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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牛津大学上学期间，波特曾学习过认知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的前沿研究成果。特沃斯基和卡尼曼开创了行为经济学，致力于研究人类的非理性行为。在其中一项影响深远的实验研究中，参与研究的被试被要求转动一个标有从0到100的数字的幸运转盘，同时对某些问题做出推测，例如有多少非洲国家加入了联合国等。研究发现，转盘停止时指向的数字会对被试的推测产生影响。例如，当转盘停在数字10上面时，被试对联合国非洲国家席位数的推测中值为25，而当转盘停在数字65上面时，这一推测中值便会上升到45。即便研究人员给出金钱奖励，也不能提高其推测的精准度。研究者将这种现象称为锚定效应，指人们在对某人某事做出判断时，会受到之前看到的完全不相关的数据（在本实验中表现为幸运转盘指示的数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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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文·波特看来，与其说这次网飞大奖赛是一次展示高超的数学和计算能力的机会，倒不如说是对人类非理性行为的一次解读。他认为，同样的锚定效应也会影响人们对电影的评价行为。如果一名网飞用户先看了一部她特别喜欢的电影，然后又看了一部她不太喜欢的电影，那么，对这部她比较喜欢的电影的好评就会无端提高她对第二部电影的评价。同样，如果她先看了一部不喜欢的电影，那么，无论她是否真的喜欢第二部电影，她对第二部电影的评价都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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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文·波特通过解释人的心理如何影响影评，将Cinematch的准确率提高了9.06%，这是网飞的专家都没能做到的。这个成绩使他加入了夺冠的行列（他在两万多支参赛团队中脱颖而出，最终获得了第七名的好成绩），而他与众不同的视角也帮助其他团队跨越了将准确率提高10%的获奖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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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赛进行期间，波特在一次大会上与其他参赛选手分享了自己这个局外人的方法。会前，其他参赛选手都把这次大奖赛看作一次数学与计算能力方面的挑战，而会后，大赛决赛选手纷纷吸纳了波特的研究成果。最终，冠军团队攻破了将准确率提高10%的难关（只比第二名早了20分钟），这场历时三年的比赛终于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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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文·波特与众不同的知识背景不仅让他自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提高了冠军团队的成绩。他对我说，他唯一的遗憾是不该只是简单地分享自己的成果，他“应该加入一个由数学专家组建的团队，因为多样性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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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中，我将介绍两种不同的借助经验取得成功的方法。第一种方法符合我们的常识和传统思维。我们身边的人总在强调提高专业能力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选择大学专业、规划职业生涯的时候。然而，这种选择专深却狭窄之道的做法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我将通过介绍相关研究，说明追求专业性带来的一些重大盲点。随后，我将介绍第二种不太符合直觉思维的成功之路——成为一名拥有各种不同的经验、知识和资源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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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释放有限资源的无限潜能 专家栽跟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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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其畅销书《异类》中介绍了一系列心理学研究。这些研究发现，专业技能的获得取决于大量的训练——大约10000小时，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格拉德威尔认为，专家不只经过了大量的训练，他们还可以接触到常人无法获得的资源，比如专业培训、设备等，这让他们能先人一步。这个说法虽然有些道理，但10000小时真的是成功的关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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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究起来，格拉德威尔在论证10000小时法则时所列举的例子都是和竞技项目相关的，如曲棍球、国际象棋等，都涉及严格的、基本不变的规则。只要通过大量的练习，人们就可以熟练地掌握这些竞技项目的每一个细节。但对于没有固定规则的领域而言，成千上万小时的训练并没有多大用处，因为规则总是不断在变；在总是变化的领域成为专家是十分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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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布鲁克·麦克纳马拉、密歇根大学教授大卫·汉布里克和我在莱斯大学的同事弗雷德·奥斯瓦尔德曾做过一项研究，他们梳理了所有衡量练习时间与最终表现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他们一共找到了88个相关研究，涉及11135名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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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研究梳理，他们发现，对于规则不常改变的国际象棋或拼字游戏，练习时间确实和表现好坏有关系，但相关性并没有我们猜想的那么大：对于表现好与坏，练习的影响只占26%。对于音乐和体育运动，练习的影响更小，分别只占21%和18%。而在规则不太确定或规则快速变化的领域，研究发现更让人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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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方面——就拿大学生努力取得好成绩的例子而言——练习时间对表现好坏的影响只占4%。而对于像卖保险、电脑编程、飞机驾驶等职业领域（不包括体育运动或音乐）的表现，这一因素的影响占比更低——还不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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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在某些领域，练习时间和一个人的表现好坏关系如此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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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到答案，麦克纳马拉和其他研究人员根据可预测性大小对这88项研究重新进行分组，分成了像跑步之类的高可预测性领域、击剑等中等可预测性领域，以及航空突发情况处理之类的低可预测性领域三种。他们发现，对于可预测性最高的领域，练习对个体表现好坏的影响占到24%，但在中等可预测性领域，这一因素的影响占比便降到了12%，而在低可预测性领域，占比仅为4%。当问题变得不那么可预测时，也就是说，当涉及我们在职业和个人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难题时，熟能生巧这句话并不见得总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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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专家实际上经验有限，但我们总是无比信赖专家，在做出涉及工作、健康、财务和孩子教育等方面的决策时，我们总是倾向于听从专家的判断。大多数时候，我们这样做都是对的。虽然研究表明大量练习只能对表现好坏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专家给出的指导意见仍然是有用的。然而，他们给出的答案并不总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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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孩童时起，我们就开始迷信专家。例如，我女儿就相信他们的老师什么都知道，这是因为如果他们观察世界的方式符合老师的要求，就能得到老师的奖励（反之则会得到惩罚）。成年之后，我们在工作中也会顺从专家的意见——帮我们解决电脑问题的技术人员、用大量数据武装自己的财务分析师，还有比我们经验更丰富（所以算得上更专业）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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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专家往往也会依赖一些标志性的东西来彰显自己的专业性，比如，医生穿白大褂，专业人士把学位证书挂在墙上，教授的办公室里总是堆满了书。通过展示这些实物，他们似乎在向我们证明他们比我们懂得多——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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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研究个体表现的影响因素数十载。他发现，在一些情境中，专业知识对人的支配作用实在太大了。他举例说，有一次一名医生给一位右耳疼痛的病人看病。这个医生草草写下医嘱：给病人的“右耳”（R ear）滴耳药水。护士看到后便立马拿耳药水滴在病人的臀部（rear）上。而病人并没有提出异议，他觉得虽然这个治疗耳痛的办法确实不大常见，但这些专家肯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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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可能会把这个例子归结为草率的失误，但在某些情况下，专家确实给不出最好的答案。心理学家菲利普·泰洛克专注于研究专家预测20余年，这些预测涉及人类社会在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经济发展、州际暴力冲突和核扩散等。他研究经常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的专家，以及那些给政府和企业提出专业建议的人做出的预测。在对他们的预测进行汇总之后，他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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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测未来事件上面，专家的表现并不比普通人强。他们的专业背景和专家身份几乎没有对预测的准确性产生什么影响。无论这些专家是自由党派人士，还是保守派人士，结果都没有什么不同。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预测准确性也相差无几。事实上，表现比较好的人与其他人的差别只有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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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还显示，对许多事情都多少有些了解，而且能从多个角度思考的人，比那些只深入研究一件事情的人在预测未来事件上的表现要好。胜出的是知识面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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