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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年以前，沃森就创造出一种新的管理方式，并且加以实践。这种方式就是为我们现在所知、所研究、所模仿的日本管理方式——毫无疑问，他这样做的时候，对日本一无所知，而且所谓的日本管理方式也还根本不存在，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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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沃森的问题，就在于他的远见和实践，都远远领先于自己所在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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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沃森是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他被选为国际商会美国分会的主席——这是件别人都不愿干的工作。而我，还是个非常年轻的记者，被派去采访他。但我写的这篇访问丝毫没能引起编辑的兴趣，一直没被发表。自然，沃森会说一些在商会上必须说的场面话，“自由贸易”啦，“国际合作”啦，“企业家作为和平使者的任务”啦，诸如此类。但很快他就转到了他真正感兴趣的话题上——也就是他称之为“数据”和“信息”的东西。但是，他用这些词到底要表达什么意义，他却无法解释——而且这些词的意义，也和当时人们所理解的不同。实际上，报纸往往将沃森贬斥为一个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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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疑，沃森自己是理解这些事情的。他有远见——他确实预见到了。只是和大多数预言家不同，他还实践了自己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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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沃森，也会出现某种形式的计算机，当时有很多人都在进行高速运算器（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计算机”不同）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推动下，有很多方面都需要这种设备：用于快速移动的飞机导航设备；用于远程加农炮射击地平线以外不可见目标的发射装置；用于空投炸弹；用于地对空高射炮。但没有沃森，设计出来的可能是一种和现在完全不同的计算机，是一种“运算器”而不是一种“信息处理器”。没有沃森和他的远见，计算机可能只会成为一种“工具”而非一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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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没有发明过任何一种硬件设备。他没有受过技术方面的教育，甚至没接受过什么正式教育。他还不到18岁的时候，就做了推销员，在纽约北部的家乡推销缝纫机、钢琴和风琴。他也没有什么技术上的天才，对数学和理论也所知甚少。他完全不是爱迪生以及跟他同时代的查尔斯·凯特林（Charles Kettering，美国著名发明家，通用公司研究实验室的创始人，终身拥有140多项发明专利）式的发明家。他所倡导、资助和推动研究的计算机——一台完成于1943年，另一台完成于4年之后，也就是1947年——在硬件和工程方面，对后世的计算机贡献甚少，即便是对IBM公司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所发明的早期商用计算机也没有什么直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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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早在“计算机”这个词出现的15年以前，沃森就预见并理解到了它。他立刻意识到，计算机和高速运算器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一直到自己的工程师们设计出第一台可操作的真正“计算机”，他才松了一口气。沃森很早（最迟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阐明了现在人们称之为计算机“结构”的东西：存储数据的能力；存储器及对其随机存取；接受指令、改变指令，编程并用一种计算机语言表达逻辑的能力。沃森1947年推出的“可选顺序电子计算器”（Selective Sequence Electronic Calculator,SSEC）比当时存在或正在设计的所有其他机器都更为强大和灵活。例如，它由12500个真空管和21400个继电器构成，可以进行偏微分方程式运算。而且最重要的是，这还是第一台（也是若干年以来唯一一台）能把电子计算和存储程序结合起来的机器，它具有自己的计算机语言，具备数据指令处理能力：即在新信息的基础上改变、更正并更新数据。而这，正是区分电脑和计算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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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IBM开始着手设计一种可供大量销售的电脑时，它采用了很多其他人开发的硬件——它们主要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实验室，但完全是按照沃森原来的构想设计的。因此，1953年IBM第一台成功的650型商用计算机一上市，立刻就成为该行业的领先产品和规范，并且在上市的头5年里就卖出了1800台——是当时对整个20世纪电脑总销量最乐观估计的两倍，它还使IBM公司在计算机领域内获得了世界性的领导地位，并且保持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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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早期的技术史是一本糊涂账。沃森和IBM公司，或是其他任何人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存在着各种矛盾的说法。但毫无疑问，沃森在计算机的概念史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在计算机的工程设计中，有很多其他人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中心作用。但正是沃森，开创了计算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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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要从1933年说起。当时IBM公司在沃森的命令下，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设计出了一台高速运算器，并且用标准的列表机零部件把它造了出来。4年以后，也就是1937年，哈佛大学的一位数学家霍华德·艾肯（Howard Aiken，美国数学家，于1944年设计制造出马克Ⅰ号计算机，这台机器也是现代计算机的原型之一。）建议IBM把几台现存的原来用于簿记目的的机器连接起来，为天文学家制造一台用于长时间进行烦琐运算的、速度更快的运算器。艾肯最初估计这项工作只需要几个月时间，成本在10万美元左右。然而事实上，它耗费了6年时间，花了50多万美元。这是因为沃森的想法走到了前头，他要设计的东西，不是艾肯设想的高速运算器，而是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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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沃森规定这台机器要全电子的；而早期所有的机器，包括IBM公司自己的产品，都是电动机械式的，要利用控制杆和齿轮进行开关转换。自然，当时的“电子化”意味着使用真空管——晶体管在很久以后才会出现。因此，造出来的机器又大又笨重，还容易发热过量，耗电量惊人。此外，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该如何用电子设备做转换开关——而这是计算机技术的关键。甚至连所需的理论工作也尚未完成。所以，沃森和IBM决定放弃当时人们十分熟悉和精通的电动机械技术，转向还完全未曾开发的电子领域。这一决定十分冒险，就像是猛地跳进了茫茫的黑夜，然而正是它让计算机的问世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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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的第二项规定也同样具有创新性。他的方案设想出一种当时的工程师做梦也没想过的东西：计算机的存储器。霍华德·艾肯的研究建议着重强调快速运算能力，他要的是一台“计数器”。他想要的是这样一种东西：能够很快完成传统的加法机和计算尺做得很慢的工作。IBM则在这一构思之外增加了存储数据的能力，这意味着IBM所设计的机器能够处理信息。它将拥有一个数据库——当然，这个术语当时还不存在——并能够被用户反复查阅，因此它能够记忆和分析。最重要的是，它还能在新信息的基础上，修改和更新自己原先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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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意味着IBM的机器能够进行编程，也就是能够利用一种逻辑符号表达任何信息——这是IBM公司另一项非常有远见的设想。当时正在进行设计的所有机器都是单一用途的计算机。比如我们最熟悉的“艾尼亚克”（ENIAC，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的缩写），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美国军工署所研制，并于1946年完成。它是为快速射击枪的高速运算所设计的。除此之外，它并无其他用途，也没有存储器和编程能力。IBM在设计过程中也有具体的应用目标——特别是用于天文表格的运算。然而，或许因为沃森直接了解很多机构——公共图书馆、人口调查局、银行、保险公司等对数据处理的需求，所以他要求设计出来的计算机必须能够编程处理各种数据。也就是说，IBM的机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多用途计算机。这同样意味着，当IBM最终制造出一种可供销售的电脑时——这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它愿意也能够将之供应给商业用户：他们需要使用电脑来做一些平凡的、非科学的工作，比如造薪水册或是清点库存。正是商业用户的需求创造了整个电脑行业。但在电脑设计的早期阶段，没有人考虑过他们的需要。沃森坚持计算机有存储器和编程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计算机这个行业存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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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沃森规定计算机要有存储器并能够编程，使得IBM在1937年进行的研究项目有助于计算机科学的诞生。沃森尝试开发的“分析机”对计算机理论和计算机语言都提出了要求——自然，当时还不存在这些术语。当然，它和当时设计的所有运算器一样，需要第一流的工程技术，但它产生了，至少是推动产生了第一批计算机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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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于1943年底制造出了第一台原型机，叫做自动程序控制运算器（Automatic Sequence Controlled Calculator,ASCC）。1944年初，霍华德·艾肯确实用这台运算器进行了天文计算。但它对当时的制造技术来说实在是太过先进了。事实上，一直到最近才出现了合适的材料和技术来制造沃森1937年组织研究的那种计算机。沃森把原型机连同用来运转和维修它的经费一起捐献给了哈佛，并立刻开始进行下一项设计工作，几年后开发出了SSEC（即前文提到的“可选顺序电子计算器”）。1948年1月27日，SSEC在纽约进行了首次公开展示，它计算出了月球过去、目前和未来的所有位置，从而揭开了电脑时代的序幕。一直到35年后的今天，热门动画片里带闪烁灯和旋转轮的计算机，仍是SSEC在这次首次公开展示上出现的样子。再回过头来看看沃森当年对计算机的规定，完全吻合他在脑海里所设想的那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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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作为社会革新家的意义，和作为计算机先驱的意义同样重大。他在社会方面的远见卓识，比他在数据和信息方面的预见走得更远，甚至影响也更大——而这一点，也同样被他同时代的人所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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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成为一个全国性人物，是在1940年，当时《财富》杂志发表了一篇对他大肆抨击的攻击性文章。文章含沙射影地说沃森是美国的希特勒，并努力把他描绘成美国资本主义中所有令人厌恶的事物的象征。它还把沃森是个反动分子和搞家长式统治的形象广为传播，这种形象至今仍挥之不去。可到现在已经很清楚，沃森所犯的真正错误在于他太过超前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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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43年以后的1983年重读《财富》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我立刻发现，最使当时那位作者恼火的是，沃森在IBM公司的员工俱乐部和聚会上禁酒。沃森确实强烈地反对饮酒——我曾听说他的父亲（或是他的一个叔叔）是酒鬼。但不管沃森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把工作和酒精分开的想法或许并不是个坏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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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沃森对手下销售人员的严格管理，即他要求IBM的销售人员统一穿深色西装和白色衬衣。但在《财富》这篇文章发表一年前，我曾采访过沃森。他对我解释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向推销员慢慢灌输自尊，并帮助他们赢得大众的尊敬。在沃森开始这么做的时候，推销员只不过是“旅行推销员”，是些声名狼藉的臭骗子，不是到小镇的妓院里过夜，就是在干草棚里勾引农夫纯洁的女儿。沃森本人曾经做过旅行推销员，人们对这个职业的蔑视，令他深感痛苦，他下定决心要使同事们获得自尊，赢得尊重。“我希望我们IBM的推销员，”他在1939年曾对我说，“能成为受到妻子和孩子尊敬的人。我不希望他们的母亲，被人问到自己的孩子是做什么工作的时候，感到羞愧或是装糊涂。”（当时我想，这肯定是在谈他自己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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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最大的罪过，也是《财富》那篇文章的作者绝对无法原谅的一点，在于他相信工人会担当起工作的责任，为工作感到自豪并且热爱它。他信任工人能把自己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视为一体。最重要的是，他还希望工人能够依靠自己的思想和经验改善工作、产品、生产流程和质量。沃森的罪过在于他要使工人享受工作，从而接受这个社会制度而不是感到受了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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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的方法是，首先，在员工中实行一种我们现在称之为“终身雇佣制”的雇佣方式。跟现在日本的情况一样，在IBM公司这方面，并没有不解雇员工的契约责任，但有道德上的义务。在大萧条的头两年，1931年和1932年，IBM确实解雇了少数员工，但沃森很快就制止了这一做法。在1933年和1934年这段大萧条最黑暗的日子里，他也拒绝解雇工人，差点使IBM破产。50年来，IBM一直为员工们提供就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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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沃森废除了“工头”，把他们变成“管理者”，让他们帮助工人，确保工人获得所需的工具和信息，并在工人遇到麻烦的时候给予协助。而工作职责本身则牢牢被工作小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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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认为，工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如何提高生产力和产品质量。因此1935年前后，他发明了我们现在称之为“质量管理小组”并将之归功于日本人的管理方法。工业工程师是工人的“资源”和“顾问”，而不是发号施令的“专家”。他还主张，每个工人应当尽可能承担最大（而不是最小）的工作责任，早在1920年，他就发明了我们现在称之为“工作丰富化”的措施。（老沃森过世后，他的儿子小沃森在1958年把父亲原先的想法付诸实践，让所有的员工都领取月工资，废除了小时工资，取消了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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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IBM公司的每个雇员都有权力直接走到公司总经理（也就是沃森）的面前，向他抱怨，提出改进建议和其他意见——IBM公司至今仍然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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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以前，沃森就发明了现在日本人叫做“持续学习”的制度。20世纪20年代初，他就从推销人员着手，把他们反复召回总部进行培训，让他们能够“把已经干得不错的工作做得更好”。不久后，沃森又把持续学习推广到工厂里的蓝领工人中，并在20世纪40年代聘用了一位来自旧金山的大学校长，德韦恩·奥顿（Dwayne Orton）担任公司的教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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