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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并未给出答案，他不太相信答案。但早在70年前，他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提出了在未来必将成为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中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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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熊彼特比任何人都最先意识到——比凯恩斯整整早了10年——经济现实正在发生变化。他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所有交战国的经济货币化。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包括他自己那个还相当落后的奥匈帝国，都在大战中成功地调动了整个国家的流动资产，部分措施是通过税收，更主要的是通过借贷。货币和信贷，不再是商品和服务，而成为“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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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7月，熊彼特在一家德国经济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具有真知灼见的短文——此时，熊彼特在其中成长并且为他所熟知的世界正在走向崩溃——他指出，从现在起，货币和信贷将成为控制经济的杠杆。他所阐述的内容是，无论是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产品的供应，还是一些早期不同意见者所说的产品的需求，都不再起控制作用。货币因素——赤字、货币、信贷和税收——才是经济活动和资源分配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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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凯恩斯后来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阐述了同样的见解，但熊彼特得出的结论与凯恩斯截然不同。凯恩斯得出的结论是，货币和信贷这种符号经济的出现，使得“经济学家之王”，即科学的经济学家，可以通过控制少数简单的货币要素——政府支出、利率、信贷规模或是货币流通量，实现永久的均衡，保持充分的就业、经济繁荣和稳定。但熊彼特的结论是，符号经济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的出现，打开了通向暴政的大门，甚至不啻是邀请暴政。经济学家声称自己一贯正确，纯属狂妄自大。但最重要的还在于，他看到使用这一权力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政客和将军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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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同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熊彼特发表了《税收国家》（The Tax State，翻译成《财政国家》（The Fiscal State）似乎更为恰当）。其中的看法，又一次与15年后的凯恩斯英雄所见略同（正如凯恩斯本人常常承认的那样：谢谢熊彼特……）：现代国家，通过税收和借贷的机制，获得了转移收入的权力，并可通过“转移支付”控制国民生产的分配。对凯恩斯来说，这种权力是一根魔杖，有了它，既能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进步，又能达到经济稳定，履行财政责任。而对熊彼特来说——这可能是因为他和凯恩斯不一样，他是马克思和历史的信徒——这种权力实际上会招来政治上的无责任感，因为它消除了一切阻止通货膨胀发生的经济安全措施。在过去，由于国家的税收只能征收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小一部分，只能借到占国民财富很小一部分的债务，因此通货膨胀能够自我制约。而现在，阻止通货膨胀的唯一屏障，就是政治上的自我约束。而熊彼特对政治家们自我约束的能力并不太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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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经济学家的熊彼特对经济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成为经济周期理论的先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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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0年熊彼特去世的这32年里，他的真正贡献在于他作为政治经济学家所做的一切。1942年，每个人都害怕出现世界范围的通货紧缩，熊彼特发表了他最著名的一本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这本书现在仍然，也理应被人们所广泛阅读。在这本书中，熊彼特提出，资本主义必将被自己的成功所毁灭。资本主义孕育出了我们现在称之为“新阶级”的人：官僚阶层、知识分子、教授、律师、记者。这些人都是资本主义经济果实的受益人，甚至可以说是寄生在资本主义之上。然而，他们却都反对财富生产、积蓄、按经济生产率分配资源的价值观。本书问世以来的40年，无可辩驳地证明熊彼特是一位远见卓识的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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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熊彼特继续指出，资本主义必将被它自己帮助创建和维持的民主所毁灭。在民主国家，为了获得人心，政府必须越来越多地将收入从生产者转到非生产者手中，越来越多地将收入从把它积蓄起来成为未来资本的人手中，转移到消费它的人手中。因此，民主国家的政府必将承受越来越高的通货膨胀压力。熊彼特预言，通货膨胀最终会毁灭民主和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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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在1942年这样写的时候，几乎人人都嘲笑他，再也没有比经济繁荣导致通货膨胀这种说法更荒谬的了。可40年后的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中心问题，与熊彼特的预言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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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主义把人们引入他们的“希望之地”，在那里，“经济学家之王”将通过控制货币、信贷、支出和税收，保证经济的完美均衡、永远稳定。而熊彼特越来越关心的是如何控制和限制公共部门，以维持政治自由和保证经济有能力发展和变化的问题。当死亡把他的生命从书桌旁夺走时，他正在修改几天前在美国经济学会上作为主席所发表的谈话。他所写的最后一句话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将陷入停滞的原因，停滞主义者的诊断是错误的；但他们对资本主义将要陷入停滞的诊断却有可能是正确的——公共部门有充分的材料可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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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最著名的一句论断是：“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我们都将死去。”这是一句彻底的胡话。当然，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我们的确都将死去。但凯恩斯在他还算明智的时候说过，当今政治家的行文，往往建立在过世已久的经济学家的理论之上。凯恩斯曾暗示短期的优化行为将带来长远的未来利益，这完全是谬论。在很大程度上，凯恩斯应当为当代政治、经济和企业极端重视短期利益的倾向负责——相当公平地说，过分注重短期利益已经成为美国政界和商界政策制定者的主要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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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也十分清楚，政策必须适应短期情况。他付出了很大代价才懂得了这一点——他曾作为刚刚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的财政部长，试图在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前加以制止，但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他知道自己的失败是因为他的措施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接受——然而，两年后，一位非经济学家的政治家兼道德神学教授正是采取了这些措施，才制止了通货膨胀，可是这时奥地利的经济和中产阶级已经彻底被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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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还知道，今天的短期措施会带来长期的影响，它们会不可逆转地塑造未来。不考虑短期决策在未来的效应，以及它们在“我们都死了”以后的长期影响，是不负责任的，这会导致错误的决策。熊彼特总是强调，要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那些有利的、受人欢迎的、聪明的、天才的短期决策带来的影响，这使他成为当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最合适的导师。因为现在，那些聪明的、天才的短期经济学，以及聪明的、天才的短期政治学都已经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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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凯恩斯和熊彼特再现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哲学家的冲突——天才的、聪明的、锋芒毕露的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和动作迟缓、面目丑陋却智慧无比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对话。战争期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天才、更聪明。与此相反，熊彼特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大智慧。小聪明蒙混一时，大智慧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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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珍藏版） 第13章 选拔人才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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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在人事管理和有关人事决策上花去的时间比其他任何事都要多。他们确实应该这么做，因为所有其他的决策，都不如人事决策造成的后果持续时间更长，更难以消除。然而，总的来说，管理者有关晋升和人事安排的决策，还是不尽如人意。据说，他们做出的决策，平均成功率不超过33.3%；最多有1/3的决策是正确的；1/3没什么效果；还有1/3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