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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在我的著作、教学和咨询活动中，我几乎总是在强调财务测量手段和财务结果的重要性。实际上，大多数企业并没有赚到足够的钱。他们认为的利润，只是真实成本。40多年来，我的一个中心观点就是，除非企业已经赚回了资本的真实成本，否则就谈不上什么利润。在大多数情况下，资本成本远远高于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所认为的那种“创纪录的利润”。我还一直主张，企业的首要社会责任就是创造足够的盈余——这一观点往往会引起自由派读者的反感。没有盈余，它就是盗窃了公共财富，剥夺了社会和国民经济为提供未来工作所需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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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我记不清到底有多少年了，我一直坚持认为，不盈利并不是一种美德，实际上，任何有能力创造利润却不去创造利润的活动，都是反社会的。我最爱用职业院校做例子。从前有一段时间，这些学校挣扎在存亡的边缘，因此由社会给予资助是正当的。但现在它们已经成了一个庞大的部门，必须为国民经济的资本构成做出贡献。在国民经济中，为将来的工作筹集资本，将成为经济要求的中心环节，甚至是维持生存的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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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著作、教学和咨询活动的中心论点是，现代企业是一种人的组织，一种社会的组织。作为一门学科和实践方法的管理，处理的是人与社会的价值。显然，组织存在的目的超乎其自身之外。对工商企业来说，它的最终目的是经济（不管怎么理解这个词）；对医院来说，它的最终目的是照顾病人，使其康复；对大学来说，最终目的是教育、学习和研究。为了实现这些最终目的，我们称之为管理的这种奇特的现代发明，把人类团结起来实现共同的成绩，创造出了一种社会性的组织。但唯有管理成功地使组织的人力资源发挥生产力，它才能达到理想的外在目标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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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出这个论点是很自然的，因为我对管理的兴趣并不在于开办企业。实际上，这种兴趣在我下定决心成为一名作家和教师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不再继续从事很有前途的投资银行家职业。我对现代组织、企业和管理的兴趣，开始于我对现代社会所进行的分析，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得出结论。我认为，现代组织，特别是大型工商企业正迅速成为社会一体化的新型媒介物。社会出现的新团体和新秩序，使得传统的一体化媒介物——小城镇、手工业者行会或教堂等日趋瓦解。因此，我虽然是带着经济结果的意识开始研究管理的，但我也同样在探索着组织与结构的原则、法制的原则，以及价值观、义务感和信念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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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人们对公司“文化”谈论得很多。而在我30多年前出版的《管理的实践》[1]这本书里，最后一章讲的就是组织的“精神”，其中所谈到的所有内容，都可以在最近的畅销书，比如《追求卓越》里找到。从一开始，我就在著作、教学和咨询中提出，管理必须既从外部关注它的使命以及组织的成果，也要从内部关注能使个人取得成就的结构、价值观和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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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原因，我从一开始就坚持，管理必须是一门学科，一种组织好的知识体系，可供人学习，甚至加以传授。我主要的作品，从早期的《公司的概念》[2]（1946年）、《管理的实践》（1954年）开始，到最近一本《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85年），都是试图创立这门学科。管理不是，也绝不可能会是一门“科学”（就像当今美国所理解的那样）。管理最多不过是一种像医学那样的知识：它们都是实用学科。一门实用学科会从纯科学中汲取大量营养。就像医学从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以及大量其他自然科学中汲取营养，管理也会从经济学、心理学、数学、政治理论、历史和哲学中汲取营养。但和医学一样，管理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它自身的假设、目标、工具、效益工具和测量方法。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管理学，德文常常称之为“Geisteswissenschaft”——对这个难以理解的词，把它翻译成“道德科学”似乎比现代的“社会科学”更恰当一些。实际上，最老套的“人文科学”这个词可能比其他说法都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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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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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6年1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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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6年3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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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珍藏版） 第28章 恶意收购及其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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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里，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一篇报道，谈论又一起“恶意收购投标”，又一起上市企业不顾现有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强烈反对，在股票市场上玩弄收购、兼并或分拆的花招。19世纪70年代，自古尔德、德鲁和范德比尔特为控制美国铁路展开厮杀[1]，在股市上大肆“买空卖空”以来，美国股市上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投机浪潮。新的恶意收购浪潮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经济的轮廓和走向，成为美国企业管理者行为和活动的一种支配性力量——很多人甚至说是唯一的支配性力量，而且也是侵蚀美国竞争力和技术领导地位的一个主要因素。然而报纸大多只在经济版报道它。企业界之外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甚至连恶意收购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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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收购最先是由一个“袭击者”——一家公司，或是一个在法律上组成了公司并通过公司开展工作的个人——在公开的股票市场上买进目标公司的少量股票，其资金往往是公开表明为此目的而借来的。当目标公司董事会及其管理层轻蔑地拒绝其收购投标时（这正和袭击者的心意），他会借来更多的钱——有时甚至是好几十亿美元——在股市上购买目标公司更多的股票，然后直接去找目标公司的股东，向他们提出比当前股价高得多的价钱。如果有足够多的股东接受袭击者的提议，袭击者就能完全地控制目标公司，接着他把在收购中欠下的债务转嫁到目前已被收购的公司身上。这样，在恶意收购中，受害者还得自己缴纳死刑执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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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击者现在不仅控制了一家大公司，还在低于市价买进的股票上大捞了一笔。即便收购企图失败，袭击者仍能大赚一票。目标公司只有找一位“白衣骑士”——即对目标公司管理层来说不那么讨厌的人，并愿意以更高的价格买下该公司的股票，包括袭击者手里持有的那部分——才能免遭袭击者的毒手。还有一种办法是目标公司自己向袭击者付赎金——它有个罗宾汉般的名字，叫“绿票讹诈”——以一个远远高于当前和预计收益的价格从袭击者手里买回自己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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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以前，基本上没什么人知道恶意收购。把美国国际电话电信公司（ITT）创办成世界上最大的、最多样化的大型联合公司的哈罗德·吉宁，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买进了上百家企业——甚至上千家。但除非一家公司的管理层首先向他提出买进的建议，他决不会抢先出价。实际上，吉宁收购的很多公司，都是自己主动要求被收购的。在当时，也不可能为恶意收购筹集到资金：没有哪家银行愿意为这种目的贷款。但1980年以来，恶意收购已经越来越容易筹到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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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收购最初是由那些意图快速发展或快速多元化的大型企业发动的。这一阶段在1982年达到高潮，三大巨头——本迪克斯公司（Bendix，国防与汽车工业）、马丁玛丽埃塔公司（Martin-Marietta，国防、航空和水泥工业）以及联合化工公司（Allied），展开了为时一个月的激斗。本迪克斯首先对马丁玛丽埃塔发起了恶意收购投标，后者立刻反过来对本迪克斯发动恶意收购。当这两家公司像玻璃瓶里的两条蝎子一般斗得筋疲力尽的时候，联合化工加入了这场混战，它把赎金交给元气大伤的马丁玛丽埃塔公司，接管了本迪克斯，并且在此过程中赶走了发起这场恶斗的本迪克斯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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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专门从事恶意收购的股市操盘手越来越多地充当起了袭击者的角色。其中有些人，比如卡尔·伊坎（Carl Icahn）涉及的范围很广，各种企业都袭击过。布恩·皮肯斯（T.Boone Pickens）原本是一个独立的小石油生产商，他专门攻击大型石油公司——其目标包括海湾石油公司、菲利普斯石油公司以及联合石油公司这类大型企业。亚特兰大的特德·特纳（Ted Turner）专门袭击媒体行业，并卷入了三大广播电视网中最小的一家CBS的恶意收购投标活动。此外在海外还有很多规模较小的袭击者，其中不少人寻找快速发展的中型企业，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或生物科技等当前热门的行业。其他一些人主要袭击金融机构。基本上所有恶意收购者的资金都是以高利率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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