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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精英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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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削减日本官僚的权力有多难？毕竟日本官僚的记录已经惨不忍睹，过去25年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得日本官僚体制摇摇欲坠。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日本官僚在挑选未来可以出奇制胜的策略性产业时，愚蠢地选择了巨型计算机产业，又是输得一塌糊涂。因此，今天日本在信息产业和高科技方面，都要远远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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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官僚在20世纪80年代再度受挫，由于一次轻微的经济衰退就被吓得惊慌失措的日本官员，使日本陷入了因过度投机而引起的财政泡沫和日后的金融危机的深渊之中。“行政指导”促使银行、保险公司和企业以高得离谱的价格投入股市和投资不动产，并陷入最严重的问题放贷中。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官僚无法让日本经济重新站稳脚跟，却投入空前巨资（远远超过美国在新政时期投入的资金总额）设法拉抬股价、不动产价格、消费以及资本投资，但毫无效果。1997年，日本官僚根本没有预料到亚洲大陆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亚洲各国经济开始摇摇欲坠之后，官僚甚至仍然督促日本银行和产业加强在亚洲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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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官僚机构的贪污腐败完全暴露出来，连声誉卓著的机构，如日本（中央）银行或财务省都难以避免。官僚宣称的以道德领导的说法不攻自破，甚至连他们最坚强的支持者，也就是那些大企业都开始反对官僚。代表大企业的日本经济组织联合会呼吁政府解除管制，削弱官僚机构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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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更糟的是，政客为了展现对官僚机构的控制力，羞答答地采取一些象征性的小举措，例如对某位掌握大权的人物明升暗降，几星期之后，又让他官复原职。美国人因此声称，其中一定有些不同寻常的“日本特色”的内幕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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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精英都有惊人的持久力，尤其是像日本这种不是靠血统或财力，而是靠功能取得持久显赫权力的官僚，在信用扫地、失掉大众尊敬之后很久，仍能掌握权力。想想法国军队好了，19世纪90年代德雷富斯（Dreyfus）丑闻发生后，军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德雷富斯处以重刑，放逐恶魔岛，最后引起公愤。这群自命不凡的统治精英遭到严重打击，显示出军方腐化、可耻、欺诈的一面，而且还失去了军方用以统治社会而自我标榜的“军人美德”。不过，军方却始终掌握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声誉扫地的法国军队虽然除了愚蠢的大屠杀以外什么都不会做，但是他们仍然大权在握。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普遍实行绥靖主义的时期中，也是如此。即使这样，军方还是有足够的实力。1936年，军方与法国共产党合作，打败了试图把权力转移到文官精英的利昂·布卢姆政府，迫使布卢姆下台。1940年，法国遭到空前的惨败，再度证明军方的极度无能，但军方仍用自己足够的实力迫使维希政府选择声誉极差、老迈无能的马歇尔·贝当元帅为领袖，为他们的傀儡政权赢得了合法性和民众的普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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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精英在维系自己的政权方面具有非凡的能力，这决非日本独有的现象。许多发达国家，尤其是发达的民主国家，都相信自己需要统治精英，如果没有他们，社会和政治就会解体，进而民主制度就会瓦解。只有美国和少数的英语国家并不抱有这种信念。美国社会从19世纪初以来，就没有统治精英。的确，自托克维尔以来，几乎每位对美国进行仔细观察的外国人都指出：美国社会真正独有的特质就是，每个群体都觉得自己即使没受到歧视，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很多人认为，这个特质正是美国最强大的力量所在。但我们不要忘了，美国是例外，日本才是常规现象。除了美国以外多数发达国家都认为，没有统治精英，就不可能有稳定的政治及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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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戴高乐和阿登纳吧，两个人都遭到本国统治精英的排斥。戴高乐受法国军方排挤，而阿登纳则受德国政府排挤。他们虽然都是天才，却始终无法得到晋升并取得权力。戴高乐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升任为将军，而且即使当了将军，也只带领着一支很小的部队。虽然大家普遍认为，阿登纳是德国最高明的政客，也是一位能力非凡的官员，但他从来没被任命为内阁部长，更不要说当总理了。就总理这个位置来看，他的能力显然远胜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任何一位平庸之辈。两个人都为自己遭受精英排斥而愤愤不平，也公然鄙视这群精英。可是战后，当他们赢得权力之后，却立刻造就了新的一批统治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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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戴高乐当上法国总统后，他采取的举措之一就是把支离破碎、相互竞争的官僚团结起来，成为一个由中央控制的团体。同时，他让公务员掌控法国政府和经济部门的所有重要职位，赋予财政督察大权，使得这些新公务员成为当今社会的精英，最后还赋予他们一个新身份，就是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过去40年来，几乎每一位法国社会、政治或企业领导人，都是从这所精英学校毕业的，当然，还包括所有的法国财政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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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阿登纳成为德国总理时，既有的公务员信用扫地，士气低落，又因为向纳粹臣服，因而声名狼藉。于是，阿登纳立刻着手恢复公务员的精英地位。虽然他本人两次被纳粹关进监狱，并遭受外界，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巨大压力，但他仍然保护公务员，使他们免遭清算纳粹余孽的影响，恢复他们的就业保障以及被纳粹剥夺的特权，公务员拥有空前的自由，不受地方政客的干预。阿登纳赋予公务员精英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而且这次不像过去在德国国王，甚至是魏玛共和国时代那样，地位不如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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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和阿登纳都被人斥为不民主，但两个人都宣称：若没有统治精英，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的民主政体就会瓦解。他们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例如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军方虽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而声名扫地，却仍然保留否决权。又因在是否接受魏玛共和国的事情上，内部有严重分歧，公务员的地位在1918年之前都低于军方，势力微弱。然而，在公众舞台上，像企业领导人和专业人士这样的新兴群体，仍被视为暴发户。历史告诉我们，缺乏被大家普遍认可的统治团体，是魏玛共和国解体的重要原因。再举一个例子，意大利的政治瘫痪、社会无序，必然与缺乏统治精英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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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赖以生存的统治精英当然贪恋权力，所有统治阶级都是如此。但精英之所以能继续保有权力，完全是因为举目所见，没有什么可以取而代之的人选。除非有可替代人选，而这显然需要戴高乐和阿登纳这样的人鼎力支持，才可能做到——否则旧有的统治精英会继续掌权，即使声名扫地、功能失常，也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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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日本看不到任何可替代人选。军方曾是历史上的统治精英，却得不到大众支持。（20世纪30年代的军国主义政权基本上是幕府时代的翻版，日本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是由幕府军事独裁者统治的。）大企业如今获得公众的空前尊敬，却不被视为社会统治精英，教授或专业人士组成的团体也是如此。到目前为止，无论官僚机构名声多差，它仍是唯一合乎要求的团体。这就是日本的现实，无论美国的决策者是否喜欢这些事实都无关紧要，事实就是事实。美国对日政策的制定必须基于这样的假设：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日本是否“解除管制”，官僚机构仍将是日本的统治精英，至少是最强有力的统治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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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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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统治精英的行为与其美国同事不同，美国的精英团体是政治人物，包括行政部门任命的官员和国会幕僚（这两种人恰巧是美国独有的，是其他发达国家所没有的）都是如此，日本的统治集团却是行动一致的官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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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定，官僚机构是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他把官僚机构的功能，定义为将其本身的经验加以整理，再转化为行为准则。在当今日本官僚的记忆中，有三次对其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的经历，其中有两次是成功的经历，一次是失败的经历。这些经历也是今天的官僚赖以行动的基础，尤其是在发生重大危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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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成功发生在1945年战后的日本，当政的官僚选择不干预当时日本严重的社会问题，即大量农村人口失业问题。今天，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日本，实际耕作的农民顶多只占劳动力的2%～3%，而1950年时，美国20%的劳动力人口是农民，日本则大约有60%的人口仍仰赖土地为生，辛苦工作只能勉强糊口。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多数日本农民毫无生产力可言。日本官僚成功地抵制了所有压力，拒绝所有呼吁日本政府针对农业问题采取行动的要求。“不错，”官僚坦言，“农业人口过多，数量庞大，且毫无生产力，对经济发展是严重的制约。”他们同时也承认：“不错，日本大多数城市居民赚的钱，只够勉强购买生活必需品，对没有生产力的农民进行补贴就是严惩消费者。”官僚不采取任何行动，即不鼓励农民离开农村，或变得更有生产力（例如改种高粱或大豆等新作物，或放弃种植水稻，改为养鸡或畜牧），因为这样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混乱。官僚机构宣称，唯一该做的事情，就是什么事都不做，这就是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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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日本的农业政策是彻底失败的。从农业方面来看，日本是发达国家中最差的。日本补贴农民的金额和其他发达国家（包括美国）一样多，但是，如今却需要进口比过去更多的食品，总量超过任何主要工业大国。但是若从社会观点来看，这种无为而治确实是一项极为重大的成功。从都市人口吸收农业人口的比率来看，日本都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却丝毫没有引起社会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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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官僚的第二个巨大成功，也是经过仔细研究后的无为而治——不解决零售渠道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流通渠道体系是最落伍、昂贵又没有效率的，类似于18世纪，而不是19世纪的流通体系。该体系由成千上万个“夫妻店”构成，都是狭小、简陋、成本高昂、毛利也极高的杂货店，每家商店的销售额只能勉强让店主一家糊口。经济学家和企业领导人都警告过，除非日本改善流通渠道体系，否则不可能拥有一个健全的现代化经济。然而，日本官僚拒绝采取行动，反而通过很多法规，减缓超级市场和折扣商店等现代零售商的成长速度。官僚承认：“从经济上看，现有的零售体系是沉重的拖累，但这是日本的社会安全网。失业者或55岁退休、只领到几个月退休金的人，总可以在堂兄弟的杂货铺里找到工作，勉强维生。”毕竟日本当时还没有失业保险或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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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后，零售渠道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无论从社会层面还是从经济层面而言，都是如此。夫妻店仍旧存在，但大部分的小店铺，尤其是大城市里的那些店铺，都变成了大型零售连锁商店的加盟店。那些阴暗潮湿的旧式店铺消失了，代之以今天干干净净、灯火通明、实行中央管理和电脑化的商店。日本现在很可能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率、成本最低廉的零售渠道体系，同时如今的夫妻店赚钱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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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官僚的第三次经历，不像前两次，这次彻底失败了，它从反面教导了官僚们无为而治的正确性，因为这次失败可以说是违背了过去官僚们一直沿用的无为而治的策略造成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和就业增长出现了轻微的疲软现象，这在大多数国家里根本不能视为衰退，但是，由于这次的减缓刚好遇上美元对日元固定汇率脱钩，同时美元汇率又快速下跌，使得依赖出口的日本十分恐慌，于是日本官僚在大众压力之下屈服了，变成西方式的积极行动派。官僚们投下了惊人的资金，设法刺激经济，因而种下祸根。当时，政府预算赤字大大激增，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股价疯狂上涨，甚至涨到价格收益比为50
:1甚至更高；都市的房地产价格更是疯狂飙涨；银行游资充斥，又没有实质借贷需求，于是拼命贷款给投机者。这种泡沫当然会破灭，今天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些行为的苦果。银行、保险公司和储蓄银行都因沉溺于股市和不动产严重亏损以及无法收回的问题放贷之中，而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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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的事情只能证明官僚无为而治的信念比采取行动更明智。过去两年中，由于来自华盛顿的某些压力，日本政客和舆论敦促政府，投入巨额资金拉动经济增长，总额超过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却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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