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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今天，贫富差距加大以及诸如微软比尔·盖茨之类的“超级富豪”的出现，让很多人感到惊恐不安。事实上，贫富差距莫名其妙地突然加大和“超级富豪”的出现，在两次工业革命中也同样出现过。如果我们将那个时代和那个国家的平均收入和财富，与今天美国的平均收入和财富相比的话，就会发现当年的超级富豪远远比盖茨更加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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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如此之多，也足以让我们相信：和工业革命的早期一样，信息革命对未来社会的真正影响还要拭目以待。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的数10年，是人类自16世纪以来，在新机构和新理论的创建上最具创新性，也是最多产的时期。第一次工业革命把工厂变成了核心生产组织和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工厂工人逐渐成为继1 000多年前身穿盔甲的骑士出现以来，社会上首度出现的新阶级。1810年后，罗特席尔德家族崛起并成为世界主要的金融力量，它不仅是第一家投资银行，也是继15世纪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和梅迪奇家族（Medici）以后的首家跨国公司。第一次工业革命还带来了包括知识产权、商行、有限责任、同业工会、合作社、科技大学和日报等很多其他产物。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创造了现代公务员和现代公司、商业银行、商学院以及妇女可以在家庭之外从事的第一份非仆役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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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工业革命也孕育了新的理论和新的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就是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回应；俾斯麦的福利国家、英国的基督徒社会主义和费边主义以及美国对企业的管制等，这些塑造20世纪民主制度的政治理论，都是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回应；而1881年泰勒的“科学管理”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力飞速增长，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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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伟大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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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信息革命之后，我们再一次目睹了新机构和新理论的诞生，也就是诸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倡议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等新经济区域的出现。它们既不是传统的自由贸易，也不是传统的保护主义产物。它们都在尝试在传统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之间，以及在民族国家经济主权和超越国家的经济决策权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同样地，如今主宰世界金融的花旗集团、高盛公司或荷兰ING霸菱银行其实也没有什么先例。这些公司已经不是从前的多国公司，而是真正的跨国公司。它们经手的资金，几乎完全不受任何国家的政府或中央银行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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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大家对研究熊彼特的经济理论越来越感兴趣：包括“经济唯一稳定的状态是‘动态不均衡’”；“创新者从事的‘创造性破坏’是经济驱动力”；以及“新科技即使不是经济变化的唯一动力，也是经济变化的主要动力”。而相比早期的经济理论，将均衡视为经济健康的基础，而货币与财政政策才是现代经济和科技的外在动力，显然，熊彼特的理论与早期基于均衡观点的经济理论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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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一切都表明，最重大的变化还没有出现，2030年的社会与今天的社会一定大不相同，与当今最受欢迎的未来学家所预测的样子也相去甚远。它不会被信息技术所支配或塑造。当然，信息技术非常重要，但它只是众多重要新科技的一种。和过去各时期的社会一样，下一个社会的主要特征将是新机构、新理论、新意识形态和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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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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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预先以杂志文章或专访的形式，把即将出版的书籍中的部分章节发表出来。这样一来，我的文章总能得到杂志编辑以及栏目采访人的专业编辑。这种高品质和富有见地的“反馈”，是我用其他方式得不到的。只是这样，会留下一个小小的缺憾：就是每篇文章的数字和资料，都是杂志发表前当年的统计数据，而不是本书出版时的最新统计数据。但是，要更新这些数据又会带来很多困扰，而这些数据所要说明的问题趋势并没有改变。因此，如我序中所言，我和出版商都认为不必更新这些数字和资料，而是在书籍出版时，于各章后都注明文章第一次发表的年份。这样，读者也有机会来检验我对情势发展的判断是否准确。所以，我和出版商都决定对书中的内容不做任何修改，只是更正排版上的某些拼写错误；另外，改变了某些章名，主要是将从前杂志社编辑选择的章名，改回我原定的章名，除此以外，每一章都完好地保留着我最先写好时的原貌。读者在本书中，特别是在第四部分中，可以看到我最新的数据是来自2000年和2001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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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超过1/5的内容最先刊登在《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上，即：第4章“电子商务是最重大的挑战”，刊载于2000年《经济学人》杂志年鉴上；第9章“金融服务：不创新就灭亡”，刊载于1999年的《经济学人》杂志中；本书的最后一部分，第15章“下一个社会”，则刊载于2001年秋末的《经济学人》调查报告中。有四章曾以专访的形式发表：第2章“互联网引爆的世界”，刊载于2001年的《红鲱鱼杂志》（Red Herring）；第5章“新经济还未出现”，刊载于2000年的Business 2.0杂志；第7章“创业者与创新”，刊载于Inc.杂志；第10章“超越资本主义”刊载于1998年的《新观察季刊》（New Perspectives）。另外第12章“全球化经济与民族国家”和第13章“社会优先”，分别刊载于1997年和1998年的《外交》（Foreign Affairs）；还有第6章“新千年的首席执行官”，刊载于《观点》（Viewpoint）杂志；第3章“从电脑普及到信息普及”，发表于1998年的《福布斯ASAP杂志》（Forbes/ASAP）；第14章“城市的文明进程”，发表在《企业领导与非营利领导》（Leader to Leader）一书中；第11章“伟大机构的崛起”，在1999年《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上刊载；第8章“他们是人，不是雇员”，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刊出。我想在此表达对这些杂志的编辑以及对这四位专栏采访人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们对文章提出的问题、批评、指正以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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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由衷感谢为我长期出版书籍的Truman Talley Books的杜鲁门·塔利先生。本书能够出版，完全要归功于他的鼎力支持。正是在他的指引和建议下，我选择了本书的题目并定下了本书最终的结构。在此，我和我的读者都对他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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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边耳熟能详的人物，无论是第五项修炼的倡导者彼得·圣吉、市场营销之父菲利普·科特勒、领导力大师约翰·科特，还是英特尔公司总裁安迪·格鲁夫、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通用电气公司CEO杰克·韦尔奇……他们在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方面都受到了彼得·德鲁克的启发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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