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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意味着IBM的机器能够进行编程，也就是能够利用一种逻辑符号表达任何信息——这是IBM公司另一项非常有远见的设想。当时正在进行设计的所有机器都是单一用途的计算机。比如我们最熟悉的“艾尼亚克”（ENIAC，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的缩写），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美国军工署所研制，并于1946年完成。它是为快速射击枪的高速运算所设计的。除此之外，它并无其他用途，也没有存储器和编程能力。IBM在设计过程中也有具体的应用目标——特别是用于天文表格的运算。然而，或许因为沃森直接了解很多机构——公共图书馆、人口调查局、银行、保险公司等对数据处理的需求，所以他要求设计出来的计算机必须能够编程处理各种数据。也就是说，IBM的机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多用途计算机。这同样意味着，当IBM最终制造出一种可供销售的电脑时——这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它愿意也能够将之供应给商业用户：他们需要使用电脑来做一些平凡的、非科学的工作，比如造薪水册或是清点库存。正是商业用户的需求创造了整个电脑行业。但在电脑设计的早期阶段，没有人考虑过他们的需要。沃森坚持计算机有存储器和编程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计算机这个行业存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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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沃森规定计算机要有存储器并能够编程，使得IBM在1937年进行的研究项目有助于计算机科学的诞生。沃森尝试开发的“分析机”对计算机理论和计算机语言都提出了要求——自然，当时还不存在这些术语。当然，它和当时设计的所有运算器一样，需要第一流的工程技术，但它产生了，至少是推动产生了第一批计算机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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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于1943年底制造出了第一台原型机，叫做自动程序控制运算器（Automatic Sequence Controlled Calculator,ASCC）。1944年初，霍华德·艾肯确实用这台运算器进行了天文计算。但它对当时的制造技术来说实在是太过先进了。事实上，一直到最近才出现了合适的材料和技术来制造沃森1937年组织研究的那种计算机。沃森把原型机连同用来运转和维修它的经费一起捐献给了哈佛，并立刻开始进行下一项设计工作，几年后开发出了SSEC（即前文提到的“可选顺序电子计算器”）。1948年1月27日，SSEC在纽约进行了首次公开展示，它计算出了月球过去、目前和未来的所有位置，从而揭开了电脑时代的序幕。一直到35年后的今天，热门动画片里带闪烁灯和旋转轮的计算机，仍是SSEC在这次首次公开展示上出现的样子。再回过头来看看沃森当年对计算机的规定，完全吻合他在脑海里所设想的那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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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作为社会革新家的意义，和作为计算机先驱的意义同样重大。他在社会方面的远见卓识，比他在数据和信息方面的预见走得更远，甚至影响也更大——而这一点，也同样被他同时代的人所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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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成为一个全国性人物，是在1940年，当时《财富》杂志发表了一篇对他大肆抨击的攻击性文章。文章含沙射影地说沃森是美国的希特勒，并努力把他描绘成美国资本主义中所有令人厌恶的事物的象征。它还把沃森是个反动分子和搞家长式统治的形象广为传播，这种形象至今仍挥之不去。可到现在已经很清楚，沃森所犯的真正错误在于他太过超前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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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43年以后的1983年重读《财富》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我立刻发现，最使当时那位作者恼火的是，沃森在IBM公司的员工俱乐部和聚会上禁酒。沃森确实强烈地反对饮酒——我曾听说他的父亲（或是他的一个叔叔）是酒鬼。但不管沃森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把工作和酒精分开的想法或许并不是个坏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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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沃森对手下销售人员的严格管理，即他要求IBM的销售人员统一穿深色西装和白色衬衣。但在《财富》这篇文章发表一年前，我曾采访过沃森。他对我解释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向推销员慢慢灌输自尊，并帮助他们赢得大众的尊敬。在沃森开始这么做的时候，推销员只不过是“旅行推销员”，是些声名狼藉的臭骗子，不是到小镇的妓院里过夜，就是在干草棚里勾引农夫纯洁的女儿。沃森本人曾经做过旅行推销员，人们对这个职业的蔑视，令他深感痛苦，他下定决心要使同事们获得自尊，赢得尊重。“我希望我们IBM的推销员，”他在1939年曾对我说，“能成为受到妻子和孩子尊敬的人。我不希望他们的母亲，被人问到自己的孩子是做什么工作的时候，感到羞愧或是装糊涂。”（当时我想，这肯定是在谈他自己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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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最大的罪过，也是《财富》那篇文章的作者绝对无法原谅的一点，在于他相信工人会担当起工作的责任，为工作感到自豪并且热爱它。他信任工人能把自己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视为一体。最重要的是，他还希望工人能够依靠自己的思想和经验改善工作、产品、生产流程和质量。沃森的罪过在于他要使工人享受工作，从而接受这个社会制度而不是感到受了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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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的方法是，首先，在员工中实行一种我们现在称之为“终身雇佣制”的雇佣方式。跟现在日本的情况一样，在IBM公司这方面，并没有不解雇员工的契约责任，但有道德上的义务。在大萧条的头两年，1931年和1932年，IBM确实解雇了少数员工，但沃森很快就制止了这一做法。在1933年和1934年这段大萧条最黑暗的日子里，他也拒绝解雇工人，差点使IBM破产。50年来，IBM一直为员工们提供就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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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沃森废除了“工头”，把他们变成“管理者”，让他们帮助工人，确保工人获得所需的工具和信息，并在工人遇到麻烦的时候给予协助。而工作职责本身则牢牢被工作小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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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认为，工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如何提高生产力和产品质量。因此1935年前后，他发明了我们现在称之为“质量管理小组”并将之归功于日本人的管理方法。工业工程师是工人的“资源”和“顾问”，而不是发号施令的“专家”。他还主张，每个工人应当尽可能承担最大（而不是最小）的工作责任，早在1920年，他就发明了我们现在称之为“工作丰富化”的措施。（老沃森过世后，他的儿子小沃森在1958年把父亲原先的想法付诸实践，让所有的员工都领取月工资，废除了小时工资，取消了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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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IBM公司的每个雇员都有权力直接走到公司总经理（也就是沃森）的面前，向他抱怨，提出改进建议和其他意见——IBM公司至今仍然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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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以前，沃森就发明了现在日本人叫做“持续学习”的制度。20世纪20年代初，他就从推销人员着手，把他们反复召回总部进行培训，让他们能够“把已经干得不错的工作做得更好”。不久后，沃森又把持续学习推广到工厂里的蓝领工人中，并在20世纪40年代聘用了一位来自旧金山的大学校长，德韦恩·奥顿（Dwayne Orton）担任公司的教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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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可归功于这些措施。它们解决了美国企业界里令人头痛的一大难题，即员工对变革的抵制。它们让IBM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持续高速发展——甚至比从前更快——并且没有发生太大的内部动荡，没有居高不下的员工流失率，也没有令人头痛的劳资冲突。由于沃森的推销员已经习惯了随时学习新事物，所以对电脑和大公司管理毫无经验的中年打卡机推销员，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个大型高科技公司的有效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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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40年前，沃森的政策和实践看起来真是太过奇怪了。它们让沃森显得像个怪人（就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或是变成《财富》撰稿人眼中的邪恶力量。我们现在才意识到，沃森只是超前于时代四五十年罢了。沃森实际上只比阿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大一岁。斯隆在20世纪20年代建立通用汽车公司，创造出现代管理以及现代“大型企业”，沃森则在10年后就独立创造了“工厂社会”。现在我们知道，这是20年代斯隆“大型工商企业”的后继者。沃森在30年代就创造了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组织及工作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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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提一下，首先注意到这一点的是日本人。在日本，每当我讲到日本的管理方式体现了日本的价值观时，人们就会嘲笑我。“难道你还没认识到吗，”我的日本朋友问，“我们只是照着IBM公司一贯的做法来做而已啊？”当我问这是怎么来的，他们总是这样回答：“20世纪50年代我们开始重建日本的时候，四处寻找最成功的企业——那就是IBM公司，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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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还预见到了跨国公司的出现。自然，这一点在20世纪40年代同样无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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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很早就为IBM公司建立了国外分公司，一个设在法国，一个设在日本，还有其他各地的一些分公司。实际上当时IBM并没有什么外国业务，而沃森也完全明白，他可以通过直接出口来处理所有的外国业务。但他同样意识到，他所设想的未来的IBM公司，即我们现在所知的从事数据和信息处理的IBM，必然需要成为一家跨国企业。因此他在50多年以前，就为IBM建立了跨国公司的结构。他知道，IBM要想成为他梦想中的那种企业，就必须具备这种结构，并且必须知道如何管理这种结构。他还认识到，跨国公司的中心问题在于把地方分公司的自治权，同整家公司的方向和目标统一起来。这就是沃森着力创造一种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极端家长式作风的管理风格的主要原因——而现在我们将之称为IBM的文化。早在1939年，他就曾试图向我解释这一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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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分公司必须由该国本地人经营，而不是从外部派人去经营。它们必须被本国社会看做自己的成员。它们必须能够吸引该国家最出色的人才。然而，它们还需要与母公司具有相同的目标、相同的价值观和相同的看待世界的眼光。这意味着它们的管理人员及专业人士，要对整个公司、产品和自己的方向和目标有着共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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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多数跨国公司，至今仍在和这个沃森50年前就预见到——并解决了的问题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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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沃森是个独断专行的人。有远见的人通常都这样。因为有远见的人无法向我们其他人解释自己到底看到了什么，他们必须依靠发号施令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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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是个慷慨的人，也是个要求苛刻、毫不纵容的老板。但他要求的都是正确的事：奉献精神和高标准的表现。他暴躁、自负、固执己见、爱出风头，而且素来爱高攀高官和名人以自抬身价。他年纪较大以后越发喜欢他人的奉承。但他极为正直，一旦认识到自己错了，就勇于承认，愿意道歉。为他工作的人都害怕他——却几乎没人离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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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不太适应20世纪30年代末在纽约盛行的知识分子思潮。当时他已经65岁了，他的根扎在19世纪80年代的乡村小镇上。在那里，有着教堂社交和福利俱乐部午餐，有着社区歌曲，人们会向着国旗宣誓效忠——所有这一切，都被当时“时髦的家伙们”嘲笑为“愚民大众”的标志。更糟糕的是，IBM的员工和沃森——而不是那帮知识分子——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并愿意为他工作，这使沃森变成了一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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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是个非常复杂的人，无法归到具体的哪个类别里。他是美国第一批使用现代设计和现代图案，为公司的文具、产品和办公室制作公司图标的企业家。但他这么做主要是因为，这是突出公司形象的最廉价方式——他没有什么广告费。为了让IBM受到关注，他使用了“思考”（Think）这句口号，这是他在NCR公司发明的。他的推销员成千上万地使用“思考”牌笔记本——自然，这也是他唯一能负担得起的方式。尽管他自己没有太多幽默感，但他编造了许多有关“思考”的笑话，并且努力使之广为流传——这还是为了让公司获得大众的注意。最后，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在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建了一座大展棚，让成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注意到当时规模尚小且不为人知的IBM公司。并且，正如他当时对我所说的那样：“这样花的每千人次观众成本是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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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沃森的普遍印象是，他是一位刻板的保守主义者。他一直戴着早就落伍的赫伯特·胡佛式硬领，更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印象。但在同时代的企业家当中，只有他狂热而坚定地支持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新政。实际上，罗斯福为沃森在政府中提供了重要职位，先是商业部长，然后是驻英大使（沃森拒绝后，由约瑟夫·肯尼迪担任此职）。在临终前，沃森还强烈要求艾森豪威尔总统回到新政的原则上，并由于艾克（艾森豪威尔的昵称）坚持减少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而大感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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