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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英国物理学家，后来又成为小说家的C.P.斯诺（C.P.Snow）曾预言当代文化的两大代表者将是人道主义者和科学家。但实际情况或许并非如此，真正的代表者将是现在所称的“学者”和“管理者”：前者将现实视做观念和象征；后者将现实看做绩效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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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组织还相当粗糙，这正是迅速发展的学科所共有的特征，比如直至前不久，医学方面也是如此。走在前头的实践者和大多数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虽然差距正在缩小，但速度却非常缓慢。即便是在当今各类组织里取得出色成就的管理者中，也很少有人意识到管理的本质在于责任，而非权力，更少有人同官僚主义这一组织退化的痼疾（即把庞大的预算和人员编制当做一种成就而不是无能）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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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管理产生的影响还是极为巨大的。例如，管理及管理的出现，淘汰了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理论和政治诡辩：比如认为社会将朝着由独立小业主——有40英亩土地的自耕农、有作坊的工匠、有商店的店主、独立的专业人士——构成的水晶结构发展的杰斐逊学派。相反，组织创造了一个雇员的社会。在雇员社会中，蓝领工人逐渐成为少数派，知识工作者变成了新生的大多数——他们既是所有发达社会的主要成本，也是主要资源。尽管知识工作者是雇员，但并不是无产阶级，他们通过养老基金，成为唯一的资本家，从整体上来说，也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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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20世纪最不寻常的社会现象：教育大发展。人们所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发依赖于组织。实际上，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所有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在美国占总人口的90%以上——都将在有管理的组织中度过整个工作生涯，离开了组织，他们就无法谋生，他们的老师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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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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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一部20世纪社会创新史，我必须引用并论述更多的例子，但这并非本文的目的。它的目的甚至也不在于展现社会创新的重要性，而在于揭示20世纪的社会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管理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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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并非一直如此；恰恰相反，这是一种非常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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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美国宪法就是一项创新，它迎来了19世纪。自然，宪法不是什么新东西，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美国宪法却与众不同：它第一次明文规定了自身修正的程序。在此之前，所有的宪法都认为自己是不可改变的，是“永恒真理”。接着美国人又在联邦最高法院中创造了一套机制，使宪法能够适应新的条件和需求。这两项创新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宪法能够存在至今，而此前所有的宪法都在经历了一个充满挫折的短暂时期之后消失了。100年以后，德国的俾斯麦首相在没有任何先例的情况下，创造了我们现在称之为“社会保险”的社会创新——健康保险、老年退休金、工人的意外事故赔偿保险，随后还出现了失业补偿金。俾斯麦很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消弭能把整个社会炸得四分五裂的“阶级战争”。他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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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以外的世界，日本于19世纪发生了明治维新这一重大的社会革新，把一个同时代国家中最不西方化、最封闭的岛国，变成了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同时又保持了自己原有的社会和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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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世纪是一个充斥着伟大社会创新的时期。然而，19世纪的社会创新大多都是由政府发起的。发明，也就是技术上的发现，在19世纪是由私营部门带动的，但社会创新则属于政府和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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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到了20世纪，政府似乎失去了进行有效社会创新的能力。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新政”时期，政府还能进行社会创新。虽然新政中所有成功的创新，都是在很早以前，大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设计好并在个别州（如威斯康星、纽约和加利福尼亚）进行过大规模“试点实验”的。可自那以后，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几乎再也没有什么能取得预期效果的政府创新了——实际上，除了花费大量成本之外，简直就没有什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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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而代之的是，私营的非政府部门接管了社会创新，它从一种政治行动变成了一项“管理任务”。虽然我们现在拥有一门“创新学科”，但仍然没有形成太多的方法论。从事社会创新的管理者，往往并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取得类似美国的开国元勋、俾斯麦和明治时代的政治家那样辉煌的成就——虽然罗森沃德创办的农业服务机构的例子说明，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尽管如此，社会创新确实已经成为管理的全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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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珍藏版）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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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的35篇文章皆已公开发表过。其中，有25篇短文刊登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社论版（第2～11章、第14～17章、第19～20章、第22～26章、第29～32章），还有一篇短文（第18章）最初刊登在《高等教育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剩下篇幅较长的几篇文章，有两篇（第28和第34章）刊登于《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杂志，其余则分别刊登在《公司》（Inc.）杂志（访谈录）、《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第1章）、《福布斯》（Forbes）杂志（第12章）、《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第13章）、克莱蒙特研究生院的《关系》（Connections）杂志（第27章）和《时尚》（Esguire）（第33章）。第35章原本是一篇论文，最初是在1982年夏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宣读的，该座谈会由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举办，后来又刊登在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编撰的《公私合营》（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一书中（该书的编辑者是哈维·布鲁克斯、兰斯·李普曼、寇宁S.塞林，由剑桥大学伯灵格出版公司于1984年出版）。1986年8月，我曾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举办的第15届美国管理学会年会上，讲演过第21章“管理：成功所带来的问题”的部分内容，但此前本文并未发表。后记是专门为本书撰写的，从未公开发表和刊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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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整理出版过程中，我曾修订过一些文章的标题，并删减了一些过于冗长的介绍性文字。我按照日历，把本书中出现的所有“今年”或“去年”，变成了确切的年份，如1984年或1983年等。除此之外，我未对原文做过任何修改。这样一来，读者就能很清楚地判断笔者的预言或结论是否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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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塔利图书/E.P.杜顿公司（Truman Talley Books/E.P.Dutton）的杜鲁门M.塔利先生，曾为本书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本书和作者本人都亏欠他良多。几年前，塔利先生编辑出版了作者的一些文章（《变化中的经理人世界》The Changing World of the Executive），纽约杜鲁门·塔利图书/E.P.杜顿公司1982年出版），他建议我在其后的文章中着重讨论管理的前沿问题，也就是当今决策能够对未来造成影响的领域。这些文章固然是为特定的场合和出版物所撰写的，但我要感谢塔利先生，由于他的建议，使我的文章有了一以贯之的潜在主题和关注重点。他还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组织本书的结构，整理文章的先后顺序，监督指导本书的装帧设计，并在整个出版过程中进行管理。但愿本书的最终成果，能够符合他的高度期待。最后还要感谢E.P.杜顿公司的执行编辑特伦特·达夫，制作编辑朱莉娅·麦克格伦，在他们的监督下，一大堆乱糟糟的手稿在规定的时间里变成了一本如此精美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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