复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它的成功就像硅谷一样，令人啧啧称羡。今天的伦敦，力量和重要性可能不如从滑铁卢战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00年，然而，伦敦金融区如今却靠着它的银行同业往来市场，成为世界银行体系的“中央银行”。它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市场，虽然许多中期融资贷款，例如购并融资所需的“临时贷款”有可能是在美国募集的，但是，其复杂的交易结构经常都是在伦敦拟定的，即使是在证券承销之类的长期融资方面，伦敦的地位也仅次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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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1960年，没有人能预见到伦敦会卷土重来，50年的日渐式微，伦敦的地位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甚至连伦敦金融业内的许多人也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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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之所以能够起死回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由于美国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所致，这两件大事都是在肯尼迪总统当政时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时，俄罗斯国家银行担心自己在美国的账户遭到冻结，就将自己的外汇储备转到了伦敦。但是俄国人希望以美元的形式持有这些外汇，于是“欧洲美元”（Eurodollar）就这样诞生了。欧洲美元是一种跨国货币，形式是美元，但在伦敦储存。不久后，美国政府又愚蠢地对外国人起征储蓄利息惩罚税，这一举措摧毁了当时蓬勃发展的纽约外国债券市场，这个市场撤离了美国，从而催生了欧洲债券（Eurobond），这些债券大都以美元表示，但在伦敦储存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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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大事件只是创造了一个机会，而伦敦的银行家们，尤其是沃伯格银行则抓住了这个机会。沃伯格银行虽然是在20世纪30年代才由两位德国难民创立起来的，但它在1959年就开始参与各种购并案的融资活动，同时，它将企业融资业务带到了伦敦。而在过去75年里，这种企业融资业务一直都是美国人的专长（是由J.P.摩根在19世纪80年代开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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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伦敦之所以能够浴火重生，恢复金融中心的地位，关键是因为它恢复了自己在19世纪曾有的类似地位，成为世界各国金融机构的总部。19世纪的伦敦金融区曾是早年德国移民内森·罗特席尔德的杰作，他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发明了资本市场，通过在伦敦的债券承销和发行，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融通了欧洲各国和新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政府所需要的资金。很快，许多移民效仿他的做法，包括德国的施罗德、挪威的汉布斯、法国的拉扎德和美国的摩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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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来的人通常会成立英国公司，很多人也因此变成了英国人，他们和英国一些历史悠久的本土“商人银行”（例如由德国移民后裔于1770年创立的霸菱银行）合力在伦敦打造了真正的全球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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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这些移民的，不光是因为英国曾是19世纪最大的贸易国，更是由于伦敦很快就成为世界最先进的金融知识中心（正如沃尔特·白哲特在他1873年写成的巨著《伦巴第街》中指出的那样）。这应归功于内森·罗特席尔德的发明和他留下来的宝贵遗产。罗特席尔德家族的五兄弟各自镇守在欧洲不同的金融中心，五个人中，内森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兄弟几个协同一致密切合作，形成了早期的“企业内部互联网”，而其著名的信鸽就是那个时代的“电子邮件”，即使世事变幻无常，伦敦金融区仍是全球企业、金融与经济事务的知识中心，也正是这种超越国界的知识中心地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再度吸引全世界的“金融移民”来到伦敦。虽然从法律上而言，这些位于伦敦的金融公司是美国、瑞士、荷兰或德国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但在经济实务上，这些子公司通常是独立的，而且基本上拥有自主权，也就是所谓的“总部”。你在华尔街经常可以听到一种说法，无论是高盛还是花旗银行的纽约总公司，基本上都只专注于美国国内的业务，而公司的国际业务则主要由伦敦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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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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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伦敦的重获新生，只是过去40年金融服务业成功故事里的一个序曲。如今的金融服务其实是一种全新的产业，虽然很多大公司仍沿袭使用19世纪的名称来称呼这个行业，不过，1999年的高盛和1899年、1929年甚至1959年高盛的业务已大不相同了，摩根、美林、第一波士顿、花旗银行、通用金融或欧美其他任何一家大公司都是这样。而这些公司甚至在1950年，都还只是国内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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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从英国来到美国的。当时纽约最大的银行中，只有汉华实业和保证信托两家银行（这两家银行早在多年以前就被收购了）设有负责国外业务的高管人员，可他们甚至还不是真正的副总裁，这两位“助理国际事务副总裁”的唯一工作，就是为美国出口商发放信用证，并为进口商提供外币，除此之外的任何事都要交由在国外的“代理行”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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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当时也有少数金融机构在国外设有机构（如德意志银行以及花旗银行在南美的机构），但这些“分行”主要是用来服务于本国客户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后来花旗银行旗下南美最大分行的行长告诉我：“我们的首要工作就是为美国企业服务，就像美国运通为美国旅游者服务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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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这些公司全都已经全球化了。它们跨越国界，无所不在，在全球所有主要的商业城市都可以看到这些公司的踪影，它们本身就是总部。它们如今的任务不再是为其母公司的国内顾客服务，而是各自在其所处国家里，成为当地国内和国际业务的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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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务本身也同样出现了根本的变化。这些金融服务机构和20世纪50年代典型的金融业已经不同了，它们既不是商业银行，也不是投资银行；不是商人银行，也不是证券经纪公司。虽然有些金融机构仍然提供传统服务，但是很少还在努力推广这些业务。事实上，今天这些机构所提供的主要金融服务产品在不久以前还根本不存在，例如合并、购并与公司解散案的管理和融资——不论它是友善收购还是敌意收购，还有全球的设备融资租赁、制造业与商业公司全球扩张融资等。世界贸易与投资创造了庞大的外汇业务，而过去没有任何业务与这种业务有丝毫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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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伦敦的复兴，新兴的金融服务诞生了。70年代以后，这种新金融服务业被推广到世界各地。不过，这个行业虽然大体而言非常成功，但若想在21世纪保持这种繁荣势头，就必须再度创新。推动新金融业成长的产品，是欧洲美元和欧洲债券，现在这些产品不能再维持新金融服务业的继续成长了，这些40年前的创新产品，现在已经变成“大陆货”了。这意味着，即使它们不是毫无利润，利润也会越来越薄，而且每一笔交易似乎都有很多人来竞争。夺得交易的公司虽然可能会赚很多钱，但是费用也会很高，当然，对于其他公司而言，就只有费用而已。因此越来越多的大公司收入——无论是美国、德国、荷兰还是瑞士的公司——不再源自为顾客提供服务所收取的费用，而是源自公司的自营交易，也就是用自己的资金操作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外汇与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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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家金融服务公司都必须做些自营交易，管理公司自身的资金已经变成每个公司的例行公事，目的是尽量降低风险，也就是弥补公司资产与到期债务之间的缺口。除此之外，公司从自营交易中可以赚到一些应有利润，风险也很小，因为可以利用公司所掌握的市场知识。但是，若公司把自营交易变成公司主要营业活动，这种操作就不再是“交易”，而变成了“赌博”，不管赌客多么聪明，概率法则不仅会让赌客把赢来的钱全部输回去，还会输掉很多其他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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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金融机构已经发生这种情况了，现在几乎每家大公司都在申报庞大的“交易损失”。损失有时大得造成公司倒闭，这种事情已经屡见不鲜。霸菱银行就是个例子，霸菱银行曾是最古老、最受尊敬的伦敦私人银行，而如今，它已成为荷兰某金融集团的一部分。同样的交易损失也迫使纽约银行家信托公司把自己卖给了德意志银行，而在不久前，纽约银行家信托公司还是最受尊敬的国际银行之一。很多日本金融巨擘在庞大的交易损失后（例如，铜商品投机发生惊人亏损的住友商社）之所以还能生存下来，完全是靠日本政府和企业联手救助，但即使是这种联手救助，有时也还是无力回天，日本四大证券商之一的山一证券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