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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珍藏版） “非工业化”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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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第二个主要变化是制造业的生产与制造业的就业脱钩。在发达国家中，增加制造业生产实际上意味着减少蓝领工人的就业。因此，作为一种“比较成本”和竞争因素来说，劳动力成本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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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们对美国的“非工业化”谈得很多。但实际上，从绝对值上来说，美国制造业产量一直在稳步上升，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也并未下降。从朝鲜战争结束至今，也就是说在30多年里，它一直稳定地维持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3%～24%左右。在其他各大主要工业国家里，它也同样保持在传统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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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出口上，美国工业也做得并不差。当然，美国现在从日本和德国进口的产品比过去多得多，但出口量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尽管在1983年、1984年和198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遇到了严重的不利条件：美元比价过高；工资增长速度比我们的主要竞争国更快；我们的主要工业出口市场，拉丁美洲的几近崩溃。1984年，美元飞涨，而美国的制造品出口却增长了8.3个百分点，1985年又再度增长。1978年，美国制成品在世界出口份额中占17%，到198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0%，联邦德国占18%，日本为16%（这3个国家的出口额占了世界总出口额的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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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被“非工业化”的并不是美国经济，而是美国的劳动力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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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1985年间，美国的制成品总量实际上增长了近40%。但在这一时期，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却稳步下降。目前美国制造工业里的蓝领工人，较之1975年减少了5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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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过去12年里，美国的总就业人数比各国历史上任何和平时期都增长得更快——在1973～1985年间，从8200万人增加到了1.1亿人，也就是说，足足增长了1/3。不过，这些增长都是由非制造业带来的，尤其是一些非蓝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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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发展趋势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20世纪20年代，美国每3个劳动力中，就有1个是制造业中的蓝领工人；到了50年代，这个比例变成了4个人中有1个；现在则下降到了6个人中才有1个——并且还在继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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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一趋势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最近的发展速度却尤为迅速，甚至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至少在和平时期，不管制造业生产的增长率有多大，都无法扭转制造业中蓝领工人数量的长期下降趋势，以及它在整个劳动力中所占比例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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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展趋势，在所有发达国家中都是相同的，而在日本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到2010年，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总人数，很可能比当前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还要低——最多只占总人口的1/10。现在，美国制造业的蓝领工人大概是1800万左右。25年之后，这个数字有可能会变成1000万——至多也不超过1200万。在一些主要的工业中，下降幅度甚至会更为剧烈。比如，25年后的美国汽车工业，即便产量比现在高50%，雇佣的工人总数也不会超过现在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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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家公司、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国家，在未来25年里不能在极大提高产量的同时大规模削减蓝领职工人数，那就很难维持竞争力，或是保持“发达”的地位，它会很快地衰落下去。在过去的25年里，英国工业一直衰退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每单位制成品所需的蓝领工人人数，比其他发达国家下降得都慢。然而，英国在发达国家中的失业率也最高，在1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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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例子说明经济领域内出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新公式：一个国家、一个行业或一家公司，如果不顾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一味保持蓝领制造业岗位（而这种做法实际上意味着稳步地减少该类工作），它很快就会变得既没有生产力，也缺少稳定的就业岗位。保持工业中的蓝领工作岗位，实际上只会增加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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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说，目前只有日本接受了这个公式。日本的策划者们，不管是政府中的还是私营企业中的，首先做出决定：在未来15～20年内，通过削减25%～40%的蓝领工作岗位，实现产量翻一番。很多大型的美国公司，如IBM、通用电气或汽车企业，也都预测到了类似的发展趋势。在这之中似乎存在一个互相矛盾的事实，即一个国家制造业中蓝领工作就业人数减少得越快，它的总失业率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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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结论，是政治家、劳工领袖或普通大众们无法轻易理解或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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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是，我们同时又经历着制造业经济中若干不同的孤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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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知识与资本正在加速取代体力劳动。几十年前，我们说的是“机械化”这个词，现在我们则说“自动化”。与其说这是实质上的变化，倒不如说是一个术语的转变。1909年，亨利·福特引入装配流水线，在两三年内就把生产一辆汽车所需的工作时数减少了80%：再完善的自动化也不可能实现这样的效果。但毫无疑问，我们正面临着又一个机器（也就是知识的产物）加速取代人工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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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变化是——从长期的角度来说，它会变得和第一种变化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从最初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以知识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在半导体制造业中，70%以上是知识成本，劳力成本不超过12%。同样的，在制药产业中，“劳力”成本只占10%～15%，而知识——研究、开发和临床测试几乎占到了50%。与此相反，即便在完全实现自动化的汽车制造厂里，劳力仍占总成本的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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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中另一个使人极度迷惑的发展是，规模效应发生了逆转。20世纪初以来，所有发达国家的趋势一直是制造工厂变得越来越大。“规模经济”一直偏爱它们。同样重要的是，所谓的“管理经济”也很偏爱它们。一直到最近，现代管理似乎都只适用于相当大型的企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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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最近15～20年里，形势发生了逆转。美国制造工业的萎缩全都发生在大公司，首先动刀裁员的就是钢铁和汽车等巨型企业。小型，特别是中等规模的制造商，则维持住了原有的工作岗位，甚至还有所增加。在市场地位、出口和收益率上，较小的，尤其是中等规模的企业，显然比大型企业干得更出色。其他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规模效应逆转，连日本也是这样。要知道日本信奉的商业哲学素来是越大越好，最大最好。旧有工业中也出现了这种逆转趋势。最近几年里最赚钱的汽车公司并不是某个汽车巨头，而是德国一家中等规模的制造商——宝马。世界范围内唯一盈利的钢铁公司都是生产特种产品，如石油钻井管道的中等规模厂商，不管它们是设在美国、瑞典还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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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说来，这是创新精神复苏带来的结果，尤其是在美国[1]。但同样重要的是，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管理小型和中型企业——从而可以利用规模较小带来的优势，比如便于沟通、贴近市场和消费者，弥补了过去小型企业管理上的某些局限性。因此，在美国，以及日本和联邦德国等其他在制造业上领先的国家，经济的驱动力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支配世界工业经济30年之久的巨型公司，转向了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规模虽然较小，但都由专业人员管理，而且大部分都是公开上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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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制造业”：一种是以原材料为基础的产业，它在20世纪前3/4的时间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另一种是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如制药、通信、分析仪器和信息处理（如计算机）产业等。现在，基于信息的制造业越发成为经济增长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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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制造业的经济特性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它们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大不相同。基于原材料的产品必须以产品的形式进口或出口，它们会出现在国际贸易差额上。以信息为基础的产业，其产品既可以作为产品进出口，也可以作为服务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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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图书可算是一个古老的例子。一家主要的科技出版公司，“外汇收入”占其总收入的2/3。但该公司基本上并不出口图书，书太重了，它卖的是“版权”。同样，利润最丰厚的计算机“出口销售”，在统计数字上显示的倒可能是“进口”。它们在公司总部替一些顶尖的银行、大型跨国公司和日本的贸易公司加工处理来自其世界各地的分公司或客户电传发来的数据，从而收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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