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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知识作为一个重要资源的出现，意味着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但知识工作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却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只要能始终留在同一个知识领域里，他们并不在乎从一所大学或一家公司，换到另一所大学或另一家公司，也不在乎从一个国家换到另一个国家。很多人在谈论要恢复知识工作者对雇主的忠诚度，但这样的努力终究还是徒劳无功。知识工作者可能会依附于某个组织，并对此感到很惬意，但他们效忠的主要对象很可能是自己的专业知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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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没有高低之分。在某个特定情况下，知识要么派得上用场，要么就没有用武之地。负责做心脏手术的外科医生，其薪水可能比语言障碍矫正师要高，社会地位也高得多，但是，如果要为中风患者进行康复治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语言障碍矫正师的知识就会远远胜过心脏外科医生。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知识工作者都认为自己不是“下属”，而是“专业人员”，而他们也期望受到如此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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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对任何人来说都一样重要，知识工作者也不例外。但是他们既不认为金钱是最终的衡量标准，也不认为金钱可以替代专业绩效和成就。昔日的工人主要是把工作当成谋生的方式，而今天大多数的知识工作者却认为，工作是一种生活方式，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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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永远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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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是第一个可以让人毫无限制地向上发展的社会。知识和其他生产工具最大的不同，就是不能继承或遗留给后代，要获得知识，每个人都必须从头学起，每个人生来都是同样的无知。在这一点上，人人生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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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必须整理成某种形式才能教授，这表明知识必须向大众开放，成为普遍都能获取的东西，即使现在还不是如此，也很快就能做到。这让知识社会变成高度流动的社会，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格式化的学习过程，在学校学习各种知识，而不是通过给师傅当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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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时，甚至可能到1900年时，人类社会几乎都还不具有什么流动性。以印度的世袭种姓制度为例，在该体制下，出身不但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决定这个人的职业。这固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他社会也好不到哪里去，例如，在大多数社会中，如果父亲是农民，儿子通常也是农民，女儿则会嫁给农民。大体而言，唯一的流动是向下流动，原因不外乎战争、疾病、个人的不幸或诸如酗酒、赌博之类的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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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美国，这个机会无限的国度，向上流动的机会也远比一般人想象得要少得多。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大部分的专业人士和管理者，仍是专业人士和管理者的后代，而不是农民、小店主或工厂工人的后代。当时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之所以不同，不在于美国向上流动的机会多，而在于美国社会很欢迎、鼓励和珍惜任何向上流动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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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则更加肯定这种向上流动性：它将任何妨碍上进的东西，都视为一种歧视。这意味着社会现在希望每个人都变成“成功人士”，这在过去是一种十分可笑的观念。自然，只有少数人可以特别成功，但大部分的人也渴望一定程度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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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braith）在其著作里第一次谈到“富裕社会”，这是个并非有更多富人，也不是富者更富，而是让大多数人能在财务上感到安全的社会。在知识社会里，很多人，甚至可能是大部分人，都有一些比财务安全感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社会地位或“社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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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成功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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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知识社会的向上发展的代价高昂，疯狂的竞争会造成心理压力和情绪创伤。只要有赢家，就一定会有输家，这样的情形在过去的社会是看不到的。没有土地的佃农的儿子也成为没有土地的佃农，这不算失败。然而在知识社会里，这样的人不仅对个人而言是个失败者，在社会上也是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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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青少年严重睡眠不足，因为他们晚上要上补习班进行填鸭式的学习，以便通过大大小小的考试，否则就考不上理想的大学，更无法得到一份好工作。这种压力使学生对学习反感，更威胁到日本引以为傲的经济平等，可能让日本变成富豪统治的国度，因为只有富裕的父母才负担得起昂贵的教育费用，培养子女进入大学。其他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法国，如今也允许学校变成激烈竞争的场所，仅仅在短短的三四十年内就发生了这种事情，这表明在知识社会中，人们有多么害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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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竞争如此激烈，越来越多极为成功的男女知识工作者，包括企业管理者、大学教师、博物馆馆长和医生等，到40多岁就已经陷入了停滞的状态中。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达到事业生涯的巅峰，如果工作是他们的一切，他们就有麻烦了。因此知识工作者需要发展，最好趁还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过另一种非竞争性的生活，并拥有属于自己的社区，应该发展其他的一些兴趣，不论是在社区当志愿者，还是在当地交响乐团中演奏，或是积极参与地方政府中的公共事务，这是他们创造个人成就和做出个人贡献的重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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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制造业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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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最后几年，美国经济进入了最繁荣的时期，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也相当繁荣。当时，汽车产量创下了新高。而与此同时，钢铁工业最大宗的产品，即用来生产汽车车身的热轧钢卷的全球价格，却从每吨460美元，暴跌至每吨260美元，这种例子可以说是如今整个制造业的缩影。1960～1999年间，制造业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总就业比率几乎都下降了一半，大约只剩下15%，而在这40年的时间里，制造业实际的生产量却增加了两三倍。1960年时，制造业是美国经济的中心，也是所有其他发达国家经济的中心；而到了2000年，作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贡献者的制造业被金融业轻易地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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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40年里，制造业产品的“相对购买力”（即经济学家所说的“贸易”）下降了3/4，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制造业产品的实际价格下降了40%；而与此相比，医疗和教育这两种主要的知识产品，实际价格却大约上升了3倍之多，几乎与通货膨胀的速度一样快。因此，在2000年要购买这两种主要的知识产品，必须付出高于40年前制造业产品价格5倍的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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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工人的购买力也下降了，只是其降幅远远低于制造业产品价格的降幅。不过由于制造业工人的生产力急剧上升，使得工人的实际收入还是有保障的。40年前，制造业的人工成本大约占制造业总成本的30%，而现在，成本普遍都降到了12%～15%。即使在劳动力最密集的汽车工业里，在科技最先进的工厂中，人工成本也不超过20%。制造业工人，尤其是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已经不再是消费市场的主力。然而就在美国制造业产量相对停滞、就业机会大幅下降之时，全美消费品销售总额却几乎丝毫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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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制造业产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使其生产力急剧上升的因素是新概念的出现。但和80年前问世的大规模生产线相比，信息和自动化所产生的作用要逊色得多。最引人瞩目的例子就是丰田汽车的“精细生产”，他们放弃了机器人、电脑和自动化，用五六支从超级市场买来的吹风机代替自动化和电脑控制的喷漆烘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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