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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教导我们，实体经济的“相对优势”因素——相对劳动成本与劳动生产率，相对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运输成本等——决定汇率。实际上，所有的行业也都是按照这一理论制定其政策的。然而，汇率在A国和B国劳动力成本对比中日益成为决定性因素。汇率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相对成本，而且是一种企业完全无法控制的因素。因此，任何希望进入国际经济的公司，都必须意识到自己同时开展着两种业务：既是一种产品的制造商（或是服务的供应商），也是一家金融企业。哪一项也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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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那些向国外销售的公司——不管是作为出口商，还是通过外国的分支机构——必须从三个方面着手，保护自己免受汇率损失：销售收入、用于生产出口商品的流动资金以及海外投资。不管企业认为本国货币是升值还是贬值，都要做好这些预防措施。从国外采购的企业也应当这样做。甚至于那些在国内市场面临外国产品竞争的纯国内企业，也应当学会预防其主要竞争对手使用外汇给自己带来的风险。如果美国企业在美元升值期——1982～1985年期间——这样做了的话，它们在国外市场上的地位和外汇收入中大多数损失都是可以避免的。与其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倒不如说是管理上的失败。显然，股东们和一般公众，有充分的权利期待管理层在下一次能干得漂亮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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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政府的政策，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不要聪明过了头。利用世界经济的模糊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来牟取短期利益，回避一些不讨好的政治抉择，这些做法很诱人，但绝对行不通。实际上，它很可能会导致一场灾难而不是成功——这是迄今为止的三种做法带给我们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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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政府人为地压低美元汇率，希望通过提高出口，刺激美国经济。美国的出口确实增加了——而且增幅相当可观，但这并未能刺激国内经济，反而引起了萧条，创下了有史以来的高失业率，加速了通货膨胀，这实在是一种糟得不能再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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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后，里根先生提高了利率，试图阻止通货膨胀，并让美元升值。通货膨胀确实止住了，而且引发大量资本流入美国。但美元升值过高，掀起了外国进口的高潮。结果，里根的政策把旧有重工业最脆弱的部分，如钢铁和汽车暴露给了国外竞争者，它们根本无法以1美元对250日元（或1美元对3联邦德国马克）的汇率和外国对手竞争。而且，这使它们无法获得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收入。此外，里根的政策还在一个最糟糕的时机，严重地，甚至是彻底地破坏了美国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更糟糕的是，里根先生耍的“小聪明”破坏了他原先的主要目的：减少美国政府赤字。由于丧失了国外的竞争力，国内工业得不到足够的发展，也就无法带来更高的税收收入。因为国会（以及政府行政分支）能够轻易地，甚至无限制地获得外国资金，于是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推迟削减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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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利用国际符号经济和实体经济脱钩方面，大概也是聪明过了头。它们利用币值被低估的日元，拼命加大出口，这种政策让人联想起卡特执政时期的美国。但是，和美国先前一样，日本也未能有效刺激国内经济，虽然它的出口大幅度提升，但最近几年日本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结果，就像上面谈到过的一样，日本过度依赖于美国这一个客户，这就迫使其在美元上投入巨额资金，这种做法相当危险。每一个有头脑的日本人（当然，包括日本政府和日本中央银行）都知道，这些债权很可能会严重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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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上述三个教训告诫我们：政府的世界经济政策，必须让符号经济和实体经济这两者的需求相协调，而不是利用它们之间的不和以利己，才能获得成功。让我们来重复一句古老的格言：“经济上别耍小聪明，要简单，要诚实。”但我担心，有些国家的政府大概不会认真听从这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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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担任了30年经济顾问的斯蒂芬·马里斯（Stephen Marris），在其著作《赤字与美元：危机中的世界经济》（Deficits and the Dollar：The World Economy at Risk，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1985年12月）中对此问题做过令人信服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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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珍藏版）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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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猜测明天的世界经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现在还为时过早。比如说，主要的发达国家，会屈从于对恐惧的传统反应模式，也就是退回到保护主义，还是把世界经济的变化看做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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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现在为止，某些主要的议事日程已经非常明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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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突出的是确立新的发展概念和新的发展政策，特别是在像墨西哥和巴西这样正在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它们不能再指望通过原材料出口来为其发展提供经济支持，比如墨西哥的经济发展不能再依靠石油了。但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向发达国家出口大量制成品——比如巴西就是这样期望的——这种做法也变得不现实起来。但如果它们转入生产分工的方式，情况就会好很多，也就是说，利用它们在劳动力上的优势，充当发达国家制造商的转包商，承担那些无法实现自动化的劳动密集型工作，比如一些装配流程，或是一些生产量相对较少的零部件。发达国家已经没有多余的劳动力来从事这类工作了。而即便是在最彻底的自动化生产中，这类工作仍然会占工作总量的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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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快速发展，就是通过生产分工实现的。但在拉丁美洲，生产分工仍然是一种政治上很难被接受的做法，甚至遭到了强烈的谴责。例如墨西哥，自从20世纪初开始朝现代国家转变以来，就一直试图保持自己的经济独立，减少对其北方邻国的经济依赖，拒绝与之融合。虽然这种政策在整整80多年里从未成功过，但这反而强化了它在情感和政治上的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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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便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分工，它也无法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收入，尤其是那些比上述华人国家和地区大得多的国家。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模式和新的政策。比如，我们能向印度学到些什么吗？当然，每个人都知道印度存在的问题，而且问题数不胜数，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自从独立以后，印度比其他任何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得都要好：在农业发展和农业产量上增长速度最快，制造业增长率和巴西相当，甚至和韩国也相差无几（印度现在的工业经济仅次于少数发达国家）；一个庞大且具有高度创业精神的中产阶级的出现；而最了不起的成就，大概还要数农村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巨大进展。印度并没有遵循任何一种现成的模式。印度人不像苏联和很多非洲国家那样，通过对农业人口的掠夺来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印度不出口原材料，也不出口廉价劳动生产的产品。但自从1964年尼赫鲁（Nehru）去世之后，印度一直鼓励农业发展，支持消费品生产，扶持国内企业家。印度和它所实现的成就，应当得到人们极大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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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也有必要重新考虑它们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中最有希望的那一部分，即那些正在迅速工业化的国家。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开端：美国财政部长贝克最近提出了一些针对初级产品国债务问题的新政策；世界银行最近公布了新的贷款标准，按照这一标准，从现在开始，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贷款，不再基于个别项目的可靠性，而要根据一个国家整体的发展政策来确定。但这些建议大体上只是在纠正过去的错误，而不是提出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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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主要议事日程必然和国际货币体系有关。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召开布雷顿森林会议后，国际货币体系一直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显然，这种做法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储备货币的母国，必须愿意让自己的国内政策服从国际经济的需要，比如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甘愿承受国内失业率的高涨。但是，一旦遇到困境，美国却拒绝这么做，顺便说一句，凯恩斯在40年前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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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要实现储备货币的稳定性，唯有各大主要的贸易国家——至少包括美国、联邦德国和日本——同意在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上保持协调，甚至是服从于一个共同的、超越国家的决策。除非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要实现上述条件简直不可想象。就连在欧洲实行比这简单得多的“欧洲货币单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ECU），其经历也不怎么令人感到鼓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政府愿意为了欧洲货币单位稍稍退让一步。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根据最近的分析，现代国家和国际体系都是以管理和稳定货币的尝试作为基础的。难道说我们300多年来的尝试已经走到尽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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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个结论：经济发展的动力已经彻底转到了世界经济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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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的经济理论——不管是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还是供应学派都认为，国家经济，特别是发达大国的经济是独立的，是进行经济分析、制定经济政策的单位。国际经济或许是一项限制条件，但它不是中心环节，更不是什么决定性因素。现在经济学家的这种“宏观经济原理”已经越来越靠不住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发达国家，在经济政策中完全遵循了这一原理，但在最近的30年里，它们的经济状况最糟糕，也最不稳定。联邦德国和日本从未接受宏观经济理论，虽说它们的大学里也会教授这一原理，但它们的决策者——包括政界和商界的决策者都拒绝了它。和美英相反，这两个国家一直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划其经济政策，并且系统地预测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将其变化当做可供利用的机会。最重要的是，两国都把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地位作为制定政策——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甚至包括社会政策的先决条件，而往往把国内问题放到次要位置考虑。因此，在过去的30年里，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比英国和美国干得更出色。实际上，它们对世界经济的重视和优先考虑，大概是它们成功的真正“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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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发达国家成功企业的秘密——日本企业、奔驰和宝马等德国汽车制造商、瑞典的ASEA（瑞典通用电气公司）和爱立信公司、美国的IBM和花旗银行，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很多中等规模的专业公司——都在于利用世界经济变化的机会，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计划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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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起，所有国家——也包括所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想要在经济上有所成就，必须认识到：世界经济起着支配作用；国内经济政策只有在加强，至少是不损害该国国际竞争地位的前提下，才能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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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转变后的世界经济所具有的最重要特征——当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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