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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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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统治精英的行为与其美国同事不同，美国的精英团体是政治人物，包括行政部门任命的官员和国会幕僚（这两种人恰巧是美国独有的，是其他发达国家所没有的）都是如此，日本的统治集团却是行动一致的官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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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定，官僚机构是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他把官僚机构的功能，定义为将其本身的经验加以整理，再转化为行为准则。在当今日本官僚的记忆中，有三次对其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的经历，其中有两次是成功的经历，一次是失败的经历。这些经历也是今天的官僚赖以行动的基础，尤其是在发生重大危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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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成功发生在1945年战后的日本，当政的官僚选择不干预当时日本严重的社会问题，即大量农村人口失业问题。今天，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日本，实际耕作的农民顶多只占劳动力的2%～3%，而1950年时，美国20%的劳动力人口是农民，日本则大约有60%的人口仍仰赖土地为生，辛苦工作只能勉强糊口。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多数日本农民毫无生产力可言。日本官僚成功地抵制了所有压力，拒绝所有呼吁日本政府针对农业问题采取行动的要求。“不错，”官僚坦言，“农业人口过多，数量庞大，且毫无生产力，对经济发展是严重的制约。”他们同时也承认：“不错，日本大多数城市居民赚的钱，只够勉强购买生活必需品，对没有生产力的农民进行补贴就是严惩消费者。”官僚不采取任何行动，即不鼓励农民离开农村，或变得更有生产力（例如改种高粱或大豆等新作物，或放弃种植水稻，改为养鸡或畜牧），因为这样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混乱。官僚机构宣称，唯一该做的事情，就是什么事都不做，这就是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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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日本的农业政策是彻底失败的。从农业方面来看，日本是发达国家中最差的。日本补贴农民的金额和其他发达国家（包括美国）一样多，但是，如今却需要进口比过去更多的食品，总量超过任何主要工业大国。但是若从社会观点来看，这种无为而治确实是一项极为重大的成功。从都市人口吸收农业人口的比率来看，日本都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却丝毫没有引起社会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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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官僚的第二个巨大成功，也是经过仔细研究后的无为而治——不解决零售渠道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流通渠道体系是最落伍、昂贵又没有效率的，类似于18世纪，而不是19世纪的流通体系。该体系由成千上万个“夫妻店”构成，都是狭小、简陋、成本高昂、毛利也极高的杂货店，每家商店的销售额只能勉强让店主一家糊口。经济学家和企业领导人都警告过，除非日本改善流通渠道体系，否则不可能拥有一个健全的现代化经济。然而，日本官僚拒绝采取行动，反而通过很多法规，减缓超级市场和折扣商店等现代零售商的成长速度。官僚承认：“从经济上看，现有的零售体系是沉重的拖累，但这是日本的社会安全网。失业者或55岁退休、只领到几个月退休金的人，总可以在堂兄弟的杂货铺里找到工作，勉强维生。”毕竟日本当时还没有失业保险或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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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后，零售渠道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无论从社会层面还是从经济层面而言，都是如此。夫妻店仍旧存在，但大部分的小店铺，尤其是大城市里的那些店铺，都变成了大型零售连锁商店的加盟店。那些阴暗潮湿的旧式店铺消失了，代之以今天干干净净、灯火通明、实行中央管理和电脑化的商店。日本现在很可能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率、成本最低廉的零售渠道体系，同时如今的夫妻店赚钱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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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官僚的第三次经历，不像前两次，这次彻底失败了，它从反面教导了官僚们无为而治的正确性，因为这次失败可以说是违背了过去官僚们一直沿用的无为而治的策略造成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和就业增长出现了轻微的疲软现象，这在大多数国家里根本不能视为衰退，但是，由于这次的减缓刚好遇上美元对日元固定汇率脱钩，同时美元汇率又快速下跌，使得依赖出口的日本十分恐慌，于是日本官僚在大众压力之下屈服了，变成西方式的积极行动派。官僚们投下了惊人的资金，设法刺激经济，因而种下祸根。当时，政府预算赤字大大激增，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股价疯狂上涨，甚至涨到价格收益比为50
:1甚至更高；都市的房地产价格更是疯狂飙涨；银行游资充斥，又没有实质借贷需求，于是拼命贷款给投机者。这种泡沫当然会破灭，今天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些行为的苦果。银行、保险公司和储蓄银行都因沉溺于股市和不动产严重亏损以及无法收回的问题放贷之中，而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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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的事情只能证明官僚无为而治的信念比采取行动更明智。过去两年中，由于来自华盛顿的某些压力，日本政客和舆论敦促政府，投入巨额资金拉动经济增长，总额超过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却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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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社会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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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官僚体系目前处理，或者应该说不处理银行体系的方式，被西方人普遍指责为一种政治上的懦弱表现，华盛顿官员的看法尤其如此，包括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一致的看法。但是对东京的统治集团而言，拖延不决似乎是唯一合理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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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人知道日本金融机构因为这次金融泡沫危机亏损了多少钱。现在，除了国内损失以外，还要加上亚洲其他国家经济危机带来的庞大的额外亏损，因为日本银行是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最大的债主，在中国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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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面临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最大的金融危机。根据1997年5月《商业周刊》的估计，日本银行体系最后必须削减大约1万亿美元的国内亏损，这还不包括日本在亚洲其他国家的放贷和投资损失，这个金额甚至超过15年前美国储蓄贷款机构崩溃时大家估计的最高损失金额。更何况，日本的经济规模大约只有美国的一半，这个损失金额占日本所有金融机构资金总和的比率，高达1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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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和棘手的问题是银行危机对社会的威胁，整个金融体系已经被彻底精减了。一直以来，日本都有银行过多的现象，这并不是金融机构过多，而是每家银行的分行数目过多，且冗员充斥。日本和美国的金融专家估计过，每一千笔交易，日本商业银行需要动用的人力，是欧美银行的3～5倍。银行体系因此成为日本雇用员工最多的行业之一，待遇也最为优厚。大多数的冗员都是中年员工，拥有的技术有限，如果被裁员，将很难找到其他工作。日本的失业率已经升到40年来的最高峰，若以官方数字统计，失业率超过4%；而如果采用欧美的失业定义，失业率应该高达7%～8%。而仅仅两年前，官方统计的失业率还不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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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失业威胁更严重的是，日本社会契约制所受到的威胁，特别是对终生雇用制就业保障的威胁。如果银行大量裁员，会对社会契约造成严重冲击。日本人十分严肃地看待危机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从他们极力维护就业机会，就可以看出这一点。1997年，日本第四大证券商山一证券倒闭时，政府采取几乎让人无法想象的手段，允许（实际上可能是竭诚邀请）一家美国金融公司——美林公司接管山一证券的主要分公司，这完全是因为美林承诺，要留用大约1/6的山一员工，大约只有几千人而已。而不过6个星期前，主管证券公司的财务省高级官员还坚称：决不允许外国人经营日本的国内证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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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危机削弱了日本的企业和社会结构，它有可能瓦解日本特有的经济组织“企业联盟”。与西方人共有的信条相反，日本的“企业联盟”由一组围绕着一家大银行形成的众多企业构成，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企业服务，而是担任旗下企业实质上的董事会，因为每家公司自己的董事会都只是内部管理委员会，而“企业联盟”则可以悄悄撤除不胜任的高管，并对旗下公司提议的高管候选人进行审核。最重要的是，“企业联盟”是一种互助团体，它们持有彼此的股份足够多，能让“企业联盟”通过股权，有效地掌控各公司，因而保证旗下每家公司不受外人侵袭和敌意收购。此外，“企业联盟“是终生雇用制的最终保证人。如果旗下某家公司陷入严重困境，必须裁员，那么其他公司会为这些人提供就业机会，这使得加入“企业联盟”的成员公司不仅可以降低成本，同时也维持了对终生雇用制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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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联盟”能够熬过金融危机吗？身为“企业联盟”核心的银行，已经开始出售它所拥有的旗下公司的股份，以便抵消其亏损。更多的“企业联盟”成员公司也跟着出售其他公司的股票，以换取现金，粉饰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但是除了对终生雇用制与工作保障存在威胁以外，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企业联盟”，成为今后日本经济的组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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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因此，日本官僚唯一能够采取的合理方针，可能真的就是无为而治。认为拖延可以减少银行业的问题，很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只能希望拖延策略再度奏效。日本社会的动荡对于美国政治、战略和经济利益构成的威胁远远超过采取行动所能得到的利益，比如，现在迫于华盛顿的压力，东京政府迅速采取解除金融部门管制之类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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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社会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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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了解日本官僚如何思维、工作和行动的最重要的关键，是要了解日本首要的考虑因素是什么。美国人认为，除非国家安全遭到严重威胁，否则政治决策中，经济是第一优先考虑因素；而日本人则认定社会才是优先考虑因素，这绝不仅仅是官僚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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