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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66年，法国的“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在征服了英国后，把封建主义带到了英国，西方从此彻底多元化了。每个团体都在不断地争取更多的自主权和权力，也就是从政治和社会上控制领地里的每一个人，控制领地成员取得特权的通道，推行自己的司法制度，拥有自己的作战部队与铸币权等。到公元1200年，这些“特殊利益团体”除了夺取中央政权外，几乎掌控一切，每个团体只追求自己的目标，只关心如何聚敛自己的财富和扩大自己的力量，没有人关心共同利益，已经完全丧失制定社会政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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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宗教界开始了反多元化的活动。起初的力量很薄弱，在法国里昂的两次理事会中，罗马教皇都设法重新夺回对主教与修道院的控制权。最后于16世纪中叶在英国的特伦特会议中，教皇终于取得了控制权，但这时的教皇和天主教会已经将英格兰和北欧拱手让给了新教。世俗社会的反多元化活动比宗教界晚了将近100年。公元1350年，威尔士人发明的长弓经英国人完善后，摧毁了骑士在战场上的优势。几年后，中国人用来制作爆竹的火药被用到军事上并制成了大炮，彻底摧毁了骑士固若金汤的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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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500多年，西方的历史就是民族国家作为最高统治者发展的历史，即民族国家成为社会唯一的权力中心。这个发展过程相当缓慢，因为根深蒂固的“特殊利益团体”的抗拒势力非常强大。直至1648年，在终止欧洲30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才废止了私人军队，民族国家取得唯一拥有军队与作战的权力。多元制度逐步丧失自主权。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前后，民族国家在欧洲已经取得全面胜利，连神职人员都变成公务员，受国家控制，由国家支付薪水，臣服于最高统治者之下，不管这个最高统治者是国王还是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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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例外是美国，多元主义生存下来，这主要应归功于美国独一无二的宗教多元化。不过即使在美国，以宗教为基础的多元主义，也因政教分离的缘故，而被剥夺了权力。在美国，所有以宗教为基础的政党或运动，从来都只能吸引少之又少的政治支持，这点和欧洲大陆有很大的不同，这也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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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中叶，许多社会与政治理论家，包括黑格尔以及英、美自由派政治哲学家，都骄傲地宣称多元主义已经消亡，再也无法卷土重来。然而，就在这个时刻，多元主义重现生机，第一个获得庞大权力与自主权的组织就是新企业。新企业在1860～1870年间兴起时，几乎可以说毫无先例可循。随后迅速出现众多的其他机构，到如今，新机构的数量已经很多，它们包括工会、终生雇用的公务员、医院、大学等，每个机构都要求实质性的自主权和社会控制权，每个机构都像800年前的多元机构一样，是“特殊利益团体”，每个机构都需要，同时也在争取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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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机构关心共同利益。想想大权在握的工会领袖约翰·刘易斯说的话吧，当罗斯福总统请求他取消煤矿工人罢工，以免削弱美国的战争实力时，刘易斯说：“美国总统领薪水，目的就是要照顾国家利益；而我领薪水，目的就是要照顾煤矿工人的利益。”这是很直率的话。今天每一个“特殊利益团体”的领袖都相信这个道理，而且相信其选民付钱给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他们这样做。就像800年前的情形一样，这种新的多元主义已然威胁到所有发达国家政策制定的能力以及社会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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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天的社会多元主义和800年前已有本质的不同。从前的多元机构，例如身穿盔甲的骑士、自由城邦、同业公会或“被豁免的”主教辖区，都是以财产和权力为基础的。而今天自治的组织，包括企业、工会、大学和医院，则是以功能为基础的，这些组织创造绩效的能力源自其专注于单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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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必要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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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如今履行的大部分任务，过去还被认为应由家庭来完成。家庭负责教育家庭成员、照顾老弱病残、为需要工作的成员找到工作。但是，只要粗粗浏览一下19世纪的家信或家族史就可以知道，家庭其实并没有做好以上任何一件事情。这些任务只能由真正自主、独立于社区或国家之外的机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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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千年的挑战，或者说下一世纪的挑战（毕竟我们活不了1000年），是保持这些机构的自主性，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既要保持跨国公司跨越国家主权的自主性，同时还要让国家至少在和平时期恢复政策的一致性。我们希望能做到这一点，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但我们知道，这需要一种比今天的多元主义更没有前例可循的东西：每个机构都愿意且有能力继续专注于自己有限特定的功能，同时又愿意且能够为了共同利益与政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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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发达国家在第二个千年里，留给第三个千年的艰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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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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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第12章 全球化经济与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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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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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35年前，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说法尚未开始流行，大家就普遍预言了民族国家的消亡。其实，200年来，一些最杰出、睿智的人物就预言过民族国家的消亡。首先康德在1795年的论文《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中曾做过这种预测；接着卡尔·马克思在《国家的枯萎》（Withering Away of the State）这篇文章中亦有提及；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罗素在其演说中也有如此表示。最近提及国家消亡的是《主权个人》（The Sovereign Individual）一书的作者，本书的作者之一是《时代》（Times）杂志前任主编、现任英国广播公司副董事长威廉·里斯莫格爵士，另一位作者则是英国全国纳税人联盟理事长戴尔·戴维森。里斯莫格和戴维森主张，除了最低收入人群之外，互联网会让所有人的避税变得极为简单，且毫无风险可言。因此主权国家必然变成多元化，民族国家将因财政枯竭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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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虽然有这么多缺点，却展现出惊人的顺应时代的能力。虽然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因情势变化而消失，但土耳其，同样是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家，如今却成为运作顺畅的民族国家。以前的印度除了在外国殖民统治时期是统一的以外，一直是个分裂的国家，如今也都紧紧结合成民族国家。每个脱离19世纪殖民帝国的国家都自行建国，成为民族国家。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机构能像国家一样，可以从事政治整合，将自己变成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有效成员。因此，民族国家大概会经历经济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信息革命，继续存活下去。但是，民族国家会有很大的改变，尤其是在国内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外经济政策以及对跨国公司的管制方面会有根本的改变。另外，在民族国家发动战争方面，也可能有重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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