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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官僚机构几乎主宰着所有的发达国家。美国和若干人口较少的英语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都是一些例外，而非常规现象。日本官僚比起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法国来说，作威作福的程度低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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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官僚精英的持久力远超过我们愿意承认的地步。虽然丑闻不断，也确实能力不足，他们却设法维持权力达数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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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是因为发达国家都相信，他们需要统治官僚，如果没有这些官僚，社会就有解体之虞，唯有美国例外。因此，除非有大家都能接受的替代人选，否则他们会继续依靠旧统治精英。在日本，举目所见，并没有这样的替代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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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本官僚的经验向日本人证明：事缓则圆。过去40年内，日本两次克服重大而且显然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靠的不是“解决”，而是拖延问题，问题拖延到最后自动消失。不过拖延策略这次很可能会失败，因为日本的金融体系摇摇欲坠，又有偿债能力的问题。然而，从日本过去的经验来看，拖延并非不理性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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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事实上，拖延是合乎逻辑的策略，因为对日本的决策人士而言，不管是政客、公务员还是企业高管，首先考虑的是社会，而非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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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空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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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所说的空降，是指高级公务员在大约45～55岁，其公职生涯已升到尽头的时候，就转成大公司的“顾问”。这种事情美国也有，并不是日本独有的现象。这种转换被视为日本官僚的统治、权力和特权最明显的特征，但其实这种事情举世皆然，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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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个人的例子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我父亲是奥地利商业部的行政长官。1923年他退休时，还不到50岁，立刻被任命为一家大银行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的情形并非特例，他的前任和后任，以及在财政部的同事都是如此。直至今日，奥地利重要部门的高级公务员仍然“空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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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日本，“空降”顾问是待遇优厚的闲职，除了每个月领薪水之外，大家通常不期望他们到办公室。相形之下，在大多数的欧洲国家，这些“退休”的公务员却接掌实际工作，就像奥地利公务员成为银行首席执行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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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是聪明还是愚蠢不是本书要探讨的，我想说的是，这种做法是国际惯例。在德国，不能升任部委最高职位的二级公务员，会变成某个行业协会的秘书长，不但待遇优厚，还掌握实权。德国强制规定企业必须加入行业协会，除了最大的企业之外，所有公司都得通过行业协会处理跟政府和工会的关系。如果这个公务员是社会民主党，也会得到类似的工作，比如在行业协会中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或工会秘书长，同样待遇优厚、位高权重。在法国，升到财政督察的公务员，大概在40～45岁之间，会转到行业或金融部门担任高官。法国经济和社会中几乎每个实权职位，都由前任财政督察担任。即使在英国，主要部门的最高级公务员退休后，担任大银行或保险公司的董事长，也一直是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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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是如此，“空降”并不少见，许多高级将领退休后，接掌国防和航空航天公司的高级管理职位。还有更多的国会助理、行政部门的高中级官员以及华盛顿的统治精英群，也像例行公事般“空降”下来，变成待遇优厚的说客，或华盛顿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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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官僚即使在其权力巅峰期，也就是大约1970年时，对企业和经济的控制，仍然不如他欧洲国家的同事。在法国和德国，国家经济的一大部分为政府直接拥有，欧洲最大的汽车生产商大众汽车的1/5股权，由萨克森州拥有，这个州拥有绝对的否决权。直到最近，法国政府还拥有法国多数大型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资产，欧洲大陆的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也一样。相形之下，日本政府除了拥有邮政储蓄银行之外，几乎没有掌控日本经济的任何部分。日本人靠着“行政指导”或游说来达成控制目的，而欧洲人却以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身份，拥有直接决策和干预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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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精英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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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削减日本官僚的权力有多难？毕竟日本官僚的记录已经惨不忍睹，过去25年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得日本官僚体制摇摇欲坠。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日本官僚在挑选未来可以出奇制胜的策略性产业时，愚蠢地选择了巨型计算机产业，又是输得一塌糊涂。因此，今天日本在信息产业和高科技方面，都要远远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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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官僚在20世纪80年代再度受挫，由于一次轻微的经济衰退就被吓得惊慌失措的日本官员，使日本陷入了因过度投机而引起的财政泡沫和日后的金融危机的深渊之中。“行政指导”促使银行、保险公司和企业以高得离谱的价格投入股市和投资不动产，并陷入最严重的问题放贷中。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官僚无法让日本经济重新站稳脚跟，却投入空前巨资（远远超过美国在新政时期投入的资金总额）设法拉抬股价、不动产价格、消费以及资本投资，但毫无效果。1997年，日本官僚根本没有预料到亚洲大陆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亚洲各国经济开始摇摇欲坠之后，官僚甚至仍然督促日本银行和产业加强在亚洲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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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官僚机构的贪污腐败完全暴露出来，连声誉卓著的机构，如日本（中央）银行或财务省都难以避免。官僚宣称的以道德领导的说法不攻自破，甚至连他们最坚强的支持者，也就是那些大企业都开始反对官僚。代表大企业的日本经济组织联合会呼吁政府解除管制，削弱官僚机构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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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更糟的是，政客为了展现对官僚机构的控制力，羞答答地采取一些象征性的小举措，例如对某位掌握大权的人物明升暗降，几星期之后，又让他官复原职。美国人因此声称，其中一定有些不同寻常的“日本特色”的内幕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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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精英都有惊人的持久力，尤其是像日本这种不是靠血统或财力，而是靠功能取得持久显赫权力的官僚，在信用扫地、失掉大众尊敬之后很久，仍能掌握权力。想想法国军队好了，19世纪90年代德雷富斯（Dreyfus）丑闻发生后，军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德雷富斯处以重刑，放逐恶魔岛，最后引起公愤。这群自命不凡的统治精英遭到严重打击，显示出军方腐化、可耻、欺诈的一面，而且还失去了军方用以统治社会而自我标榜的“军人美德”。不过，军方却始终掌握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声誉扫地的法国军队虽然除了愚蠢的大屠杀以外什么都不会做，但是他们仍然大权在握。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普遍实行绥靖主义的时期中，也是如此。即使这样，军方还是有足够的实力。1936年，军方与法国共产党合作，打败了试图把权力转移到文官精英的利昂·布卢姆政府，迫使布卢姆下台。1940年，法国遭到空前的惨败，再度证明军方的极度无能，但军方仍用自己足够的实力迫使维希政府选择声誉极差、老迈无能的马歇尔·贝当元帅为领袖，为他们的傀儡政权赢得了合法性和民众的普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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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精英在维系自己的政权方面具有非凡的能力，这决非日本独有的现象。许多发达国家，尤其是发达的民主国家，都相信自己需要统治精英，如果没有他们，社会和政治就会解体，进而民主制度就会瓦解。只有美国和少数的英语国家并不抱有这种信念。美国社会从19世纪初以来，就没有统治精英。的确，自托克维尔以来，几乎每位对美国进行仔细观察的外国人都指出：美国社会真正独有的特质就是，每个群体都觉得自己即使没受到歧视，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很多人认为，这个特质正是美国最强大的力量所在。但我们不要忘了，美国是例外，日本才是常规现象。除了美国以外多数发达国家都认为，没有统治精英，就不可能有稳定的政治及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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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戴高乐和阿登纳吧，两个人都遭到本国统治精英的排斥。戴高乐受法国军方排挤，而阿登纳则受德国政府排挤。他们虽然都是天才，却始终无法得到晋升并取得权力。戴高乐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升任为将军，而且即使当了将军，也只带领着一支很小的部队。虽然大家普遍认为，阿登纳是德国最高明的政客，也是一位能力非凡的官员，但他从来没被任命为内阁部长，更不要说当总理了。就总理这个位置来看，他的能力显然远胜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任何一位平庸之辈。两个人都为自己遭受精英排斥而愤愤不平，也公然鄙视这群精英。可是战后，当他们赢得权力之后，却立刻造就了新的一批统治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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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戴高乐当上法国总统后，他采取的举措之一就是把支离破碎、相互竞争的官僚团结起来，成为一个由中央控制的团体。同时，他让公务员掌控法国政府和经济部门的所有重要职位，赋予财政督察大权，使得这些新公务员成为当今社会的精英，最后还赋予他们一个新身份，就是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过去40年来，几乎每一位法国社会、政治或企业领导人，都是从这所精英学校毕业的，当然，还包括所有的法国财政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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