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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在经济方面的第二大收益仍属于“非生产”的成本方面：即改换生产模具时造成的“停工期”。在这段时间里，要清洗工具，取下原来的铸模和冲垫，换上新的，重新设置机器速度等，并不进行生产。在未采用自动化的生产流程中，“停工期”往往长达数个小时，甚至几天。然而，传统的成本会计并没有算入停工期，它是一种“非生产”的成本。成本会计假定生产线能按照预计生产出一定数量的产品，比如说一个小时生产80件产品，那么成本会计就把每件产品的成本算做生产线每小时成本的1/80。如果该工厂生产大量统一规格的产品，比如雪佛兰汽车制造50万件同样的散热片，这种计算方法是很合适的。但是绝大多数工厂的批量要小得多，模具需要频繁更换，因此停工时间相当多——在停工期也必须付给工人报酬，为工厂供热供电，等等——然而却没有任何产品生产出来。在自动化生产流程中，可以把产品的变化设计到程序里，因此减少甚至完全消除了停工期。由于减少停工期而实现的成本节约，通常也极大地超过薪水开支和人力资源上的节约，并往往在短短几年内就足以偿付用于自动化的所有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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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停工期的减少或消除，除了可以极大地降低成本，还能赋予工厂全新的增收能力。它能使工厂生产出利润最高的产品组合，挤入回报更丰厚的市场。对于规模较小、专业性较强的公司，如生产布线设备的制造商或小型铸造厂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在美国和西欧，人们仍然认为自动化是为那些“大家伙”准备的东西。但日本的经验说明，由于政府愿意为小型工厂的自动化提供低息贷款，使得自动化成为对小工厂最为有利的制造系统。自动化使得小工厂能够通过质量上的提高和缩短停工期节约成本，又能通过利润较高的产品组合与市场组合实现更丰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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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因为自动化更“先进”而要求进行大量资本投资以实现自动化，那么高层管理者和董事会拒绝这一要求的做法是正当的。唯有采用自动化，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制造行业才能继续生存下去——虽然这是绝对正确的，但仅仅这么说还远远不够。企业高层管理者坚持要对预期收入做一些评估，测算对自动化投资的回报情况，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们坚持这些收益是“无形的”，实践自动化只是一种信仰，他们就错了——这种做法正是制造业者在管理会议和技术刊物上所抱怨的上级的“保守主义”。任何称职的生产会计师很快就能从可用的成本数据中找出质量不佳和停工期给公司带来的实际成本（然后用一种廉价而快速的取样方法加以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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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自动化可能带来的额外收入，或许要多花些时间：这需要进行传统的市场研究。要估计出自动化的收益，还要求改变大多数管理层看待制造流程及其成本结构的方式：从关注每件产品的成本，转为关注制造流程的总成本。这种方法，至少最近25年以来，会计教科书都一直在宣传和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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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珍藏版） 第33章 IBM的沃森：放眼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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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知道老托马斯·沃森（1874—1956）把IBM建成为一个大型电脑公司，并且是该行业的翘楚人物。但“人人”都错了。老托马斯·沃森并未建立起如我们所知的IBM公司，而是他的儿子，小沃森于1946年进入公司高级管理层之后做成的这件事，当时他年仅32岁（虽说直到1956年，他父亲都相当活跃地担任公司董事会主席之职）。在父亲手中，IBM只是一家中型企业，直至1938年，公司的销售额还仅仅只有3500万美元。自然，当时它也不曾制造或销售电脑，它的主要业务是穿孔卡片机和出勤打卡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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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托马斯·沃森也不是一位业内翘楚，他到60多岁才获得了个人的成功和公众的赞誉。20世纪30年代，他个人曾两度濒临破产的边缘。在大萧条期间，是两项新政法律，拯救了他并极大地刺激了IBM公司的销售：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和1937～1938年间的《工资—工时法》。这两项法律，要求雇主提供支付的工资、员工的工作时间以及加班收入等情况，并需采取一种雇主无法篡改的形式。于是在一夜之间，它们就为老托马斯·沃森的产品开创了广阔的市场。而在此之前，老托马斯经过多年的推销工作，也不过取得了相当一般的销售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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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我在纽约担任多家英国报纸的通讯记者，希望写一篇有关沃森和IBM的故事。我对这家公司感兴趣，是因为它在纽约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设立了一个巨大的展厅。我想，写一个像巨人般行事的小不点故事，大概是挺有趣的吧。“忘了这念头吧，”我的编辑回信说，“我们对一家不成功的企业不感兴趣，人人都知道它没啥前途。”而这时沃森已经是65岁的高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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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老托马斯·沃森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一位创办了一家大公司的成功企业家。他预言了我们现在称之为后工业社会的形态，并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社会形态的缔造者，他还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革新家之一。早在50年以前，他就预见到了“数据处理”和“信息”。在大萧条中期，沃森自己已经差不多要破产，却仍对研究工作进行资助，后来这项研究奠定了计算机的理论基础，并制造出第一台非常先进的计算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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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年以前，沃森就创造出一种新的管理方式，并且加以实践。这种方式就是为我们现在所知、所研究、所模仿的日本管理方式——毫无疑问，他这样做的时候，对日本一无所知，而且所谓的日本管理方式也还根本不存在，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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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沃森的问题，就在于他的远见和实践，都远远领先于自己所在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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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沃森是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他被选为国际商会美国分会的主席——这是件别人都不愿干的工作。而我，还是个非常年轻的记者，被派去采访他。但我写的这篇访问丝毫没能引起编辑的兴趣，一直没被发表。自然，沃森会说一些在商会上必须说的场面话，“自由贸易”啦，“国际合作”啦，“企业家作为和平使者的任务”啦，诸如此类。但很快他就转到了他真正感兴趣的话题上——也就是他称之为“数据”和“信息”的东西。但是，他用这些词到底要表达什么意义，他却无法解释——而且这些词的意义，也和当时人们所理解的不同。实际上，报纸往往将沃森贬斥为一个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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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疑，沃森自己是理解这些事情的。他有远见——他确实预见到了。只是和大多数预言家不同，他还实践了自己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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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沃森，也会出现某种形式的计算机，当时有很多人都在进行高速运算器（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计算机”不同）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推动下，有很多方面都需要这种设备：用于快速移动的飞机导航设备；用于远程加农炮射击地平线以外不可见目标的发射装置；用于空投炸弹；用于地对空高射炮。但没有沃森，设计出来的可能是一种和现在完全不同的计算机，是一种“运算器”而不是一种“信息处理器”。没有沃森和他的远见，计算机可能只会成为一种“工具”而非一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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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没有发明过任何一种硬件设备。他没有受过技术方面的教育，甚至没接受过什么正式教育。他还不到18岁的时候，就做了推销员，在纽约北部的家乡推销缝纫机、钢琴和风琴。他也没有什么技术上的天才，对数学和理论也所知甚少。他完全不是爱迪生以及跟他同时代的查尔斯·凯特林（Charles Kettering，美国著名发明家，通用公司研究实验室的创始人，终身拥有140多项发明专利）式的发明家。他所倡导、资助和推动研究的计算机——一台完成于1943年，另一台完成于4年之后，也就是1947年——在硬件和工程方面，对后世的计算机贡献甚少，即便是对IBM公司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所发明的早期商用计算机也没有什么直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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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早在“计算机”这个词出现的15年以前，沃森就预见并理解到了它。他立刻意识到，计算机和高速运算器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一直到自己的工程师们设计出第一台可操作的真正“计算机”，他才松了一口气。沃森很早（最迟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阐明了现在人们称之为计算机“结构”的东西：存储数据的能力；存储器及对其随机存取；接受指令、改变指令，编程并用一种计算机语言表达逻辑的能力。沃森1947年推出的“可选顺序电子计算器”（Selective Sequence Electronic Calculator,SSEC）比当时存在或正在设计的所有其他机器都更为强大和灵活。例如，它由12500个真空管和21400个继电器构成，可以进行偏微分方程式运算。而且最重要的是，这还是第一台（也是若干年以来唯一一台）能把电子计算和存储程序结合起来的机器，它具有自己的计算机语言，具备数据指令处理能力：即在新信息的基础上改变、更正并更新数据。而这，正是区分电脑和计算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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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IBM开始着手设计一种可供大量销售的电脑时，它采用了很多其他人开发的硬件——它们主要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实验室，但完全是按照沃森原来的构想设计的。因此，1953年IBM第一台成功的650型商用计算机一上市，立刻就成为该行业的领先产品和规范，并且在上市的头5年里就卖出了1800台——是当时对整个20世纪电脑总销量最乐观估计的两倍，它还使IBM公司在计算机领域内获得了世界性的领导地位，并且保持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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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早期的技术史是一本糊涂账。沃森和IBM公司，或是其他任何人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存在着各种矛盾的说法。但毫无疑问，沃森在计算机的概念史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在计算机的工程设计中，有很多其他人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中心作用。但正是沃森，开创了计算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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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要从1933年说起。当时IBM公司在沃森的命令下，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设计出了一台高速运算器，并且用标准的列表机零部件把它造了出来。4年以后，也就是1937年，哈佛大学的一位数学家霍华德·艾肯（Howard Aiken，美国数学家，于1944年设计制造出马克Ⅰ号计算机，这台机器也是现代计算机的原型之一。）建议IBM把几台现存的原来用于簿记目的的机器连接起来，为天文学家制造一台用于长时间进行烦琐运算的、速度更快的运算器。艾肯最初估计这项工作只需要几个月时间，成本在10万美元左右。然而事实上，它耗费了6年时间，花了50多万美元。这是因为沃森的想法走到了前头，他要设计的东西，不是艾肯设想的高速运算器，而是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