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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针对一家意大利计算机公司70名员工的一项调查中，研究人员分两次进行了数据收集，中间间隔了三个月。三个月之前，受访者需要完成一份问卷，用于研究者对其心理调节模式进行分类，并判断其属于内在驱动（关注工作的乐趣），还是外在驱动（关注工作带来的回报）的类型。三个月后，受访者需要汇报自己的努力程度（如为实现某个目标而努力的程度），以及是否成功地达成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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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行动型调节模式控制之下的人更大程度上由工作本身的乐趣所驱动，不太关注工作带来的回报。他们只是纯粹地享受工作，不会有必须想出最佳方案的困扰。这种内在驱动促使他们为实现目标做出更大的努力。事实上，他们也更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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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处于计划型调节模式控制之下的人却更加精于算计，更多地关注回报。他们追求最佳选择，这种做法将工作的乐趣消磨殆尽，也让他们不会为工作付出更多的努力，因而也就不大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1] 而且，计划还会让人产生焦虑，人们会一直担心自己没有按计划行事，怀疑这是不是最好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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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计划阻碍了我们的行动，因为我们总是在试图做出一个完美的计划。其实，一个经过充分考虑的计划就已经足够了。罗伯特·罗德里格兹在开始自己的电影生涯时，深知自己并不需要靠一部完美的电影处女作闯入好莱坞；他只是希望一点一点地靠近自己成为一名专业电影制作人的梦想。他没有等待着积累更多的资源——如关键的人脉、充裕的资金、更好的摄影设备——而是直接着手拍摄自己的电影。明智的人就应该向他学习，直接开始自己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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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方方面面都由计划主导的世界，要想直接开始行动，往往不那么容易。我发现，在上课的时候，我的学生总会表现出不情愿直接开始行动的倾向——无论是几乎毫无工作经验的人，还是已经有数十年从业经历的资深高管，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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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我要求学生设想自己身处几百年前，是一艘大货船的船长，并且需要横渡大洋时，也难怪他们立马就开始做计划了。我要求他们描述一下在没有如GPS（全球定位系统）设备、卫星电话及其他电子设备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他们准备如何完成自己的使命。大多数人的答案相差无几：研究地图，通过预测风和洋流确定最佳路线，然后制订出一条航线。随后我指出，海上航行就跟平常面对的许多工作或非工作状况一样，总会有不确定的、意想不到的事件出现。洋流可能发生改变，风暴也可能突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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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我提出的疑问，学生们往往会回答，他们会修改自己最初的方案，然后按照新修改的航线前行。其实，他们的做法正好契合欧洲航海家几个世纪以来所信奉的原则。在欧洲航海家看来，要想顺利完成航海行动，就要制订详细的计划，为计划积累必要的资源，执行计划，跟进计划，并按需要修改计划。如果拥有可靠的信息和充足的时间，那么他们的办法也能行得通。但如果我们没有关于未来的信息呢？如果对信息的评估过于困难呢？如果未来总是不断变化呢？这时候，我们就要依赖另外一套航行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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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类航海挑战，我们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应对方法。在远离欧洲的地方，生活着特鲁克人，他们是密克罗尼西亚地区的加罗林群岛中的特鲁克小岛上的原住民。和欧洲人不同，特鲁克人有一套完全不同的航海方法。他们不需要制订详细的计划，甚至连航线也不需要确定。航行开始时，他们会在心里定一个目的地（比如航行到某个岛上），然后，他们就直接扬帆起航，一点点地接近目的地。在航行的过程中，他们会观察自己对船的操纵与周遭环境的相互作用，然后不断地做出调整，小心地应对洋流与海风。如果你问一名特鲁克船长打算如何在远海航行的话，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在航行没有结束之前，他自己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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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鲁克人的航行方法的背后，隐藏的正是广告高手丹·威登所利用的心理机制：行动型心理调节模式，也即直接放手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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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你本能地更倾向于做计划，培养自己的行动型调节模式也并不困难。我是这样帮助学生培养的：首先，我跟他们讲述特鲁克海员的故事，然后，我让他们回忆他们自己在以前的生活经历中采用类似方法的情形。我们能做到在计划和行动两种模式之间快速切换，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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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仅通过让被试回忆自己曾采用计划模式或行动模式的情景，就改变了人们的心理调节模式。研究人员要求被试写下自己以前采取过的三种不同的但都达成了目标的行为方式。然后，他们随机把一些人分进行动型小组，让他们完成以下三个要求：回忆自己表现得像一名“行动派”的时刻；回忆自己在结束了一个项目之后，很快就开始一个新项目的情形；回忆自己决定做某件事情，然后迫不及待地开始做的情形。同样，他们随机把另外一些人分进计划型小组，也让他们完成以下三个要求：回忆自己和别人进行比较的情形；回忆评估自己的积极特点和消极特点的情形；回忆批评自己或别人的工作的情形。仅仅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活动，研究人员就成功地把人们调整为相应的模式。这个实验表明，尽管我们天生倾向于采取某个模式，但通过回顾自己使用另外一种模式的情形，我们就可以轻易地进行模式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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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无论是欧洲航海家的方法，还是特鲁克人的方法，其在我们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都是必要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像欧洲航海家那样过度依赖计划就会产生问题。现在，我们得试着慢慢习惯于使用特鲁克人的办法了。或许，认真感受我们所处的洋流和海风就是一个不错的开始。我们得更善于聆听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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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虽然根据调查结果，行动型调节模式有助于受访者获得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和更大的成功可能性，但研究发现，当计划模式与行动模式相结合时，计划模式也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同时具有计划模式和行动模式的人，其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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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释放有限资源的无限潜能 为何我们会忽视近在眼前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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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给大学生上课时，有件事情着实让我困惑不解。举手的学生越多，我叫起来发言的学生就越有可能重复前面一个人的发言。我忍不住疑惑起来：“难道你没有听前面那个人在讲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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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的课程逐渐增多，我渐渐意识到问题出在我身上：我没有给学生认真听别人讲的机会。为了应付这么多举手的学生，我会先叫一个学生发言，同时安排另外几名学生依次发言。我以为这有助于让急切的学生保持一定的发言秩序，但实际上，这样做等于在讨论还未开始之前就给讨论定下了一个计划。同样的状况也会发生在开会的时候，人们会按照参会人员的级别或者随机落座的顺序定下发言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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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以这种方式确定讨论顺序时，想要分享最相关的信息的人往往无法在适当的时间发言，这样，我们就无法最大限度地利用会议室里的资源，包括信息、人才、经历、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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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确定发言顺序时，其实也是在鼓励人们在等待的时间里为自己的发言做准备，但这样一来，他们就很难集中精力聆听别人的发言，无法接收实时信息，而这种实时信息对成功的企业和团队（比如艾森哈特教授研究的计算机公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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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担任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员的马尔科姆·布伦纳在读心理学硕士期间曾做过一项实验，其目的就是探讨发言顺序的影响。他在一张方桌周围放了一圈椅子，每把椅子前面都面朝下放了6张不同的单词卡。这些单词是从英语最常见的500个书面单词表中随机抽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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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需要把卡片一一翻过来，按照一定的次序轮流大声读出上面的单词。全部单词读完以后，所有人都要停下来，并在90秒的时间内写出所有能回忆起来的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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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都能轻而易举地记住自己读过的单词，也能很好地记住坐在桌对面的那个人读出的单词。但对于某块区域的人的发言，所有被试都出现了严重的记忆偏差：他们很难记住身边的人说了什么，包括他们发言之前的三个人和之后的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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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布伦纳实验中的被试、我课堂上的学生，还是坐在会议桌前的人，他们都要同时完成两个任务：说和听。而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需要消耗大量的脑力。当快要轮到我们说话时，我们的大脑会提前约9秒从聆听模式切换到准备发言的模式，不知不觉就忽略了前面那个人所说的内容。当大脑把精力放在计划自己的表现上，如设法做出精彩的课堂发言，在会议上提出聪明的想法，或者与伙伴争论时，我们在实际开始表现之前就停止了实时信息处理的过程。而当我们计划好并完成发言时，我们发言的内容则很可能就像我课堂上某些学生的发言一样，已经无关紧要、没什么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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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纳的研究还发现，在完成发言之后，我们还需要大约同样的时间才能再切换回聆听模式。在这段恢复平静的时间里，我们会对自己的表现进行反思——我的发言有没有得到认可？对整个讨论有没有产生影响？下面我该说什么？等等。而与此同时，我们没能听到其他人对我们发言内容的回应，错失了至关重要的反馈信息，这就不利于我们衡量自己的贡献及其对实现目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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