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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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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知道,研究实验室的历史可上溯到1905年,它是由最早的“研究经理”之一,德裔美国物理学家查尔斯·普罗蒂厄斯·斯坦梅茨(Charles Proteus Steinmetz)在纽约为通用电气公司设想并建立的。从一开始,斯坦梅茨就有两个明确的目标:把科学和科学工作组织起来用于有目的的技术创新;让当时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大型企业——通过创新实现可持续的自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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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梅茨的新实验室从19世纪的前辈们那里吸取了两大特色。从德国工程师赫夫纳阿尔特内克(Hefner-Alteneck)那里,他接受的思想是,要在公司内部专门组织一批接受过科学和技术训练的人,专注地从事科学技术工作——这是赫夫纳加入柏林的西门子公司5年后,于1872年首先提出的。他当时是世界上第一个受雇于工业公司且受过大学训练的工程师。从爱迪生那里,斯坦梅茨学习到了研究规划的概念:系统地组织研究工作,明确规定预期结果,规划过程中的各个步骤及其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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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接着斯坦梅茨又加上了自己的三个特点。首先,他的研究员以团队的方式进行工作。赫夫纳阿尔特内克的“设计员”——“研究员”这个词是很久以后才出现的——仍按照19世纪大学里科学家的工作方式进行研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实验室,有一两名助手可供“老板”差遣:为他找找资料,最多不过是按照老板的规定做些实验。在斯坦梅茨的实验室里,只有高级研究员和初级研究员之分,而没有老板和助手的区别。他们作为同事在一起工作,每个人都为共同的目标做出各自的贡献。因此,斯坦梅茨的团队需要有一位研究主任,以便把研究员安排到各个项目中,并把各个项目分派给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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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斯坦梅茨将具有不同技能和专业知识的人——工程师、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甚至生物学家,安排到同一个研究团队中。这是一种全新的非正统做法。实际上,它违背了19世纪科学组织最神圣的原则:最大限度的专业化。但1932年工业研究部门中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就是在斯坦梅茨的电气实验室工作的化学家欧文·朗缪尔(Irving Langmu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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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斯坦梅茨的实验室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学和技术在研究工作中的关系。在确定了项目的目标之后,斯坦梅茨会找出为完成预期技术成果所需的理论科学知识,接着组织相应的“纯理论”研究,以获得所需的新知识。斯坦梅茨原本是个理论物理学家,美国最近发行的一枚邮票上称他“为电子学理论做出了贡献”。但他所做的每一项贡献,都来自他为设计和开发某种新产品线(比如分马力电机)而安排和从事的研究工作。传统的观点认为(而且人们至今仍普遍这么看),技术是“应用科学”。而在斯坦梅茨的实验室里,科学——包括最纯粹的“纯研究”——都是受技术所推动的,也就是说,是达到技术目的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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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梅茨建成通用电气实验室10年之后,著名的贝尔实验室也按照同样的模式建立了起来。又过了不久,杜邦公司也步其后尘,再接着是IBM公司。在开发尼龙的整个过程中,杜邦公司在聚合物化学领域探索出大量纯科学知识。20世纪30年代IBM公司研制计算机时,从一开始就在工程规划中涵盖了开关理论、固态物理和计算机逻辑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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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梅茨的这一创新,还导致出现了“没有墙壁的实验室”,这是美国对大型科技项目重大而独特的贡献。第一个此类实验室,名叫全国小儿麻痹症基金会(出生缺陷基金会),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初,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前法律合作者巴兹尔·奥康纳(Basil O’Connor)设想并管理。这一项目持续了25年之久,以一种有计划有步骤的方式,把涉及五六个学科、遍布全国十多个不同地区的大量科学家的研究工作结合到了一起。每个科学家有各自的课题,但在统一的指挥下,围绕着同一个中心战略思想展开。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些庞大科研项目(如雷达实验室、林肯实验室,以及其中规模最庞大的曼哈顿原子能计划)建立起了工作模式。同样,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后,美国决定把人送上月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简称NASA)也组织了一个“没有墙壁的实验室”。对于斯坦梅茨这种由技术推动的科学,人们仍然存在很大争议。尤其对很多学院派科学家来说,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可恶东西。然而,每当碰到新的科学问题时,正是这种组织使我们能够立刻着手解决它。比如,1984~1985年间,艾滋病突然成为一个重大的医疗问题,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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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美元和商业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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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世界金融体系发生的变化可能比过去200年间的变化还要大。这些变化的推动者是两项社会创新:欧洲美元的出现,以及将商业票据视为一种“商业贷款”的新做法。前者创造出一个以资本流动、汇率和信贷等“符号”经济为主导的新型世界经济。后者则在美国引发了一场“金融革命”,“金融超级市场”的出现取代了金融机构中原有的、牢不可破的条块分割,比如保险公司、储蓄银行、商业银行、股票经纪人等。每个金融机构都关注市场上所需要的金融服务,不再只重视提供专门的金融产品。这种金融革命现已扩展到世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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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美元和商业票据的设计本意,并不是要引发“革命”。欧洲美元是苏联国家银行发明的。当时是1952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朝鲜战争的中期当选美国总统。俄国人害怕这位新总统会冻结他们存在美国银行里的美元,从而迫使他们停止对北朝鲜提供援助,于是赶紧把这些存款从美国银行里取了出来。然而他们仍想把这笔钱保存成美元。他们找到的解决办法就是欧洲美元:将钱以美国货币的形式,存在美国境外的银行。这种做法在20年间开辟出一种新型的跨国货币和资本市场。它在各国中央银行的控制之外,实际上是完全不受控制的。可它的总量——欧洲美元出现之后又产生了欧洲日元、欧洲瑞士法郎和欧洲马克——不管是存款总额还是周转总额,比所有主要贸易国家的银行和信贷系统中的存款额和周转额的总和还要大。实际上,如果没有苏联国家银行海外管理人员的这一创新,资本主义大概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这一创新使世界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近30年以来,在实行自由企业制度的发达国家,世界贸易成了它们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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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或许稍后一些,两家美国金融机构——一家是高盛经纪公司,另一家是通用电气信贷公司(它是为了向购买通用电气公司产品的顾客提供信贷而成立的)——突然冒出一个主意,把“商业票据”这种古老而定义模糊的金融工具,当成一种新形式的商业贷款,用来代替银行贷款。按照美国的金融法规,这两家机构都不允许提供商业贷款——只有银行才可以。商业票据本质上只是一种在某一日期偿付款项的承诺,按照美国法律并不属于贷款,而属于债券,银行不得发行。然而,从经济上看,商业票据和贷款之间毫无区别——可惜以前从没人发现这一点。这两家公司利用了这种合法的技术,很快又有几十家公司跟风而动,从侧翼成功突破了商业银行对贷款看似牢不可破的垄断,更重要的是,以商业票据为信贷基础的贷款利率,大大低于银行以顾客存款为基础的贷款利率。一开始银行以为商业票据不过是个蹩脚把戏,但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商业票据破除了美国经济中信贷和投资领域内的绝大多数界限和障碍。以至于到了今天,所有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之间都在展开激烈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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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0年来,经济学家都认为金融和信贷体系是经济的中心和最重要的特征。每一个国家都用法律、规章和制度来保护它,防止它发生任何变化。而美国金融的体制结构极为严谨,又受到了高度的保护,没有任何国家可堪比较。商业票据——只不过是在术语上稍作变化,谈不上什么创新——却打破了所有法律、制度和习惯等所构成的保护屏障,搅乱了美国的金融体制。我们仍然会给全国的银行排名次。尽管纽约花旗银行毫无疑问还是全国最大的银行——也是全国最大的“金融机构”,但“第二大银行”却可能根本不是一家银行,而是通用电气信贷公司。多年以来一直担任花旗银行董事长的沃尔特·瑞斯顿则指出,花旗银行在银行和金融业务方面,最大的竞争对手并不是哪家金融机构,而是全国最大的连锁百货商店西尔斯罗巴克公司,该公司目前为顾客提供的信贷比任何一家信贷机构都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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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和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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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第三大社会创新是群众和群众运动。群众是一个集体,有着自己的行为和特性。它并不是非理性的;相反,它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但它的动力,类似于我们所说的个人“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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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动的本质在于集中。用化学家的话来说,其单个“分子”,即组成大众的个人,呈高度有机化并完全充电的状态。他们都指向同一方向,携带相同的电荷。用核物理学家的话来说,群众是一种临界物质,即足够改变整体的性质和行为的最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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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最初是由两名美国人,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在19世纪末最后几年发明的——它是一项发明,而不止是一种发现。这两人利用当时全新的文化,创造出第一种大众传媒工具,也就是价格便宜、发行量巨大的报纸。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报纸是“绅士写,绅士看”的读物,伦敦有家报纸多年以来一直自豪地在报头上这样宣称。与此相反,普利策和赫斯特的“黄色小报”却被嘲笑为“坏蛋写,无赖看”的东西。但正是这种小报造就了大量的读者和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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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两个人和他们的报纸又发起并领导了第一次现代群众政治运动,迫使美国卷入1898年的美西战争。从那以后,他们两人制订的策略,成为所有群众运动的规范。和美国从前的运动——比如废奴运动和自由土地运动(指美国南北战争之前,为废除南方各州奴隶制度而发起的两大群众运动)——不一样,他们根本不试图赢得大多数人的赞同。与此相反,他们力图把少数真正的信徒组织起来:他们吸引的信徒可能从来也不曾超过全体选民的10%。但是,围绕和西班牙开战这一单一事件,他们把追随者组成了一个有纪律的“突击队”。他们在每一期报纸上都敦促读者从报上剪下一张明信片,寄给国会议员,要求美国对西班牙宣战。他们还把候选人是否同意参战作为能否当选的唯一标准,而不顾他在其他问题上的立场。因此,他们这一小批人就能“左右选举”,并宣称能控制候选人的政治前途。结果,虽然全美几乎所有的舆论机构都反对这场战争,他们还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了绝大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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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动的威力,恰恰是因为大多数人往往有着多方面的不同利益,因此对所有的利益都冷冷淡淡,漠不关心。而目标的单一性,让群众运动有了纪律,也使群众愿意追随领袖。因此它脱颖而出,显得比本身的实力更为强大。它使单一的目标在新闻中占主导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什么是新闻。而且,由于它只根据政党或候选人愿不愿意对某个单一目标承担义务,来决定自己是否支持对方,因此它很可能成为决定性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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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把普利策和赫斯特的这项发明应用到长期“改革运动”中的,是禁酒运动。有关这一问题,反沙龙联盟和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等禁酒团体曾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宣传和斗争,却没有取得太大成效。1900年前后,它们的支持率降到了南北战争以来的最低点。后来,它们采取了新的群众运动策略。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甚至还聘用了好几位普利策和赫斯特的编辑。禁酒运动的“真正信徒”从来不超过全体选民的5%~10%,可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他们把禁酒法写进了美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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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单一目标的群众运动日益普遍,如环境保护、汽车安全、禁止核武器、同性恋权益、道德多数派(指意欲将宗教保守道德观加诸社会的分子)。但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单一目标的群众运动是多么深刻地改变了所有民主国家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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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以外的地方,群众运动这一社会创新甚至产生了更大的影响。20世纪最大的暴政——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都是利用群众运动,即利用高度纪律化的单一目标的真正信徒,达到夺权和掌握政权的最终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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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20世纪没有任何发明或发现,比群众和群众运动这一社会创新具有更大的影响力。然而,也没有任何发明或发现,比群众和群众运动更令人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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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今天对群众的理解,很类似100年前人们对个人精神分析学的看法。我们当然知道什么叫“激情”,但人们总把它解释成某种“动物本能”。它们不在理性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无法预测、分析和理解。人们能做的只有压抑它。而从100年前开始,弗洛伊德揭示,激情也有它的道理,正如帕斯卡尔那句名言所说:“心有自己的理智,理智不明其理。”弗洛伊德还揭示,潜意识和意识一样有着严格的理性,有着自己的逻辑和机制。目前,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心理学家(甚至说不上是大多数)都接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各种特殊的病因因素,但都同意他关于个人精神分析学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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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套有关群众的弗洛伊德式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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