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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以前，西方通常遵循的另一个原则是：居住在一个国家的敌国公民，只要不从事政治活动，就不会受到骚扰。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法国拘禁了所有属于敌国的外国人，不过美国、德国和奥地利并没有这样做。在1900年以前，一个国家的敌国公民或敌国公司拥有的财产和所从事的业务都不会受到干扰，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又是英国人带头，这类的财产遭到没收，并由战时政府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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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全面战争的规则已深入人心，大多数人把这种战争视同自然法则。当人们开始使用导弹、卫星和核子武器，就不可能回复到19世纪的信念——军方的首要目标是避免让战火波及平民。在现代战争中，没有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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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摧毁敌人的经济有助于赢得战争，但同时它也妨碍胜利者赢得和平的机会，这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留下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其中一次是1918年以后用了20年的时间，另一次则是1945年以后用了50年的时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采用前所未有的政策，包括马歇尔计划，促成战败国经济的迅速复苏，同时也为战胜国带来50年的经济扩张和繁荣。这些政策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乔治·马歇尔、哈里·杜鲁门总统、狄恩·艾奇逊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等人，都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和平的惨痛损害。引用克劳塞维茨的另一句名言：如果“战争是用其他方式延续政策”的话，那么全面战争必须调整，以适应全球化经济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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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正从多国公司向跨国公司迈进，全面战争理论实际上对一个国家目前的战争实力而言可能是有害的。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最大的军备生产商是菲亚特汽车公司。而和意大利作战的奥匈帝国，其最大的军备生产商则是菲亚特公司在奥地利的全资子公司，是母公司在意大利创业之后一两年中设立的。到1914年，奥地利菲亚特的规模远超过它的母公司，也比母公司先进，因为奥匈帝国的市场规模比较大一些。若想将这家意大利人拥有的子公司变成奥地利军备生产的核心，实际上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一个新的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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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种全资子公司会进行整车的组装和销售，但它也可能只生产刹车部件，然后交给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工厂使用，子公司也会从其他子公司得到它所需的零件和材料。这种跨越国界的整合生产，可以削减大约50%的汽车成本，但是这也使得这些单个子公司没有任何独立生产能力。在很多发达国家，跨越国界的整合生产企业现在占该国工业总产量的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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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假称自己知道如何解决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经济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但我们有先例可循。19世纪最有创意的政治成就是国际红十字会。红十字会于1862年在瑞士公民让·亨利·杜南倡导下成立，在10年内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跨国组织，而且现在仍是最成功的跨国组织。红十字会制定了对待伤患和战俘的规则，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今天我们在对待平民和平民财产方面，可能也需要做同样的努力，这同样需要一个跨国组织，而且就像红十字会那样，能从实质上削减国家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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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业革命初期开始，一直有人主张经济上互相依赖的关系可以压制民族主义分子的热情，第一个说这话的就是康德。1860年时，美国的“温和派”也相信这一点，但萨姆特堡的枪声，揭开了南北战争的序幕，也破灭了他们的信念。奥匈帝国的自由派一直到最后都相信，帝国的经济整合程度极为深入，不可能分裂成好几个国家。戈尔巴乔夫显然也相信这一点。但过去200年来，每一次政治热情及民族国家政治与经济理性相冲突时，政治热情及民族国家总是最后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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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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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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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第13章 社会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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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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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对日政策，特别是在亚洲经济危机时的对日政策，乃是基于五大假设做出的。这些假设成为大多数美国决策人士、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甚至很多企业管理者深信不疑的信念。但这些看法即使不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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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官僚机构主宰一切的现象被认为是日本特有的现象，日本官僚几乎完全掌控决策权，并通过“行政指导”控制企业与国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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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政府而言，把官僚角色减轻到应有的程度，也就是“专家随时听候使唤，却不高高在上”，应该不是那么难，所需要的只是政治决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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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像日本官僚这样的统治精英，在现代发达社会中是没有必要存在的，在民主制度中也是不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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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本官僚反对“解除管制”，在金融部门中尤为如此。这只不过是贪恋权力的私心所致，会造成严重损害。政府拖延无法避免的改革，只会使情势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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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最后，日本人毕竟是充满智慧的民族，他们跟我们一样，把经济视为优先考虑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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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日本有关的正确假设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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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官僚机构几乎主宰着所有的发达国家。美国和若干人口较少的英语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都是一些例外，而非常规现象。日本官僚比起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法国来说，作威作福的程度低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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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官僚精英的持久力远超过我们愿意承认的地步。虽然丑闻不断，也确实能力不足，他们却设法维持权力达数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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