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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人事管理方式几乎都还基于这样的假设：为企业工作的所有员工仍是由企业雇用的全职员工，直到他们被开除、离职、退休或死亡为止。可是如今在很多组织中，高达2/5的工作人员并非组织的员工，也不从事全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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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力资源经理仍然假设最理想、最便宜的员工是那些年轻员工，在美国尤其如此，那些年纪较大的员工，尤其是年纪较大的经理人和专业人士，都被迫提早退休，让位给那些较年轻的人，因为大家相信这些人的成本较低，或拥有更新的技术。这种人力资源政策的结果并不理想。一般而言，只要经过两年，新招聘的较年轻员工的平均工资水平，通常也会升至“老人”被赶走前一样的薪资水平。领取薪水的员工数目增加的速度，看起来至少与产量或销售量增加的速度同步，这表示，新雇员工的生产力并未超过老员工。在某些情况下，人口结构将会使目前的人力资源政策不攻自破，并付出高昂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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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政策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管理起所有为企业工作的员工，无论这些员工是否由企业雇用。毕竟，他们每个人的绩效对公司都很重要。不过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就这个问题提出令人满意的解决之道。第二，企业必须吸引、维系并激发已届正式退休年龄、成为企业的独立外部承包人或者不能成为全职员工的人员，使他们能发挥生产力。例如，对于那些拥有很高技术、受过高等教育、年龄较大的人员或许不必让他们退休，而是为他们提供另一种选择，来延续双方的关系，把他们变成长期的“企业内部的外围人员”，保留他们的技术和知识为企业所用，另一方面，让他们拥有其希望拥有的弹性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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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其实已有先例可循，但它不是出自企业界，而是出自学术界。学术界有所谓的名誉教授，他们已经退休也不再支领薪水，但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教学，也只拿教学工作的薪水。很多名誉教授已经完全退休，但其中可能有高达一半的人，继续以兼职的方式教学，也有很多人继续做专职的研究。企业界的高级专业人士也可以适用类似的安排。美国某家大公司正在尝试为法律和税务部门、研发部门以及幕僚部门年纪较大的高阶人员，安排这类做法，但是对销售、制造等运营部门的人员，则可能需要不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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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外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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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令人吃惊的是，有调查报告说，信息革命让管理层变得比以前更孤陋寡闻了。如今的管理层拥有更多的数据，但是，大多数信息是由信息技术部门提供的，都是很容易获取的公司内部信息。正如这篇调查报告显示的，今天影响一个机构的最重要的变化，可能是外界的变化，但现有的公司信息系统通常对这类变化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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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从前和外界有关的信息很少以电脑信息形式呈现出来。这些信息未经过编码，通常也没有量化，这也是为什么信息技术人员及其所服务的公司管理者通常会鄙视与外界有关的信息，轻蔑地将其称为“趣闻”的原因。此外，有太多管理者都误以为他们认识了一辈子的那个社会，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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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外界信息已经可以从互联网上获得，尽管这些信息仍旧杂乱无章，但管理层现在可以自问：“我需要什么外界信息？”并以此作为起点，研发出能收集外界相关信息的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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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变革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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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继续生存和成功，每个组织都必须成为变革的领导者。要成功地引领变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创造变化。经验表明，把创新移植到传统企业中是行不通的，企业自身要成为变革的领导者：必须有组织地抛弃那些已被证明不成功的东西；也必须在企业内有组织地不断改进每一种产品、服务和流程（日本人称之为“改善”）；必须善用成功，尤其是意外的成功；还必须有系统的创新。要成为变革的领导者，首先要改变整个组织的心态，让大家不再将变化视为威胁，而视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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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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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讲的就是对于那些可以预测到的未来社会变化，我们需要做好的准备。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那些预料以外的未来趋势和事件呢？其实，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未来根本无法预测的，未来的变化一定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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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息革命为例，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两件事：第一，信息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第二，信息革命的影响比以往任何事情都要深远。其实，这两点都错了！就速度和影响力而言，信息革命和过去两百年间的两次革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次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另一次就是19世纪末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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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70年代中期，瓦特改良蒸汽机，促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深深触发了西方世界的创造灵感，但是，它并没有立刻带来社会和经济的剧变，直至1829年，铁路以及其后10年发明的邮政服务和电报才带来很多变化。同样，20世纪40年代中期发明的电脑，在信息革命中，有着与蒸汽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相同的地位，虽然激发了人类的创造灵感，但是没有带来相应的变化，直至40年后，即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开始广泛使用以后，信息革命才开始带来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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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今天，贫富差距加大以及诸如微软比尔·盖茨之类的“超级富豪”的出现，让很多人感到惊恐不安。事实上，贫富差距莫名其妙地突然加大和“超级富豪”的出现，在两次工业革命中也同样出现过。如果我们将那个时代和那个国家的平均收入和财富，与今天美国的平均收入和财富相比的话，就会发现当年的超级富豪远远比盖茨更加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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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如此之多，也足以让我们相信：和工业革命的早期一样，信息革命对未来社会的真正影响还要拭目以待。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的数10年，是人类自16世纪以来，在新机构和新理论的创建上最具创新性，也是最多产的时期。第一次工业革命把工厂变成了核心生产组织和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工厂工人逐渐成为继1 000多年前身穿盔甲的骑士出现以来，社会上首度出现的新阶级。1810年后，罗特席尔德家族崛起并成为世界主要的金融力量，它不仅是第一家投资银行，也是继15世纪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和梅迪奇家族（Medici）以后的首家跨国公司。第一次工业革命还带来了包括知识产权、商行、有限责任、同业工会、合作社、科技大学和日报等很多其他产物。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创造了现代公务员和现代公司、商业银行、商学院以及妇女可以在家庭之外从事的第一份非仆役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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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工业革命也孕育了新的理论和新的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就是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回应；俾斯麦的福利国家、英国的基督徒社会主义和费边主义以及美国对企业的管制等，这些塑造20世纪民主制度的政治理论，都是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回应；而1881年泰勒的“科学管理”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力飞速增长，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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