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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动的本质在于集中。用化学家的话来说，其单个“分子”，即组成大众的个人，呈高度有机化并完全充电的状态。他们都指向同一方向，携带相同的电荷。用核物理学家的话来说，群众是一种临界物质，即足够改变整体的性质和行为的最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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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最初是由两名美国人，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在19世纪末最后几年发明的——它是一项发明，而不止是一种发现。这两人利用当时全新的文化，创造出第一种大众传媒工具，也就是价格便宜、发行量巨大的报纸。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报纸是“绅士写，绅士看”的读物，伦敦有家报纸多年以来一直自豪地在报头上这样宣称。与此相反，普利策和赫斯特的“黄色小报”却被嘲笑为“坏蛋写，无赖看”的东西。但正是这种小报造就了大量的读者和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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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两个人和他们的报纸又发起并领导了第一次现代群众政治运动，迫使美国卷入1898年的美西战争。从那以后，他们两人制订的策略，成为所有群众运动的规范。和美国从前的运动——比如废奴运动和自由土地运动（指美国南北战争之前，为废除南方各州奴隶制度而发起的两大群众运动）——不一样，他们根本不试图赢得大多数人的赞同。与此相反，他们力图把少数真正的信徒组织起来：他们吸引的信徒可能从来也不曾超过全体选民的10%。但是，围绕和西班牙开战这一单一事件，他们把追随者组成了一个有纪律的“突击队”。他们在每一期报纸上都敦促读者从报上剪下一张明信片，寄给国会议员，要求美国对西班牙宣战。他们还把候选人是否同意参战作为能否当选的唯一标准，而不顾他在其他问题上的立场。因此，他们这一小批人就能“左右选举”，并宣称能控制候选人的政治前途。结果，虽然全美几乎所有的舆论机构都反对这场战争，他们还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了绝大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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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动的威力，恰恰是因为大多数人往往有着多方面的不同利益，因此对所有的利益都冷冷淡淡，漠不关心。而目标的单一性，让群众运动有了纪律，也使群众愿意追随领袖。因此它脱颖而出，显得比本身的实力更为强大。它使单一的目标在新闻中占主导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什么是新闻。而且，由于它只根据政党或候选人愿不愿意对某个单一目标承担义务，来决定自己是否支持对方，因此它很可能成为决定性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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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把普利策和赫斯特的这项发明应用到长期“改革运动”中的，是禁酒运动。有关这一问题，反沙龙联盟和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等禁酒团体曾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宣传和斗争，却没有取得太大成效。1900年前后，它们的支持率降到了南北战争以来的最低点。后来，它们采取了新的群众运动策略。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甚至还聘用了好几位普利策和赫斯特的编辑。禁酒运动的“真正信徒”从来不超过全体选民的5%～10%，可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他们把禁酒法写进了美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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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单一目标的群众运动日益普遍，如环境保护、汽车安全、禁止核武器、同性恋权益、道德多数派（指意欲将宗教保守道德观加诸社会的分子）。但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单一目标的群众运动是多么深刻地改变了所有民主国家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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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以外的地方，群众运动这一社会创新甚至产生了更大的影响。20世纪最大的暴政——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都是利用群众运动，即利用高度纪律化的单一目标的真正信徒，达到夺权和掌握政权的最终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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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20世纪没有任何发明或发现，比群众和群众运动这一社会创新具有更大的影响力。然而，也没有任何发明或发现，比群众和群众运动更令人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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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今天对群众的理解，很类似100年前人们对个人精神分析学的看法。我们当然知道什么叫“激情”，但人们总把它解释成某种“动物本能”。它们不在理性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无法预测、分析和理解。人们能做的只有压抑它。而从100年前开始，弗洛伊德揭示，激情也有它的道理，正如帕斯卡尔那句名言所说：“心有自己的理智，理智不明其理。”弗洛伊德还揭示，潜意识和意识一样有着严格的理性，有着自己的逻辑和机制。目前，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心理学家（甚至说不上是大多数）都接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各种特殊的病因因素，但都同意他关于个人精神分析学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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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套有关群众的弗洛伊德式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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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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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重要的一个经济事件，显然是全世界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率的成倍增长。这主要是20世纪初的一项社会创新——农业服务机构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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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有关农业方法和农业技术的科学研究工作，已经认真地、系统化地进行了200多年。对农民和农学家的系统化培训，也早在“农业大学”里展开了100多年。然而只有极少数的大地主才关心这种事情。在1880年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农民——例如几乎所有的美国农民——仍然按照千百年前祖先们流传的方法务农耕种，完全没有丝毫改进，产量也没有什么提高。过了20年以后，也就是1900年前后，情况也并没有什么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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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突然之间，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或者稍晚一些，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从美国开始，现在已经扩展到了世界各地。实际上，农业生产和生产率的提高，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表现得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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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因为农民的处境突然发生了变化，而是出现了一种社会创新，让农民们能够接触到新的农业知识。西尔斯罗巴克邮购公司的总经理朱利叶斯·罗森沃德，本身是芝加哥的服装商人，是一个地道的“城里人”，他发明了农业服务机构（并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自掏腰包支付农业服务机构的费用，直到美国政府接管“农业推广服务处”为止）。他这样做并不仅仅是出于慈善目的，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美国农民，也就是该公司最主要顾客的购买力。农业服务机构提供的是以前一直缺少的东西：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日益增长的农业知识和信息的渠道。短短几年之内，“无知的、墨守成规的农民”，变成了“农业科学革命”的“农业技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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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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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的社会创新的最后一个例子是管理。自然，“管理者”很早就出现了，然而这个词却是20世纪才冒头的。而且，只有到了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最后50年，管理才真正成为社会的一般职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工作，以及一门学科。一个世纪以前，绝大多数重要的工作任务，包括我们现在称之为商业的经济工作，主要都是家庭或是类似工匠作坊这类由家庭经营的企业完成的；而现在，则全都由组织机构来完成：政府机构和大学、医院、工商企业、红十字会、工会等。所有这些组织机构都必须加以管理。因此，管理是现今“组织的社会”的一种特殊职能。这种特殊的实践，能将一群乌合之众变成一支有效率、有目的、有生产力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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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组织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现象，而不仅仅属于西方和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人把管理作为一门有组织的学科加以引进和介绍，后来，它成为日本经济奇迹和社会成功的基础。管理在苏联也是一个热门的主题。中国改革开放后，采取的第一批重大举措就包括在国务院中成立企业管理局，并建立了一所美国式的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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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组织的本质在于，使每个人的长处和知识转化为生产力，从而抵消个人的弱点。在传统组织里——比如修建金字塔和哥特式大教堂的组织，或是18和19世纪的军队组织——每个人都从事同样的非技术性工作，其主要贡献就是原始的体力。有关组织如何存在的知识，集中在极少数的上层人物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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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组织里，每个人都有专门分工，掌握着高度的知识和技能。在现在组织里，有冶金专家和红十字会的事故处理专家，有训练专家和工具设计师，有资金筹备专家和理疗专家，有预算分析师和计算机程序员，所有的人都从事自己的工作，贡献出自己的知识，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对组织来说，一个人所掌握的少数专业知识极为重要；而他所不知道的大量知识，却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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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英国物理学家，后来又成为小说家的C.P.斯诺（C.P.Snow）曾预言当代文化的两大代表者将是人道主义者和科学家。但实际情况或许并非如此，真正的代表者将是现在所称的“学者”和“管理者”：前者将现实视做观念和象征；后者将现实看做绩效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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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组织还相当粗糙，这正是迅速发展的学科所共有的特征，比如直至前不久，医学方面也是如此。走在前头的实践者和大多数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虽然差距正在缩小，但速度却非常缓慢。即便是在当今各类组织里取得出色成就的管理者中，也很少有人意识到管理的本质在于责任，而非权力，更少有人同官僚主义这一组织退化的痼疾（即把庞大的预算和人员编制当做一种成就而不是无能）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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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管理产生的影响还是极为巨大的。例如，管理及管理的出现，淘汰了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理论和政治诡辩：比如认为社会将朝着由独立小业主——有40英亩土地的自耕农、有作坊的工匠、有商店的店主、独立的专业人士——构成的水晶结构发展的杰斐逊学派。相反，组织创造了一个雇员的社会。在雇员社会中，蓝领工人逐渐成为少数派，知识工作者变成了新生的大多数——他们既是所有发达社会的主要成本，也是主要资源。尽管知识工作者是雇员，但并不是无产阶级，他们通过养老基金，成为唯一的资本家，从整体上来说，也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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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20世纪最不寻常的社会现象：教育大发展。人们所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发依赖于组织。实际上，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所有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在美国占总人口的90%以上——都将在有管理的组织中度过整个工作生涯，离开了组织，他们就无法谋生，他们的老师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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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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