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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布鲁克·麦克纳马拉、密歇根大学教授大卫·汉布里克和我在莱斯大学的同事弗雷德·奥斯瓦尔德曾做过一项研究，他们梳理了所有衡量练习时间与最终表现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他们一共找到了88个相关研究，涉及11135名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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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研究梳理，他们发现，对于规则不常改变的国际象棋或拼字游戏，练习时间确实和表现好坏有关系，但相关性并没有我们猜想的那么大：对于表现好与坏，练习的影响只占26%。对于音乐和体育运动，练习的影响更小，分别只占21%和18%。而在规则不太确定或规则快速变化的领域，研究发现更让人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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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方面——就拿大学生努力取得好成绩的例子而言——练习时间对表现好坏的影响只占4%。而对于像卖保险、电脑编程、飞机驾驶等职业领域（不包括体育运动或音乐）的表现，这一因素的影响占比更低——还不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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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在某些领域，练习时间和一个人的表现好坏关系如此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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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到答案，麦克纳马拉和其他研究人员根据可预测性大小对这88项研究重新进行分组，分成了像跑步之类的高可预测性领域、击剑等中等可预测性领域，以及航空突发情况处理之类的低可预测性领域三种。他们发现，对于可预测性最高的领域，练习对个体表现好坏的影响占到24%，但在中等可预测性领域，这一因素的影响占比便降到了12%，而在低可预测性领域，占比仅为4%。当问题变得不那么可预测时，也就是说，当涉及我们在职业和个人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难题时，熟能生巧这句话并不见得总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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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专家实际上经验有限，但我们总是无比信赖专家，在做出涉及工作、健康、财务和孩子教育等方面的决策时，我们总是倾向于听从专家的判断。大多数时候，我们这样做都是对的。虽然研究表明大量练习只能对表现好坏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专家给出的指导意见仍然是有用的。然而，他们给出的答案并不总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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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孩童时起，我们就开始迷信专家。例如，我女儿就相信他们的老师什么都知道，这是因为如果他们观察世界的方式符合老师的要求，就能得到老师的奖励（反之则会得到惩罚）。成年之后，我们在工作中也会顺从专家的意见——帮我们解决电脑问题的技术人员、用大量数据武装自己的财务分析师，还有比我们经验更丰富（所以算得上更专业）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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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专家往往也会依赖一些标志性的东西来彰显自己的专业性，比如，医生穿白大褂，专业人士把学位证书挂在墙上，教授的办公室里总是堆满了书。通过展示这些实物，他们似乎在向我们证明他们比我们懂得多——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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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研究个体表现的影响因素数十载。他发现，在一些情境中，专业知识对人的支配作用实在太大了。他举例说，有一次一名医生给一位右耳疼痛的病人看病。这个医生草草写下医嘱：给病人的“右耳”（R ear）滴耳药水。护士看到后便立马拿耳药水滴在病人的臀部（rear）上。而病人并没有提出异议，他觉得虽然这个治疗耳痛的办法确实不大常见，但这些专家肯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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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可能会把这个例子归结为草率的失误，但在某些情况下，专家确实给不出最好的答案。心理学家菲利普·泰洛克专注于研究专家预测20余年，这些预测涉及人类社会在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经济发展、州际暴力冲突和核扩散等。他研究经常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的专家，以及那些给政府和企业提出专业建议的人做出的预测。在对他们的预测进行汇总之后，他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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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测未来事件上面，专家的表现并不比普通人强。他们的专业背景和专家身份几乎没有对预测的准确性产生什么影响。无论这些专家是自由党派人士，还是保守派人士，结果都没有什么不同。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预测准确性也相差无几。事实上，表现比较好的人与其他人的差别只有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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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还显示，对许多事情都多少有些了解，而且能从多个角度思考的人，比那些只深入研究一件事情的人在预测未来事件上的表现要好。胜出的是知识面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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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释放有限资源的无限潜能 为何局外人让专家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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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对比较复杂的挑战时，见多识广的人往往比只潜心研究单一领域的专家更占优势。为了弄清楚其中的缘由，下面我们将对最受称赞的一类专家——科学家进行研究。科学家总能出色地解决复杂的问题，虽然这种问题并非我们平常会遇到的那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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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科学家如何解决问题，哥本哈根商学院教授拉尔斯·博·杰普森和哈佛商学院教授卡里姆·拉卡尼对一家叫意诺新（InnoCentive）的公司进行了研究。这家公司成立于2001年，得到了制药公司巨头礼来制药的支持，它主要致力于通过“众包”（crowdsourcing）的方式解决一些让人头疼的世界性难题——如抵抗疾病、为非洲贫穷地区的村落供电等。具有各种不同背景的人都可以加入意诺新，成为其35万注册用户中的一员。只要有人给出问题的详细描述、解决问题的期限，以及最佳答案的奖励，这些人就会开动脑筋，帮助提问者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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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研究人员利用发布在意诺新平台上的166个问题的答案数据，考察了那些拥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能否成功地解决这些难题。这166个问题来自10个国家、26家公司的科学实验室。这项研究看上去挺直观的，研究者预期，比如说，那些拥有化学专业背景的科学家在解决化学方面的问题时，会比其他专业的科学家表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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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人惊奇的是，结果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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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专业知识越是和问题不相干，其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生物学家解决的化学方面的问题比化学家解决得还要多。就和加文·波特一样，某个特定领域之外的科学家解决该领域问题的方式往往和该领域的专家不大相同，而这种方式往往更好。该如何解释这个不同寻常的发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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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有专家的劣势——他们往往深陷埃里克·戴恩所说的“认知囹圄”，看不到传统之外的资源利用方法。随着人们的专业知识不断积累，人们往往一再地依赖已经掌握的方式处理问题——即便在面临新信息或新环境时也是如此。研究人员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发现了这个现象，但它的影响和重要性被人抛在了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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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初，心理学家切夫斯·派基就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以了解人的视觉想象对实际物体的观察所产生的影响。她让被试想象出香蕉等一些具体物品，然后让他们在想象中把这些物体的样子投射于空白墙面上。在参与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她往墙上投射出一张非常模糊的相同物体的照片。没有参加前面这项想象实验的人在走进房间时可以轻易地看到这个物体，而参与想象实验的人却说无法看到投射的照片。原来，他们把真正投射在墙面上的物体照片与自己所想象的物体混为一谈，模糊了现实与想象的界限。这一现象被称为派基效应，即之前对某事物的视觉想象可以改变我们真实看到的图像，并促使我们对新信息进行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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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派基的实验中，被试之所以没有意识到自己看到了“真实的”香蕉的图片，是因为之前他们进行了针对香蕉的视觉想象。同样，由于专家已经在头脑中想象了如何利用资源——如木匠会想象把钉子钉进墙里所使用的工具是锤子——因而当他们在竭力寻找解决方法时便总是不可避免地重复老套的方法。经过成千上万小时的训练，这种解决方法已经根深蒂固了。而在我学龄前的女儿眼里，锤子可能会被当成搔背杖或者某种打击乐器，因为她从来没有拿过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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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处处都是局外人。任何一个不具备专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资源的人都是局外人：单位里新来的人，来自另一领域的专家，或者坐在心理学课堂上的英语专业的学生等，都算得上是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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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领域（以及许多管理团队或行业中），还有一类出于不幸的原因而身处局外的人群：女性。女性总是无缘获得男性轻易就能得到的重要社会资源，这让她们处于不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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