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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愿意。经济学家们总是事过20年才若有所悟。再也没有比经济学家更迟钝的学生了。在学习上,最大的障碍莫过于成为那些完全没用的教条理论的囚徒。现在的经济学家和1300年的神学家差不多,都是不成熟的教条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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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以前,经济学家们还十分谦恭,总是说:“我们不知道。”1929年以前,没人认为政府要为经济状况负责。经济学家们说:“既然我们不清楚,那么唯一有可能成功的政策就是没有政策。保持低开支、高生产率,剩下的就祈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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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929年之后,政府接手管理经济,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变得教条起来,因为突然之间他们成了制定政策的人。从凯恩斯开始,经济学家们宣称,他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而且这些答案总是令人愉快。就好像有医生告诉你,你得了肝癌,而且不适宜动手术,但只要你和一位17岁的漂亮姑娘上床,病就能治好。凯恩斯说,只要维持较高的购买力,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还有比这更棒的事吗?货币主义者的药方更轻巧:只要每年的货币供应量增加3%,就没有治不了的病,而且还能增加收入。供应学派更叫人欣喜:减税能治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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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并没有什么经济理论,但我们拥有的经济学家,几乎跟1300年的神学家一样多。然而,他们之中没有人会成为圣徒。1300年,圣徒的年代多多少少算是已经结束了,世界上最糟糕的事莫过于神学家失去了信仰。可今天的经济学家们却恰好碰上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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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政府怎么样?您是否观察到一些迹象,表明创业家社会已经渗透到政府组织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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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当今美国政府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它再也无法吸引正直的人。因为他们知道在政府里什么也干不了,政府已经成了一条死胡同。部分原因在于,和企业里一样,所有的升迁路上都挤满了人,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没有人再信任政府。50年前,甚至20年前,政府还是一个产生思想、进行创新、带来新事物的地方。现在,只有日本政府还受到人民的敬重,能吸引到顶尖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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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照您看来,政府没什么事可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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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哦,不,不是的。福利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我们并不应该废止福利制度,我们必须找出它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是什么呢?福利制度在何种程度上会产生破坏作用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它是福利国家的成功所造成的结果。我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问题,正是这些由于成功而产生的问题。我只能告诉你,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政治派别根本不适用于这些问题。它们不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能解决的问题。对现在30多岁的人来说,传统的政党毫无意义。可是,他们有别的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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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罗纳德·里根政府,对您所谓的创业家社会是起了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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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是一套很有意思的行政班子:一套完全患了精神分裂症的班底。如果你仔细观察它的政绩,就会发现卡特政府没有完成的事,它也没做到。也许,它既不见得更好,也不见得更糟。不过,两者使用的说法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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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征兆,表明过去10年里发生了一场不可逆转的变化。不管是谁掌权,他都不再相信大政府,都会鼓吹裁减政府开支,并且都会以一筹莫展而告终。这是因为,我们美国人,全都赞成削减赤字——只要削减的是别人的开支就行。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酒精中毒状态,你知道,该戒酒了——可明天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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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认为我们能办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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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除非跌进了阴沟里,酒鬼们是不会悔悟的。不过也许我们用不着等那么久。3年前,绝对不能提什么改革社会保险制度,现在算是可以谈一谈了,但还实现不了。不过我认为,我们总算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慢慢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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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么您觉得未来没什么可担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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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么说吧,人们完全有理由对这个世界感到悲观。很明显,它现在的状态不怎么良好,但它似乎从来也没有过什么良好的状态,至少我这辈子没见过。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一回,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的父亲和我姑父(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律师、法理学家和哲学家),还有我父亲当时的密友,捷克斯洛伐克的缔造者、出色的历史学家托马斯·马撒里克(Tomás Masaryk),当然他的年纪要大很多……我还记得我们的房子,暖气管传来的声音美妙动听,浴室正好在父亲的书房上面。当时我还不到5岁,我从暖气管偷听到父亲、姑父汉斯和马撒里克的谈话:“这不仅是奥地利的末日,也是文明的末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件能记得清清楚楚的事,再后来记得的就是报纸上无休无止的讣告。我就是在这样的世界里长大的,我知道,那是人们最后一个重视价值观的时代了。从那以后世界再没变过。对我来说,悲观厌世太容易不过了,可这有什么用吗?很多事情都会困扰我。可另一方面,我们还是从种种厄运中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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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很难说清您属于什么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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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是个老派的保守主义者,不是什么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者大多是左派出身,现在基本上都成了老派的自由主义者,这很令人肃然起敬,不过我不曾属于过这一派。比如说,虽然我信奉自由市场,但我对资本主义素来持保留态度。任何将某种价值观绝对化的体制都是错误的。基本上,问题不在于我们有哪些权利,而在于我们有哪些责任。这是非常守旧的保守主义观点,20多岁的时候,我就在第一本书《经济人的终结》里提出了这些看法,自此以来从没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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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从未想要进入政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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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我很早就意识到自己不关心政治,因为我对个人权力毫无兴趣。如果你对权力不感兴趣,基本上也就不适合搞政治。另一方面,给我一张纸一支笔,我就能过得很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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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还有什么别的事能让您感到快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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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年轻人总是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首先,我们听到的大多数关于年轻人的说法,全都是胡扯,比如有人说他们根本不工作。我倒觉得年轻人大多都是工作狂,而且在工作中会有一种成就感。不过我很庆幸,我不再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了。现在的世界是个苛刻的世界,一个对年轻人来说尤为苛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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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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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采访者为著名作家汤姆·理查曼(Tom Richman),原文刊登在1985年10月的《公司》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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