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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意仅谈论美国的经济难题，但其实每个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发现类似的问题。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从发达国家转移。仅仅15年前，我们还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成长，要靠发达国家的繁荣来带动。但在过去20年里，发达国家并不特别景气，可是世界贸易和生产却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大部分的成长都出现在新兴发展中国家。其主要原因在于，知识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取代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土地、劳力和资本”三要素。这里所谓的知识，主要是以培训的方式以及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出来的哲学的形式展现出来，它打破了“低工资代表低生产力”的原则。现在通过训练，可以使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人口拥有世界级的生产效率，却支付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这种情形至少还会持续8～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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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的现实需要不同的经济理论和不同的国际经济政策做支持。即使汇率走低能够改善一国的出口，它同时也会削弱这个国家对外投资的能力。如果投资决定贸易，那么较低的汇率会在几年内促使这个国家的出口减少。美国就是这样：美元汇率的下跌，在短期内促使美国产品出口量的增加，但同时也削弱了美国工业对外投资的能力以及创造长期出口市场的能力，结果使得日本在东亚和东南亚等新兴市场的市场占有率远远超过美国，成为这些市场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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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新理论和新政策的需求，也说明了为什么大家突然对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国家发展政策》产生兴趣。《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and World Report）总编詹姆斯·法洛斯以及相关人士正是这个事件的推动者。事实上，在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李斯特所倡导的政策，也就是保护新兴产业，以发展国内企业的说法，既不是他的原创，也不是德国的政策，这完全是美国土生土长的东西，是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于1791年发表的《制造业报告》中发展出来的。25年后，亨利·克莱又发展了这个思想，成为所谓的“美国制度”。李斯特以政治难民的身份在美国避难时，曾担任克莱的秘书，他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学到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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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旧思想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汉密尔顿、克莱和李斯特所注重的都不是贸易，他们既不主张自由贸易，也不主张保护主义，他们把重点放在投资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日本开始的亚洲经济体所遵循的政策，都类似汉密尔顿和克莱为刚刚诞生的美国拟订的政策。今后可能出现的新国际经济政策，一定是既不主张自由贸易，也不主张保护主义的政策，它会以投资，而不是以贸易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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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行销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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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经济中，企业会逐步迫使自己从多国公司转变成跨国公司。传统的多国公司是指在国外拥有子公司的某国公司，这些子公司是母公司的翻版。例如，一家美国制造公司的德国子公司是独立运作的公司，制造的所有东西几乎都在德国销售，在德国购进原材料，而且雇用的人几乎全都是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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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部分从事国际业务的公司，其组织结构仍然是传统的多国公司形式。但是向跨国公司转变的过程已经开始，而且进展迅速。公司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可能是相同的，但其结构已有了根本的差别。在一个跨国公司中，只有一个经济单位，就是全球。销售、服务、公共关系和法律事务属于地区性的，但零件、机器、规划、研究、融资、市场、定价和管理，都是根据全球的观念进行考量的。美国一家最大的工程公司，在比利时安特卫普郊外的某个地方设立了一家工厂，为公司全球的其他43家工厂生产某种重要零件，其他什么都不做。公司把全球的产品研发安排在三个地方，质量管理则安排在四个地方。对这家公司来说，国界基本上已变得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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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不能完全摆脱国家政府的管制，它必须适应这些国家的政府。但对于面向全球市场和技术的公司决策和准则而言，这种适应又往往是一种例外。成功的跨国公司把自己当做独立、无国界的实体，这种自我认知表现在一些几十年前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上：像最高管理层的人选，世界知名的管理顾问公司麦肯锡，其总部虽然设在纽约，却由一位印度人领导；而多年以来唯一跨国经营的大型商业银行，花旗银行的第二号人物是位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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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正设法与这种趋势抗衡，方法就是把美国的法规和法律概念延伸到境外事务上。在几乎是美国独有的反托拉斯法上，它就是这么做的。美国还设法用民事侵权行为、产品责任和腐败等有关的法律来驾驭跨国公司。除此之外，美国还通过对古巴和伊拉克的经济制裁，来对抗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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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虽然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力量，而且在很多年内可能继续维持这个地位，但若想根据美国的道德、法律和经济观念来塑造世界经济，必定会徒劳无功。在全球化经济中，重要的角色可以在一夜之间突然出现，所以不可能有任何主宰一切的经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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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下，我们的确需要一种能为全球化经济所接受的道德、法律和经济规范，因此，发展国际法和超国家组织，用以制定和执行全球化经济法规，乃是一项重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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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全球化经济之后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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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两者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全球化经济和全面战争都是20世纪的产物，用德国“兵圣”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来说，传统战争的战略目标是“摧毁敌人的战斗力量”。战争是针对敌国的军人发动的，理论上不是针对敌国的平民及其财产的，当然其中总有例外。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时，谢尔曼将军就领军进入佐治亚州，目标就是针对平民和他们的财产，而不是残败不堪的南部联邦军队。然而，这次例外也是刻意的，因此至今仍被人牢牢记住。几年后，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期间，俾斯麦就致力于维护法国金融体系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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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20世纪的第一场战争——布尔战争中，规则改变了，战争的目标被重新定义，变成摧毁敌人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意即摧毁敌人的经济。在现代西方历史中，布尔战争也是第一次有系统地针对敌国平民发动的战争。英国人为了摧毁布尔士兵的战斗锐气，把布尔的妇孺赶进历史上首次出现的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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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以前，西方通常遵循的另一个原则是：居住在一个国家的敌国公民，只要不从事政治活动，就不会受到骚扰。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法国拘禁了所有属于敌国的外国人，不过美国、德国和奥地利并没有这样做。在1900年以前，一个国家的敌国公民或敌国公司拥有的财产和所从事的业务都不会受到干扰，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又是英国人带头，这类的财产遭到没收，并由战时政府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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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全面战争的规则已深入人心，大多数人把这种战争视同自然法则。当人们开始使用导弹、卫星和核子武器，就不可能回复到19世纪的信念——军方的首要目标是避免让战火波及平民。在现代战争中，没有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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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摧毁敌人的经济有助于赢得战争，但同时它也妨碍胜利者赢得和平的机会，这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留下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其中一次是1918年以后用了20年的时间，另一次则是1945年以后用了50年的时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采用前所未有的政策，包括马歇尔计划，促成战败国经济的迅速复苏，同时也为战胜国带来50年的经济扩张和繁荣。这些政策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乔治·马歇尔、哈里·杜鲁门总统、狄恩·艾奇逊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等人，都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和平的惨痛损害。引用克劳塞维茨的另一句名言：如果“战争是用其他方式延续政策”的话，那么全面战争必须调整，以适应全球化经济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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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正从多国公司向跨国公司迈进，全面战争理论实际上对一个国家目前的战争实力而言可能是有害的。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最大的军备生产商是菲亚特汽车公司。而和意大利作战的奥匈帝国，其最大的军备生产商则是菲亚特公司在奥地利的全资子公司，是母公司在意大利创业之后一两年中设立的。到1914年，奥地利菲亚特的规模远超过它的母公司，也比母公司先进，因为奥匈帝国的市场规模比较大一些。若想将这家意大利人拥有的子公司变成奥地利军备生产的核心，实际上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一个新的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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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种全资子公司会进行整车的组装和销售，但它也可能只生产刹车部件，然后交给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工厂使用，子公司也会从其他子公司得到它所需的零件和材料。这种跨越国界的整合生产，可以削减大约50%的汽车成本，但是这也使得这些单个子公司没有任何独立生产能力。在很多发达国家，跨越国界的整合生产企业现在占该国工业总产量的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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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假称自己知道如何解决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经济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但我们有先例可循。19世纪最有创意的政治成就是国际红十字会。红十字会于1862年在瑞士公民让·亨利·杜南倡导下成立，在10年内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跨国组织，而且现在仍是最成功的跨国组织。红十字会制定了对待伤患和战俘的规则，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今天我们在对待平民和平民财产方面，可能也需要做同样的努力，这同样需要一个跨国组织，而且就像红十字会那样，能从实质上削减国家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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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业革命初期开始，一直有人主张经济上互相依赖的关系可以压制民族主义分子的热情，第一个说这话的就是康德。1860年时，美国的“温和派”也相信这一点，但萨姆特堡的枪声，揭开了南北战争的序幕，也破灭了他们的信念。奥匈帝国的自由派一直到最后都相信，帝国的经济整合程度极为深入，不可能分裂成好几个国家。戈尔巴乔夫显然也相信这一点。但过去200年来，每一次政治热情及民族国家政治与经济理性相冲突时，政治热情及民族国家总是最后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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