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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元前133～前121年古罗马政治家格拉古兄弟推行的以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改革活动，从单纯的土地立法发展为广泛的改革运动，冲击了豪门贵族的统治，对于罗马社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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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复兴署（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NRA），1933年成立，1935年结束，是罗斯福在第一届任期中为了应付大萧条而建立的刺激企业复兴的政府机构。工程进度管理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简称WPA，1935年创立，共存在8年，其目的在于鼓励工人参加桥梁、道路等工程建设，扩大就业机会。这两个机构在美国经济大萧条中都起了一定作用，但比不上新政中的其他改革项目，所以德鲁克认为是失败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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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珍藏版） [:1702289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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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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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珍藏版） 后记 社会创新——管理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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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过分强调了科学和技术在20世纪变革中的作用呢？社会创新——大多并不是由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对社会和经济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甚至对科学和技术本身也有着深远的影响。管理正日益成为社会创新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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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从众多事例中选取的5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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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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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洲美元和商业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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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群众和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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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农业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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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及作为一种组织职能和一门学科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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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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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知道，研究实验室的历史可上溯到1905年，它是由最早的“研究经理”之一，德裔美国物理学家查尔斯·普罗蒂厄斯·斯坦梅茨（Charles Proteus Steinmetz）在纽约为通用电气公司设想并建立的。从一开始，斯坦梅茨就有两个明确的目标：把科学和科学工作组织起来用于有目的的技术创新；让当时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大型企业——通过创新实现可持续的自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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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梅茨的新实验室从19世纪的前辈们那里吸取了两大特色。从德国工程师赫夫纳阿尔特内克（Hefner-Alteneck）那里，他接受的思想是，要在公司内部专门组织一批接受过科学和技术训练的人，专注地从事科学技术工作——这是赫夫纳加入柏林的西门子公司5年后，于1872年首先提出的。他当时是世界上第一个受雇于工业公司且受过大学训练的工程师。从爱迪生那里，斯坦梅茨学习到了研究规划的概念：系统地组织研究工作，明确规定预期结果，规划过程中的各个步骤及其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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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接着斯坦梅茨又加上了自己的三个特点。首先，他的研究员以团队的方式进行工作。赫夫纳阿尔特内克的“设计员”——“研究员”这个词是很久以后才出现的——仍按照19世纪大学里科学家的工作方式进行研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实验室，有一两名助手可供“老板”差遣：为他找找资料，最多不过是按照老板的规定做些实验。在斯坦梅茨的实验室里，只有高级研究员和初级研究员之分，而没有老板和助手的区别。他们作为同事在一起工作，每个人都为共同的目标做出各自的贡献。因此，斯坦梅茨的团队需要有一位研究主任，以便把研究员安排到各个项目中，并把各个项目分派给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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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斯坦梅茨将具有不同技能和专业知识的人——工程师、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甚至生物学家，安排到同一个研究团队中。这是一种全新的非正统做法。实际上，它违背了19世纪科学组织最神圣的原则：最大限度的专业化。但1932年工业研究部门中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就是在斯坦梅茨的电气实验室工作的化学家欧文·朗缪尔（Irving Langmu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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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斯坦梅茨的实验室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学和技术在研究工作中的关系。在确定了项目的目标之后，斯坦梅茨会找出为完成预期技术成果所需的理论科学知识，接着组织相应的“纯理论”研究，以获得所需的新知识。斯坦梅茨原本是个理论物理学家，美国最近发行的一枚邮票上称他“为电子学理论做出了贡献”。但他所做的每一项贡献，都来自他为设计和开发某种新产品线（比如分马力电机）而安排和从事的研究工作。传统的观点认为（而且人们至今仍普遍这么看），技术是“应用科学”。而在斯坦梅茨的实验室里，科学——包括最纯粹的“纯研究”——都是受技术所推动的，也就是说，是达到技术目的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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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梅茨建成通用电气实验室10年之后，著名的贝尔实验室也按照同样的模式建立了起来。又过了不久，杜邦公司也步其后尘，再接着是IBM公司。在开发尼龙的整个过程中，杜邦公司在聚合物化学领域探索出大量纯科学知识。20世纪30年代IBM公司研制计算机时，从一开始就在工程规划中涵盖了开关理论、固态物理和计算机逻辑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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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梅茨的这一创新，还导致出现了“没有墙壁的实验室”，这是美国对大型科技项目重大而独特的贡献。第一个此类实验室，名叫全国小儿麻痹症基金会（出生缺陷基金会），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初，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前法律合作者巴兹尔·奥康纳（Basil O’Connor）设想并管理。这一项目持续了25年之久，以一种有计划有步骤的方式，把涉及五六个学科、遍布全国十多个不同地区的大量科学家的研究工作结合到了一起。每个科学家有各自的课题，但在统一的指挥下，围绕着同一个中心战略思想展开。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些庞大科研项目（如雷达实验室、林肯实验室，以及其中规模最庞大的曼哈顿原子能计划）建立起了工作模式。同样，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后，美国决定把人送上月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简称NASA）也组织了一个“没有墙壁的实验室”。对于斯坦梅茨这种由技术推动的科学，人们仍然存在很大争议。尤其对很多学院派科学家来说，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可恶东西。然而，每当碰到新的科学问题时，正是这种组织使我们能够立刻着手解决它。比如，1984～1985年间，艾滋病突然成为一个重大的医疗问题，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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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美元和商业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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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世界金融体系发生的变化可能比过去200年间的变化还要大。这些变化的推动者是两项社会创新：欧洲美元的出现，以及将商业票据视为一种“商业贷款”的新做法。前者创造出一个以资本流动、汇率和信贷等“符号”经济为主导的新型世界经济。后者则在美国引发了一场“金融革命”，“金融超级市场”的出现取代了金融机构中原有的、牢不可破的条块分割，比如保险公司、储蓄银行、商业银行、股票经纪人等。每个金融机构都关注市场上所需要的金融服务，不再只重视提供专门的金融产品。这种金融革命现已扩展到世界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