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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4 种场结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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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我（I-in-me）：我按照惯有的观察和思考方式感知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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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中我（I-in-it）：我运用开放的感官和思维感知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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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我（I-in-you）：我敞开心灵，调频至内心而感知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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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我（I-in-now）：我开放意志，从我存在的源头或最深处体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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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4 种场结构的区别在于注意力（和意愿）的源头不同：分别是习惯、打开思维、打开心灵和打开意志。任何个人、领导者、团队、组织或社区的每项行动都来自于这4种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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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以“聆听”为例说明这种区别。在我与各类团队组织合作的这些年中，我发现聆听有以下4种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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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我已经知道了。”第1种聆听叫作“下载”（downloading）：即一边听一边再次确认惯有的评判。当你身处的环境中，所有发生的一切只是确认你已知的信息时，你的聆听就处在下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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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原来是这样！”第2种类型的聆听叫作“客观聆听”（object-focused listening）或者“听取事实”（factual listening），这个时候关注的是事实, 以及新奇的，或与自己看法相左的事情。在这种类型的聆听中，你会聚焦于你所不知道的新信息。此时你听的重点不再是内心的评判之声，而是摆在你面前的事实。你开始专注于那些不同于你以往所知的信息。客观导向和聆听事实是先进科学研究的基本模式。你提出问题，然后仔细观察大自然（事实）给予你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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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是的，我明白你的感受。”第3种较深层次的聆听是“同理聆听”（empa-thic listening）。当我们进行实质性的对话时，如果集中注意力，就会觉察到我们聆听的源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上提及的两种形式，我们的聆听还是发源于自己的认识内部。然而当我们能够同理聆听时，所接收到的就会发生变化。我们从一味地追求客观世界中的物体、数字以及事实中抽离出来，开始去关注一种活生生的个体、一个鲜活的系统乃至自我。能这样做就需要我们启动并用好一种特殊的“仪器”：打开的心灵，即有感同身受的能力，可以直接与一个人或一个生命体系相联结。一旦这样，我们就会感受到一种深刻的转变。我们会忘记自己怎么想，而开始借由他人的眼睛观察这个世界的绽放。在这样的一个场里，我们通常都能在对方还未开口之前就感知到对方想要说什么，甚至能辨识出一个人是否在选择正确的词来形容一件事。之所以有这种判断力，就是因为我们在他人开口之前就已经对其想说的话有一个“直观把握”。“同理聆听”正如其他人类关系技能那样，是可以培养和开发的。这项技能要求我们激活一种全新的智慧来源：心灵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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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用语言表述我的感受。我的整个存在都已经放缓，我感觉自己变得更加安静、更在当下、更加真我。我已经联结到一个超越自我的东西。”这是第4种深层次的聆听。它超越了现有的场域， 联结到了更深层次的生成。我称这种聆听为“生成聆听”（generative listening）或者“从正在生成的未来场域聆听”（listening from the emerging field of the future）。这个层次的聆听要求我们开放心灵和意志，启动我们联结正在生成的最高未来可能性的能力。在这个层次上， 我们会把“旧”我拉到一边，才能整理出一个空间，开启一片空地，使得另一种全新的、对当下的感知得以生成。这时我们不再寻求身外之物，也不再情结身前之人。我们处于一种“非常态”，可能只有“心灵共享”（communion）或“恩泽”（grace）这样的词语才能略显这种难以表述的体验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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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注意到第4种聆听的感觉和结果不同于其他几种聆听。如果你在谈话结束时，认识到自己再也不是开始谈话时那个从前的自己，就表明你已经进入第 4 层了。你经历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并且已经联结到一个深层次的源头，即那个你究竟是谁、 为何存在的源头，将你联结到一个正在生成的非凡场域，联结到正在浮现的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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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型理论：从最高的未来可能性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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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每做一件事，都会采取这4种方式中的一种来关注事情。无论是个人单独行动还是身处大型团队，我们会因关注力不同而去到意识的不同层面。我建议把这些不同的方式称为“注意力的场结构”。同样的行为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这要取决于我们实施某一特定行为时所使用的注意力结构。换言之，“我（这样）关注，因此它（那样）生成”。这是我们通常的社会过程中一个隐藏的维度，不容易被理解，也是当今社会深刻变革中最没有被物尽其用的杠杆。因此，我设计了U型理论，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所有这些社会行动持续生成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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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型理论论述了本书的核心问题：向正在生成的未来学习和行动需要哪些条件？在第 2章里，我们将追随这个关键问题来掌握如何将我们的领导力、学习和行动从 1、2 层级（反应和快速修正）深化到 3、4 层级（深刻革新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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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汹涌的挑战迫使所有机构和社会团体进行自我更新和彻底改造。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问自己：我们是谁？我们为何在此？我们想一起创造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因注意力（和意识）结构的不同而不同。答案可以源自纯粹的唯物决定论观点（层级 1 和 2 ），也可以基于更加全面的精神根源，包括更加微妙的外在实相源于内在思维和意愿的观点（层级 3 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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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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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不想只局限于照亮领导力中的盲点，而是希望揭示一个隐藏的维度，它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时每刻。要做到这点，我们就需要发展提升目前的科学形式。就像来自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埃莉诺·罗施（Eleanor Rosch）所说的，“做科学需要有智慧的心智。”而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科学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初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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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9 年，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使其能够观察木星的卫星。他的观察结果为“异端”哥白尼太阳中心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1543年，尼古拉·哥白尼发表的专著提出了革命性思想：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而并非依照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观点所言，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然而在其专著发表后的半个世纪里，哥白尼的理论却一直受到质疑，尤其是天主教会的质疑。当伽利略透过望远镜远眺天空时，他知道哥白尼是正确的。但是当伽利略先是在私人交谈中、后又在著作中提出这一观点时，他和哥白尼一样，遭到了来自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天主教会声称他的观点是异端邪说并传唤他进行审讯。伽利略努力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他鼓励教会的人也透过望远镜看一下，用他们自己的眼睛证明事实。然而尽管教会中的一些领袖支持伽利略的立场，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拒绝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观察。他们不敢僭越经文中的教条。虽然教会在审讯中成功恐吓了 70 岁的伽利略（强迫他宣布放弃他的观点），但真正的胜利是属于他的，今天他被视作现代实验物理学之父。伽利略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先锋发展，他没有退缩，而是透过望远镜、运用观察得出的数据来明辨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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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年后的今天，我们可能书写着又一次的飞跃。伽利略重新塑造了科学，他鼓励我们用自己的双眼，自己的感官去收集外部的数据。现在我们要拓展和深化这种方法，收集更加精细的内在数据和经验。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发明另一种类型的望远镜：不是用来帮助我们观察遥远夜空中木星的卫星，而是使我们能够观察到自身的盲点，将观察的方向转移至其源头，即正在进行科学活动的自我。我们需要的工具不仅包括打开的思维（an open mind），这是科学调查研究的一般要求，还包括打开的心灵（an open heart）和打开的意志（an open will）。下面将对观察和领悟这些更微妙的方面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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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科学转变的革命性与伽利略那场堪称旗鼓相当。而来自于现有知识“卫道士”的阻力也会与伽利略在天主教会所遭遇到的同样猛烈。然而面对当今全球性的挑战，我们能感受到时代在召唤，召唤我们早日得出一个汇聚了科学、社会变革和自我（或意识）进化的综合成果。虽然通常来说，社会科学家和管理学家会从诸如物理学之类的自然科学取经，但我认为现在是时候让社会科学家们挺身而出、建立一套先进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了，这样才能把科学（第三人称立场）、社会转变（第二人称立场）和自我进化（第一人称立场）融会贯通为一个基于意识行动研究的整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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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框架在过去半个世纪社会科学领域的两个主要转折期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第一个转折期通常被称为“行为转折”（action turn），是由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及其跟随者们在 20 世纪后半叶率先提出的。他们采用各种方法研究行为科学。随后在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出现的第二个转折通常被称作“反思转折”（reflective turn），然而也许将其称为对关注力和意识模式的自我反思转折更为恰当。这种正在生成的、新的综合成果将所有这三种角度联结了起来，其中包括：科学（让数据说话），行动研究（除非改变系统，否则你无法理解系统），以及意识和自我的进化（照亮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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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00 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西方最伟大的探索和思考的先锋和创新者，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第 6卷中说，人的灵魂有 5 种不同的方法或能力来掌握真理。其中只有一种是科学（episteme）。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论述，科学只能局限于其本身的事物（换言之，取决于必然存在的事物）。对照之下，其他 4 种掌握真理的能力适用于现实和生活的其他所有情境。这些能力分别是：应用技术（techne）、实践智慧（phronesis）、理论智慧（sophia），以及掌握首要原则或源头的觉察或者能力（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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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现代科学的重点基本上一直局限于科学知识。但现在我们需要拓宽科学的视角，涵盖掌握真理的其他能力，包括应用技术、实践智慧、理论智慧，以及依靠直觉了解认知和意愿源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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