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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品及其生产过程对密集型原材料需求的下降趋势，也影响到了能源工业，特别是在石油工业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生产100磅光纤所需的能量，不到开采、炼制并拉丝生产出1吨铜线所需能量的1/20。同样地，塑料正日益取代汽车车身上的钢材，而塑料所需的原材料成本，包括能源在内，还不到钢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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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铜的价格翻一番——从历史的标准来看仍然是一个相当低的价格——那我们很快就会动手“开采”世界上最大的铜矿。这可不是智利或犹他州的铜矿，而是埋在大城市街道地下的成百万吨电话线。到那时候，用光纤来代替地下铜缆，会变得极为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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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除非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相对于制成品（或是高知识服务，如信息、教育或医疗保健）的价格，原材料的价格很难大幅度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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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产品贸易中的这一显著变化，也给发达国家造成了影响——无论是像美国这类主要的原材料出口国，还是像日本这类主要的原材料进口国。两百多年来，美国一直把维护开放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市场，视为其国际贸易的中心政策。对美国来说，这就意味着“开放的世界经济”和“自由贸易”。但现在这一点还有什么意义吗？或者，美国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粮食和原材料对外出口市场已经陷入了长期的、不可逆转的衰落之中？同样地，日本把赚取足够的外汇以支付原材料和食品进口作为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基准，这一点是否也还有意义呢？自从120年前对外部世界开放以来，日本举国上下都十分关注原材料和食品对进口的依赖，这也一直是日本政策的主导力量，并且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但现在，日本完全可以根据当今世界的现实情况做出假定：食品和原材料将永久性地供过于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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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逻辑上可以推论出，上述形势的发展将使得日本的某些传统政策更适用于美国——如极端的“重商主义”，忽视国内消费，高度重视资本积累，保护“新生”产业。反过来，美国的一些传统政策也可能更适用于日本，尤其是从注重储蓄和资本积累转向重视消费。但是，与延续上百年的政治信念和使命感断然决裂，这可能吗？不管怎么说，从现在开始，这两个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必然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也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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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主要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原则会遭到更多的怀疑和审视。这是因为，如果初级产品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变得无关紧要，那么传统的发展理论和传统的发展政策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基础。所有这些理论和政策都基于这一假设：即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初级产品——农林产品、矿物和金属——来支付对资本产品的进口。从历史上来看，这种假设也是切实可行的。进而，所有的发展理论——不管它们之间有多大的差异——继续假设：工业发达国家对原材料的购买，至少会与它们工业发展的速度一样快。也就是说，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原材料生产者的信贷风险更低，并且会在贸易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但现在看来，这一点相当值得怀疑。那么，经济发展应该以什么为基础呢？特别是对于那些人口较少，无法以国内市场为基础发展工业经济的国家来说，到底该以什么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呢？而且，我们马上还会看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将无法再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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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6年初，石油的价格跌到每桶15美元以下，较之制成品和服务的价格，它的售价其实也并不比1933年的时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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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68年创于罗马的一个国际性咨询机构，由五大洲的企业家、经济学家、科学家、现任和前任国家元首等组成，他们就粮食、人口、农业、环境等全球性问题定期发表报告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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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关这一点，请参见两篇观点截然不同的文章。一篇是美国国务院高级农业分析家丹尼斯·艾弗里（Dennis Avery）所写的《美国农业的困境：全球性坏消息有误》（U.S.Farm Dilemma；the Global Bad News Is Wrong,Science 230，24（1985年10月））；另一篇为纽约外交事务委员会国际事务研究员芭芭拉·因赛尔（Barbara Insel）所写的《世界性粮食浪潮》（A World Awash in Grain,Foreign Affairs（1985年秋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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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载于1985年5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备忘录》，大卫·桑普斯福特（David Sapsford）所撰写的《初级产品实际价格》（Real Primary Commodity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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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磅=0.4536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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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珍藏版） “非工业化”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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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第二个主要变化是制造业的生产与制造业的就业脱钩。在发达国家中，增加制造业生产实际上意味着减少蓝领工人的就业。因此，作为一种“比较成本”和竞争因素来说，劳动力成本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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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们对美国的“非工业化”谈得很多。但实际上，从绝对值上来说，美国制造业产量一直在稳步上升，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也并未下降。从朝鲜战争结束至今，也就是说在30多年里，它一直稳定地维持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3%～24%左右。在其他各大主要工业国家里，它也同样保持在传统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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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出口上，美国工业也做得并不差。当然，美国现在从日本和德国进口的产品比过去多得多，但出口量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尽管在1983年、1984年和198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遇到了严重的不利条件：美元比价过高；工资增长速度比我们的主要竞争国更快；我们的主要工业出口市场，拉丁美洲的几近崩溃。1984年，美元飞涨，而美国的制造品出口却增长了8.3个百分点，1985年又再度增长。1978年，美国制成品在世界出口份额中占17%，到198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0%，联邦德国占18%，日本为16%（这3个国家的出口额占了世界总出口额的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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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被“非工业化”的并不是美国经济，而是美国的劳动力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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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1985年间，美国的制成品总量实际上增长了近40%。但在这一时期，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却稳步下降。目前美国制造工业里的蓝领工人，较之1975年减少了5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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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过去12年里，美国的总就业人数比各国历史上任何和平时期都增长得更快——在1973～1985年间，从8200万人增加到了1.1亿人，也就是说，足足增长了1/3。不过，这些增长都是由非制造业带来的，尤其是一些非蓝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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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发展趋势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20世纪20年代，美国每3个劳动力中，就有1个是制造业中的蓝领工人；到了50年代，这个比例变成了4个人中有1个；现在则下降到了6个人中才有1个——并且还在继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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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一趋势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最近的发展速度却尤为迅速，甚至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至少在和平时期，不管制造业生产的增长率有多大，都无法扭转制造业中蓝领工人数量的长期下降趋势，以及它在整个劳动力中所占比例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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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展趋势，在所有发达国家中都是相同的，而在日本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到2010年，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总人数，很可能比当前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还要低——最多只占总人口的1/10。现在，美国制造业的蓝领工人大概是1800万左右。25年之后，这个数字有可能会变成1000万——至多也不超过1200万。在一些主要的工业中，下降幅度甚至会更为剧烈。比如，25年后的美国汽车工业，即便产量比现在高50%，雇佣的工人总数也不会超过现在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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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家公司、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国家，在未来25年里不能在极大提高产量的同时大规模削减蓝领职工人数，那就很难维持竞争力，或是保持“发达”的地位，它会很快地衰落下去。在过去的25年里，英国工业一直衰退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每单位制成品所需的蓝领工人人数，比其他发达国家下降得都慢。然而，英国在发达国家中的失业率也最高，在1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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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例子说明经济领域内出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新公式：一个国家、一个行业或一家公司，如果不顾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一味保持蓝领制造业岗位（而这种做法实际上意味着稳步地减少该类工作），它很快就会变得既没有生产力，也缺少稳定的就业岗位。保持工业中的蓝领工作岗位，实际上只会增加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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