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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制定政策时考虑对制成品出口的影响是不合适的。150年间只有一位总统的想法有所不同：赫伯特·胡佛。至于其余所有的总统，哪怕是最“支持企业发展”的总统们，也都忌讳考虑制成品出口，因为这意味着“关心那些肥猫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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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并没有带来什么损害。那时制成品出口无关紧要，最多只占全美出口量的5%～8%——在主要工业中占的比重就更微不足道了。但最近20年情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斥责美国制造商“忽视出口市场”，一篇又一篇的文章苦苦哀求制造工业“学习如何行销海外”。但实际上，美国制造工业的出口量，在其总产出量中所占份额接近日本的两倍；除了联邦德国，美国工业生产的出口份额，超过所有主要的工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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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发展的结果。美国公司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不仅没有抢走美国的就业机会，还成为国内制造行业的最好客户。美国制造业出口蓬勃发展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企业，尤其是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在态度和能力上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这种改变产生的结果是，1982年美国工厂里每5个就业机会就有一个是工业品出口带来的。而且1982年对出口商来说还算不上一个好年头，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世界经济衰退，主要的原因是美元的估价过高。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经济的前助理部长，现为一私人企业顾问的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估计，如果当时美元币值降低10%，美国的出口量能提高整整1/4；出口量也将达到美国制造业总产量的1/4，而且这个总产量将比现在高得多。根据伯格斯坦先生的看法，美元币值过高将使美国制造业丧失更多的工作机会，比钢铁和汽车工业的危机加在一起带来的失业率还高。目前世界市场对美国农民而言比对美国产业工人更为重要：2/5的农产品销往世界市场，而只有1/4或1/5的制成品销往世界市场。但即便是在1982年这样出口较差的年份，世界市场仍然是美国工厂最大的一个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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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条件下，把美国国内政策和对美国制成品在出口市场上竞争地位的考虑割裂开来的做法，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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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我们对外贸的考虑纳入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有三种途径。第一种可以叫做“国际主义态度”——就是要确保慎重地考虑所有决策的影响。从本质上来说，联邦德国就是这样做的，在如今的工业品贸易上，联邦德国的态度最接近自由贸易主义。估计和阐述任何拟议中的政府政策给本国外贸带来的影响，是联邦德国政府经济部的主要工作之一。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方面的考虑都处于从属地位。比如说，照我的看法，即便里根政府当时预计到高利率政策和停止供应西伯利亚管道设备在经济上带来的影响，他还是会实施这两项政策。但至少“国际主义”的做法能够保证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不会因为疏于考虑而被白白牺牲或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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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策过程中关注竞争力的第二条途径可以叫做“民族主义态度”。它认为，政治决策不应当削弱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经济竞争力；相反，政治决策应当在任何可能的时候加强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戴高乐将军在法国执政时期基本上采取了这一路线。和所有实力政策的信徒——从黎塞留[1]到亨利·基辛格一样，戴高乐将军并未把经济问题放在首要地位。“钱这东西，”这位现实的政治家一直相信，“是枪杆子打出来的。”但在每一个重要决策中，戴高乐都仔细寻求能增强——至少是不损害法国在世界经济中竞争地位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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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途径可称之为“重商主义的态度”：加强本国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是制定公共政策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其他问题一般都处于从属地位。戴高乐将军的两位保守党接班人，蓬皮杜和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都持这一观点：这是法国自17世纪以来的传统。但如今，真正赞成并实践这一信条的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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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上述三个立场有重合之处。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独地采取其中一种立场。对每个国家而言，这三种立场也并不是随时都具有同等的可行性。例如，重商主义的立场和强权主义的野心几乎是背道而驰的。这就是为什么戴高乐将军尽管十分尊重法国的传统，却始终没有采取重商主义的原因。而且，只有第一种道路，即国际主义立场，才能适用于自由市场经济，满足美国的需要与政治现实。即便是这种政策也彻底地背离了美国的政治传统；它要求对制定政策的过程和我们的制度安排——如国会——进行彻底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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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保护我们的经济竞争力是政策制定者理应关心的问题，它需要被纳入制定政治决策的过程。在制造业工人中，有1/5甚至1/4的人要依赖工业产品出口为生，因此保护主义已经起不到保护作用了。它只会加剧工业的衰退，带来失业。但如果像美国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家丧失了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它就必定越来越倾向于保护主义，而不管它对生产存在多大的阻碍作用。因此，我们应当立刻打破150年来的习惯、观念和传统，在我们的政治决策过程中关注我国制成品的出口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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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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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uc de Richelieu，1585—1642年，法国枢机主教、政治家、路易十三的国务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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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珍藏版） 第7章 欧洲在高科技上的企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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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高科技企业在欧洲风靡一时。法国专门设立了一个权力极大的部门，让政府把鼓励兴建高科技企业放在首要位置上。联邦德国按照美国的模式成立了风险投资公司，并且开始谈论建设自己的硅谷。他们甚至自创了一个新词——“企业家文化”（Unternehmer-Kultur）——忙着撰写学术论文，召开有关的讨论会。甚至连英国也建议政府资助半导体、生物技术或电信等领域的新兴高科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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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欧洲人重视自己和日美竞争者之间日益增大的高科技差距，这是完全正确的。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高科技产业能力，不可能成为世界领先的国家。然而，欧洲人以为，高科技企业可以凭借自己迅猛发展起来，无须植根于创业型经济的土壤里。这种观点是全然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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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是政治。高科技本身创造的是属于未来的——而不是当前的工作机会。为了向不断增长的劳动力提供新的工作机会，一个国家需要大量的“低技术”或“非技术”性企业——可欧洲人并不想要这些东西。在美国，财富1000强企业和政府机构雇佣的员工人数，在过去15～20年里，减少了500万人次。然而总就业人数，却从1965年的7100万增加到了1.06亿。这一期间，高科技只提供了大约500万个工作机会：也就是说，不超过重工业企业和政府部分失去的工作机会。美国经济中所有额外的工作机会——3500万——是由大量中等技术、低技术和非技术企业提供的：外科手术器械、家庭健身器械、跑步鞋制造商、金融服务企业、玩具制造厂、“民族风情”餐厅和低价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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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创业活动仅限于高科技范围——欧洲人正试图这么做——随着重工业的减产和自动化，失业率会持续增加。没有哪个政府（特别是民主政府），有可能继续让这些属于过去的境况不佳的巨人，顺从于前途并不确定的高科技企业。很快，政治现实就会迫使政府放弃对高科技的支持，把国家所有的资源用于保护、资助和挽救现存的企业，特别是那些有着强大工会组织的重工业企业。要求政府这样做的压力，正迅速积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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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法国共产党于1983年退出了政府。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自己所属的社会党，特别是其内部强有力且呼声很大的左翼，也对总统的高科技政策甚感不满。此外，该政策还越发遭到许多大企业雇主的反感。实际上，法国的右派在1986年的议会选举中就试图重新夺回多数权，制定了一个与密特朗政府工业政策完全相反的政治纲领，要求法国优先考虑现存工业的就业问题，抛弃对高科技企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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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德国，要求支持老企业以维持就业、停止对新兴企业提供信贷和资本的呼声也越发高涨。银行一直受到来自其主要客户——即现有企业的某种压力，希望它们不要再为任何可能的竞争者提供资金，而在联邦德国，银行是投资和借贷的主要渠道，甚至是唯一的渠道。即使在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来自她所属的保守党下院议员的压力，这些人害怕在下次选举中失去席位——要求她忘掉所有关于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宏伟计划，转而扶植衰落中的传统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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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一个广阔的创业性经济土壤，高科技企业就行不通。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还有另一个更微妙但也可能更重要的原因：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高科技企业就像是高山之巅，它必须坐落在大山之上：这座大山就是遍布在整个经济和社会中的中等技术、低端技术和非技术性创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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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每年要成立60万家公司，大约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繁荣期的7倍。但这其中只有1.5%的企业——也就是一年1万家——是高科技公司。剩下59万家的新办企业，包括从非技术性的——如新办外国饭店或垃圾收集和处理服务——到诸如特种非金属铸件的小型自动化铸造厂等中等技术企业。然而，要是没有这些企业，高科技投资就会胎死腹中。比如说，它们将无法吸引到高素质的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