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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为特别和没有先例的，是这一新生事物在社会中的地位。这是数千年来首次出现的新型自治机构，同时首次在社会中创造出独立于全国中央政府的权力中心。在19世纪，人们认为这是对“历史法则”的一种进攻、一种背离，甚至是一种亵渎（20世纪的政治学者们依然如此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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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前后，当时最著名的一位政治学者，英国的亨利·梅因（Henry Maine，英国资产阶级法律史学家）爵士，在其著作《古代法》一书中，创造出一个形容历史进步的著名短语：“从地位到契约”。很少有其他的说法像这个短语那么流行，广为人们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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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在梅因爵士宣称历史的规律要求消除社会中的一切自治权力中心的时候，工商企业出现了。显然，它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中的一种权力中心，并且完全是自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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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对很多同时代的人来说，工商企业完全违背了历史的发展，预示着一个巨大的阴谋。美国第一位伟大的社会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显然就是这样看的。他在格兰特总统当政期间所写的最重要的一本小说《民主》（Democracy）中，把这种新的经济权力描述得极为腐败，同时也污染了政治发展过程、政府和社会。几十年以后，亨利的弟弟布鲁克斯·亚当斯，在美国有史以来最流行的一本政治著作《民主教条的衰退》（The Degeneration of the Democratic Dogma）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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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威斯康星州的经济学家约翰·康芒斯（John R.Commons）（威斯康星州进步运动[1]背后的智囊，他倡导的若干“改革”，很快成为后来新政中实施的社会和政治创新措施，最后一点也不可忽视，他被公认为是美国的“工联主义”之父）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谴责工商企业是律师们的阴谋，他们故意曲解宪法第十四项修正案，使得企业具有了和自然人同样的“法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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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西洋对岸的德国，沃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他本人曾成功地担任过一家新式大型股份企业的主要执行管理者（1922年，他在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任职外交部长时，被纳粹分子暗杀，成为纳粹恐怖活动最早的一名牺牲者）——同样认为企业这种新生事物，彻底违背了当时流行的政治和社会理论，而且还是一种严峻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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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19世纪70年代通过建立工商企业而在政府中创造了辉煌成果的涩泽荣一，也认为工商企业是一种全新而富有挑战性的事物。他尝试向企业灌输儒家伦理来驯服它；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大型企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按照涩泽荣一的想法来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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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新型企业一样被看做是一种激进而危险的创新。比如，在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这一政党至今仍是欧洲大陆的主要政治党派）的创始人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在1897年被选为维也纳市长，他的竞选纲领是，保卫诚实可敬的小企业主——店主和手工匠人——抵抗邪恶而非法的股份公司。几年后，一位默默无闻的意大利记者，贝尼托·墨索里尼，因为强烈抨击“没有灵魂的股份公司”，而在全国声名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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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很自然地，大概也是不可避免地，一提到管理，不管是恶意的还是友好的，人们都会联想到工商企业。不管有多少其他机构在应用管理，工商企业始终是最明显、最突出、最引人争议的新目标。因此，它对管理来说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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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在距离管理在19世纪70年代的早期大型企业中兴起，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人们认识到，管理适用于每一种社会机构。在过去的一百年间，每一种主要的社会职能，都为管理得当的大型组织所承担。1870年的医院只是穷人跑来等死的地方。而到了1950年，医院已经成为一种最复杂的组织，需要极为出色的管理才能正常运作。如今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是由领取薪水的专业管理人员管理的，而不是名义上担任领导的政客们。在1900年，即便是规模很大的大学（当时最大的大学也只有5000名学生），机构仍然非常简单，最多只有一两百名教员，每位教授只讲授自己的专业。而现在大学变得越来越复杂——包括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拥有研究机构，并从政府和工商企业获得科研补助金，此外还有一个日益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在现代军队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哪些范围需要管理，哪些范围管理会妨碍到领导——很明显，管理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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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把管理和工商企业视为一体的看法，已经变得过时了。即使我们的教科书和研究仍然着重关注管理在企业界的发展情况——一般来说，以“管理”为名的杂志（如英国的《今日管理》或是德国的《管理杂志》），其主要关注对象（即便不是唯一的关注对象）还是工商企业，但管理确实已成为当代社会普遍的一种通用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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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组织的社会”。政治和社会理论家仍然视为标准的“个人”，即独立地存在于社会中，不属于或受雇于任何机构，和政府直接相对的个人，已经成为极少数。发达国家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组织的雇员。他们从组织的集体收入中获得生活来源，认为自己的事业发展机会和成功主要来自组织提供的机会；他们的社会地位主要是由其在组织中的级别决定的。个人积蓄少量财产的唯一途径，越来越多地是通过退休金来实现的——尤其是在美国。也就是说，必须成为组织的成员，才有机会获得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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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每一个组织的职能都依赖于管理。管理使组织免于成为乌合之众。它是一种有效的、能使组织一体化的、赋予组织生命力的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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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组织的社会中，进行管理成为重要的社会职能，而管理层则成为建设性的、决定性的、特定的社会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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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多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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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大学的政治系和法学院，仍然在讲授有关“自由国家”的原理。根据这一理论，所有组织起来的权力，都属于中央政府。然而，一个组织化社会却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它向传统的教义提出了公开挑战，因为它包含了多种组织和权力中心，而且每一个组织和权力中心都有一个管理层，并且必须加以管理。工商企业只是其中的一种，此外还有工会、农业组织、医疗保健机构、学校和大学，更不要说各种媒体了。实际上，连政府也日益成为各种近乎自治的权力中心的多元化集合体。这些权力中心，与美国宪法规定的政府分支机构是极为不同的。以行政机构为例，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任对行政机构加以有效控制的总统，是50年前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在英国是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在苏联是斯大林。自从他们以后，所有主要国家的行政机构都变成了拥有自主权力的常设机构。军队的情况也在朝此方向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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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自由国家”必须承认政党的存在，虽然它并不太情愿这么做，而且还满是猜疑。但政党的目的受到政府的控制。可以这么说，政党是政府机制上的齿轮，不可能独立于政府而存在。如果没有政府，政党根本没有存在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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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激励新多元主义机构的，并不是这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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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多元主义机构，如欧洲中世纪或日本中世纪（如世袭的王公、封建领主、自由城市、工匠行会、主教管区和修道院）的机构，本身就是政府。每个机构，都想从政府那里获得尽量多的权力。每个机构，都征收赋税和关税。每个机构，都力图获得制定法律、建立法院、行使法律的权力。每个机构，都试图授予骑士、贵族特权或自由民头衔。每个机构，都想要获得它最垂涎三尺的权力——自己发行货币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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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的多元化机构，其目的是非政府性的：制造、销售产品或服务，保障就业和工资，救治病患，教育青少年，等等。这些机构的存在目的，只是为了从事一种与政府做的工作不同的事业，或者说，让政府不必再去做它做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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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多元主义机构把自己看做是完整的社会。即便是手工业行会，例如佛罗伦萨极有权势的毛纺业行会，也主要是为了控制其成员而组织起来的。当然，纺织工们需要通过把织好的货物卖给其他人收取报酬。然而，行会用尽一切力量把成员同外界的经济影响隔离开来，它们严格规定成员该生产什么样的产品、生产多少、如何进行生产、产品的价格是多少以及由谁来销售。每一个行会都把成员集中到城市中的一个区域，并在该区域进行政府式的控制。每一个行会都会立刻建立自己的教堂，信奉自己的守护神。每一个行会都会设立自己的学校，现在伦敦都还有“手工裁缝学校”。每一个行会都会对成员加入进行严格控制。如果旧式多元主义机构不得不处理对外关系，它们会通过正式的协定、结盟、争执甚至是战争等“外交手段”来处理。总之，外面的人就是“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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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多元主义机构的目的就是对外接触。它们是为了“顾客”或“市场”而存在的。医院的成就不在于使护士感到满意，而是要治愈病人。企业的成就不在于让工人快活——尽管它也会努力实现这一点，但主要还是为了使购买产品的顾客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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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旧式多元主义机构不同，所有的新多元主义机构都是目的单一的机构。它们是用于满足一种特殊社会需求的社会工具，比如制造或销售汽车、提供电话服务、治愈病患、教会儿童阅读，或是为失业工人提供救济款。然而，为了实现这一单一的专门贡献，它们本身需要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它们需要以一种能够永久存在，或至少是能长期存在的方式加以组织。它们需要处理大量的社会资源，如土地资源、原材料资源、经济资源，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和训练的人——这是一种最稀缺的资源。它们还需要对人拥有一定的权力，一种强制性权力。人们很容易忘记，就在不太遥远的从前，只有奴隶、仆人和罪犯才不得不按他人的规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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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机构拥有——也必须拥有发放或撤销社会荣誉和经济奖励的权力。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方法选拔或提升人才——由上级任命、由同事选举，甚至是采取职务轮换的方式——总之，这都是一种对个人做出决定的权力，而不是由其本身来决定的。这种权力的依据，是和组织目标有关（而不是和个人目标有关）的非个人化标准。因此，不管该机构设立伊始要满足的特殊社会目标是什么，个人必须服从以这种价值观为体系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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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机构中行使这一权力的机能，我们就称之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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