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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单一目标的群众运动日益普遍，如环境保护、汽车安全、禁止核武器、同性恋权益、道德多数派（指意欲将宗教保守道德观加诸社会的分子）。但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单一目标的群众运动是多么深刻地改变了所有民主国家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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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以外的地方，群众运动这一社会创新甚至产生了更大的影响。20世纪最大的暴政——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都是利用群众运动，即利用高度纪律化的单一目标的真正信徒，达到夺权和掌握政权的最终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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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20世纪没有任何发明或发现，比群众和群众运动这一社会创新具有更大的影响力。然而，也没有任何发明或发现，比群众和群众运动更令人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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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今天对群众的理解，很类似100年前人们对个人精神分析学的看法。我们当然知道什么叫“激情”，但人们总把它解释成某种“动物本能”。它们不在理性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无法预测、分析和理解。人们能做的只有压抑它。而从100年前开始，弗洛伊德揭示，激情也有它的道理，正如帕斯卡尔那句名言所说：“心有自己的理智，理智不明其理。”弗洛伊德还揭示，潜意识和意识一样有着严格的理性，有着自己的逻辑和机制。目前，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心理学家（甚至说不上是大多数）都接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各种特殊的病因因素，但都同意他关于个人精神分析学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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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套有关群众的弗洛伊德式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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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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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重要的一个经济事件，显然是全世界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率的成倍增长。这主要是20世纪初的一项社会创新——农业服务机构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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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有关农业方法和农业技术的科学研究工作，已经认真地、系统化地进行了200多年。对农民和农学家的系统化培训，也早在“农业大学”里展开了100多年。然而只有极少数的大地主才关心这种事情。在1880年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农民——例如几乎所有的美国农民——仍然按照千百年前祖先们流传的方法务农耕种，完全没有丝毫改进，产量也没有什么提高。过了20年以后，也就是1900年前后，情况也并没有什么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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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突然之间，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或者稍晚一些，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从美国开始，现在已经扩展到了世界各地。实际上，农业生产和生产率的提高，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表现得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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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因为农民的处境突然发生了变化，而是出现了一种社会创新，让农民们能够接触到新的农业知识。西尔斯罗巴克邮购公司的总经理朱利叶斯·罗森沃德，本身是芝加哥的服装商人，是一个地道的“城里人”，他发明了农业服务机构（并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自掏腰包支付农业服务机构的费用，直到美国政府接管“农业推广服务处”为止）。他这样做并不仅仅是出于慈善目的，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美国农民，也就是该公司最主要顾客的购买力。农业服务机构提供的是以前一直缺少的东西：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日益增长的农业知识和信息的渠道。短短几年之内，“无知的、墨守成规的农民”，变成了“农业科学革命”的“农业技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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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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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的社会创新的最后一个例子是管理。自然，“管理者”很早就出现了，然而这个词却是20世纪才冒头的。而且，只有到了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最后50年，管理才真正成为社会的一般职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工作，以及一门学科。一个世纪以前，绝大多数重要的工作任务，包括我们现在称之为商业的经济工作，主要都是家庭或是类似工匠作坊这类由家庭经营的企业完成的；而现在，则全都由组织机构来完成：政府机构和大学、医院、工商企业、红十字会、工会等。所有这些组织机构都必须加以管理。因此，管理是现今“组织的社会”的一种特殊职能。这种特殊的实践，能将一群乌合之众变成一支有效率、有目的、有生产力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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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组织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现象，而不仅仅属于西方和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人把管理作为一门有组织的学科加以引进和介绍，后来，它成为日本经济奇迹和社会成功的基础。管理在苏联也是一个热门的主题。中国改革开放后，采取的第一批重大举措就包括在国务院中成立企业管理局，并建立了一所美国式的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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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组织的本质在于，使每个人的长处和知识转化为生产力，从而抵消个人的弱点。在传统组织里——比如修建金字塔和哥特式大教堂的组织，或是18和19世纪的军队组织——每个人都从事同样的非技术性工作，其主要贡献就是原始的体力。有关组织如何存在的知识，集中在极少数的上层人物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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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组织里，每个人都有专门分工，掌握着高度的知识和技能。在现在组织里，有冶金专家和红十字会的事故处理专家，有训练专家和工具设计师，有资金筹备专家和理疗专家，有预算分析师和计算机程序员，所有的人都从事自己的工作，贡献出自己的知识，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对组织来说，一个人所掌握的少数专业知识极为重要；而他所不知道的大量知识，却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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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英国物理学家，后来又成为小说家的C.P.斯诺（C.P.Snow）曾预言当代文化的两大代表者将是人道主义者和科学家。但实际情况或许并非如此，真正的代表者将是现在所称的“学者”和“管理者”：前者将现实视做观念和象征；后者将现实看做绩效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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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组织还相当粗糙，这正是迅速发展的学科所共有的特征，比如直至前不久，医学方面也是如此。走在前头的实践者和大多数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虽然差距正在缩小，但速度却非常缓慢。即便是在当今各类组织里取得出色成就的管理者中，也很少有人意识到管理的本质在于责任，而非权力，更少有人同官僚主义这一组织退化的痼疾（即把庞大的预算和人员编制当做一种成就而不是无能）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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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管理产生的影响还是极为巨大的。例如，管理及管理的出现，淘汰了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理论和政治诡辩：比如认为社会将朝着由独立小业主——有40英亩土地的自耕农、有作坊的工匠、有商店的店主、独立的专业人士——构成的水晶结构发展的杰斐逊学派。相反，组织创造了一个雇员的社会。在雇员社会中，蓝领工人逐渐成为少数派，知识工作者变成了新生的大多数——他们既是所有发达社会的主要成本，也是主要资源。尽管知识工作者是雇员，但并不是无产阶级，他们通过养老基金，成为唯一的资本家，从整体上来说，也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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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20世纪最不寻常的社会现象：教育大发展。人们所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发依赖于组织。实际上，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所有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在美国占总人口的90%以上——都将在有管理的组织中度过整个工作生涯，离开了组织，他们就无法谋生，他们的老师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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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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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一部20世纪社会创新史，我必须引用并论述更多的例子，但这并非本文的目的。它的目的甚至也不在于展现社会创新的重要性，而在于揭示20世纪的社会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管理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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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并非一直如此；恰恰相反，这是一种非常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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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美国宪法就是一项创新，它迎来了19世纪。自然，宪法不是什么新东西，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美国宪法却与众不同：它第一次明文规定了自身修正的程序。在此之前，所有的宪法都认为自己是不可改变的，是“永恒真理”。接着美国人又在联邦最高法院中创造了一套机制，使宪法能够适应新的条件和需求。这两项创新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宪法能够存在至今，而此前所有的宪法都在经历了一个充满挫折的短暂时期之后消失了。100年以后，德国的俾斯麦首相在没有任何先例的情况下，创造了我们现在称之为“社会保险”的社会创新——健康保险、老年退休金、工人的意外事故赔偿保险，随后还出现了失业补偿金。俾斯麦很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消弭能把整个社会炸得四分五裂的“阶级战争”。他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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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以外的世界，日本于19世纪发生了明治维新这一重大的社会革新，把一个同时代国家中最不西方化、最封闭的岛国，变成了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同时又保持了自己原有的社会和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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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世纪是一个充斥着伟大社会创新的时期。然而，19世纪的社会创新大多都是由政府发起的。发明，也就是技术上的发现，在19世纪是由私营部门带动的，但社会创新则属于政府和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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