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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是如何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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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没什么系统性。总是出于一种情感上的冲动而写。谈不上什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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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使用打字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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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时会用，要看情况。我从来没法事先预料自己想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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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比如说，您为《华尔街日报》写一篇专栏，要花多长时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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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光从写方面看，要不了太长时间——一天左右吧，但构思时间很长。这种文章只有一千四五百字。我最近为《公共利益》杂志（The Public Interest）写了一篇有关恶意收购潮流的长文章——有六七千字，我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删改。我突然间想到，我当然知道恶意收购是怎么回事，可有多少读者明白呢？必须先把它解释清楚。我把文章的整个结构都改了，这花了我大量时间。不过，一旦我自己想清楚了，写起来就很快。你知道，我20岁就当上了新闻记者，以此为生。我供职的第一份报纸，发行量赶得上《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波士顿环球报》有350名编辑，可50年前我们只有14名编辑。我觉得当时的情况健康得多。我第一天上班——那时我才20岁——他们就希望我写两篇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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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果说美国的事业就是经商办企业诸如此类的事，可为什么商人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不太让人满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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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这个国家有个好处，只有小人物才能出大名。这样很安全。摇滚歌星能出大名，因为没有哪个摇滚歌星红火得了几年。因此摇滚歌星没什么坏处。我们这个国家普遍存在一种迫害妄想狂，这很是奇妙。每个群体都觉得自己被人轻视，受到了迫害。医生们抱怨自己为了人类呕心沥血却无人感激，这种牢骚你听到过吧？每个人都觉得受了迫害，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境况感到深深的遗憾。你和大学教授坐在一起，会觉得他们的命运真是糟糕透顶。商人们觉得没人爱戴、受到误解、被人忽视。你再跟工会领导们坐到一起谈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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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说得对，全都是真的。我们这个国家，不存在什么特别的尊崇，这正是抵御暴政的一种安全措施。我们把喝彩和欢呼献给那些绝不会危害社会的人——献给足球明星、摇滚歌星和电影偶像等无关紧要的人物。我们尊重成就，但不尊重地位。这个国家没有地位等级。人们尊重总统的职位，但并不尊重总统。结果，每个人都觉得受人迫害、遭到误解。我觉得这真是妙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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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愿意对经济学家们发表点不恭之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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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愿意。经济学家们总是事过20年才若有所悟。再也没有比经济学家更迟钝的学生了。在学习上，最大的障碍莫过于成为那些完全没用的教条理论的囚徒。现在的经济学家和1300年的神学家差不多，都是不成熟的教条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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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以前，经济学家们还十分谦恭，总是说：“我们不知道。”1929年以前，没人认为政府要为经济状况负责。经济学家们说：“既然我们不清楚，那么唯一有可能成功的政策就是没有政策。保持低开支、高生产率，剩下的就祈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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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929年之后，政府接手管理经济，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变得教条起来，因为突然之间他们成了制定政策的人。从凯恩斯开始，经济学家们宣称，他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而且这些答案总是令人愉快。就好像有医生告诉你，你得了肝癌，而且不适宜动手术，但只要你和一位17岁的漂亮姑娘上床，病就能治好。凯恩斯说，只要维持较高的购买力，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还有比这更棒的事吗？货币主义者的药方更轻巧：只要每年的货币供应量增加3%，就没有治不了的病，而且还能增加收入。供应学派更叫人欣喜：减税能治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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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并没有什么经济理论，但我们拥有的经济学家，几乎跟1300年的神学家一样多。然而，他们之中没有人会成为圣徒。1300年，圣徒的年代多多少少算是已经结束了，世界上最糟糕的事莫过于神学家失去了信仰。可今天的经济学家们却恰好碰上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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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政府怎么样？您是否观察到一些迹象，表明创业家社会已经渗透到政府组织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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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当今美国政府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它再也无法吸引正直的人。因为他们知道在政府里什么也干不了，政府已经成了一条死胡同。部分原因在于，和企业里一样，所有的升迁路上都挤满了人，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没有人再信任政府。50年前，甚至20年前，政府还是一个产生思想、进行创新、带来新事物的地方。现在，只有日本政府还受到人民的敬重，能吸引到顶尖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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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照您看来，政府没什么事可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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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哦，不，不是的。福利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我们并不应该废止福利制度，我们必须找出它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是什么呢？福利制度在何种程度上会产生破坏作用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它是福利国家的成功所造成的结果。我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问题，正是这些由于成功而产生的问题。我只能告诉你，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政治派别根本不适用于这些问题。它们不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能解决的问题。对现在30多岁的人来说，传统的政党毫无意义。可是，他们有别的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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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罗纳德·里根政府，对您所谓的创业家社会是起了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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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是一套很有意思的行政班子：一套完全患了精神分裂症的班底。如果你仔细观察它的政绩，就会发现卡特政府没有完成的事，它也没做到。也许，它既不见得更好，也不见得更糟。不过，两者使用的说法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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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征兆，表明过去10年里发生了一场不可逆转的变化。不管是谁掌权，他都不再相信大政府，都会鼓吹裁减政府开支，并且都会以一筹莫展而告终。这是因为，我们美国人，全都赞成削减赤字——只要削减的是别人的开支就行。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酒精中毒状态，你知道，该戒酒了——可明天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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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认为我们能办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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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除非跌进了阴沟里，酒鬼们是不会悔悟的。不过也许我们用不着等那么久。3年前，绝对不能提什么改革社会保险制度，现在算是可以谈一谈了，但还实现不了。不过我认为，我们总算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慢慢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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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么您觉得未来没什么可担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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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么说吧，人们完全有理由对这个世界感到悲观。很明显，它现在的状态不怎么良好，但它似乎从来也没有过什么良好的状态，至少我这辈子没见过。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一回，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的父亲和我姑父（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律师、法理学家和哲学家），还有我父亲当时的密友，捷克斯洛伐克的缔造者、出色的历史学家托马斯·马撒里克（Tomás Masaryk），当然他的年纪要大很多……我还记得我们的房子，暖气管传来的声音美妙动听，浴室正好在父亲的书房上面。当时我还不到5岁，我从暖气管偷听到父亲、姑父汉斯和马撒里克的谈话：“这不仅是奥地利的末日，也是文明的末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件能记得清清楚楚的事，再后来记得的就是报纸上无休无止的讣告。我就是在这样的世界里长大的，我知道，那是人们最后一个重视价值观的时代了。从那以后世界再没变过。对我来说，悲观厌世太容易不过了，可这有什么用吗？很多事情都会困扰我。可另一方面，我们还是从种种厄运中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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