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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当弗罗里达研究高科技产业群落的所在位置时，他遇见了一位曾经调查过男同性恋人群位置分布的博士生。当两人把各自的研究放到一起时，发现研究结果互相吻合。“虽然绝大多数专家仍然认为技术是广泛社会变革的驱动力，但我确信，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性变革和我们生活、工作方式的微妙改变有关。”弗罗里达看到了一条主要的脉络：创造力是经济增长和创意阶层崛起的根本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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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弗罗里达等人的研究，我们认识到，创造性不能被随意购买、出售、开启或关闭。但是，创造力的确呈现出一定的地理分布。因为创造力需要环境来滋养其源头和多样化的形式，所以创意阶层的人们会被吸引到提供灵感和适宜创新的环境。因此一些高科技领域的公司，往往被吸引到创意阶层聚居的区域。弗罗里达认为所有重建旧形式社会资本的尝试都注定会失败：“它们在当今的经济现实面前只能落荒而逃。”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全球制药公司诺华（Novartis）会随着其他欧洲制药公司，将其主要研发中心迁移到位于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特区之间的医药高科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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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创意经济中的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一样，基本的社会形式也有相当的改变。我们和他人及机构之间联系的纽带在减弱，因为联系纽带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现在，我们一天之内所见到的人数，比我们的父母或祖父母一个月见到的人还多。其结果是，我们不得不持续地建立和重建自己的身份。我们存在于持续的自我创造和再创造中， 在过程中反映自我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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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灵性的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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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性 （spirituality）可以被定义为创造力的源头。它不同于宗教信仰，因为它关注体验而非信念。甚至一向不怎么做有关灵性报道的《商业周刊》都说，心灵的复苏正横扫美国公司，“各种类型的管理者都把神秘主义融入管理，把通常在教堂、庙宇和寺院进行的功课引进办公室。”但是，灵修事件不只发生在管理者圈子里。一个相关的例证是，在过去的 6 年里，施乐公司 300 名员工，从高级经理到职员，都参加了“愿景探索”的活动，并将其作为该公司价值 4 亿美元革命性产品开发项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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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新墨西哥州北部的一次心灵静修中，十几位施乐的工程师看到一个褪了色的施乐纸盒，在路边一个坑底的废机油中上下浮动。他们当场就发誓要开发一台永远不会给其他物品带来污染的机器。最终，他们设计并生产了施乐265DC，一台 97% 可以回收的机器。这些工程师超越了他们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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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公司的一项研究发现，员工参加灵修项目会带来巨大的产能提高，而且离职率会大幅降低。“我们已经看到，”麦肯锡的一位资深合作伙伴说，“包括自我超越内容的变革过程，能够使员工大幅提高绩效……而且提高的不仅是个人，还有整个团队。”当然，这个发现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是否为了提高利润率而滥用灵修手段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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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修的热潮不仅局限于商界。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家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调查指出，40% 的美国人声称正参加一些定期集会以及为参与者提供支持和关心的小组。其中，大概有一半的小组与教会有关。这是美国社会的一场“无声革命”（quiet revolution），以更加有流动性的方式重新界定了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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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无声革命”表明，人们对诸如自我超越、对话和心流等话题的兴趣正在迅速上涨。正像希斯赞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所描述的，很长时间以来，注意力的力量和心流体验（flow）一直在对话的实践中得到重视和培养。从本质来说，对话包含了从礼貌到冲突、从冲突到探询，以及从探询到生成心流的集体注意力转移。我的同事比尔·艾萨克斯（Bill Isaacs），MIT 对话项目的创始人，曾经在一个钢铁厂和一个本地的医疗保健系统中把对话作为变革的方法，还曾经在许多跨国公司中把对话作为建立领导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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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修的出现仅仅是“婴儿潮”这代人更加自省的附带现象，还是与社会普遍的文化变迁有关？当我见到弗朗西斯科·瓦瑞拉时，他曾谈到《意识研究期刊》（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出版了一期关于“冥想”的文章。文章提到了包括冥想在内的获得本体体验的方法。他说：“这在三四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我也同意这个观点。但是现在，大家已经广泛接受了冥想的做法，不仅在我的领导力研讨会上，在其他很多不可能的地方也是如此。社会学家保罗·雷（Paul Ray）对美国 10 万多人的研究指出了文化的一个深刻转变。他把社会划分为现代人群、传统人群和文化创意人群。虽然“文化创意人群”仅代表了人口的 26%，但却是增长最快的部分。欧洲的文化创意人群占人口的 30%~35%。这群人的特点是：他们拥有以简约、可持续性、灵性以及社会觉悟为特点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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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近的研究显示，朝向文化创造的价值转移遭遇到了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被动观点的反冲，尤其是（但并非仅是）在美国。按照市场研究公司芬兰依维环境科学有限公司（Environics）对 1500 名美国人的调查，同意“为了使这个国家的居民保住工作，我们必须接受未来更高的污染程度”这一说法的美国人，从 1996 年的 17% 上升到 2000年的 26%；同意“多数主动参与环境团体的人是极端主义者，不是理性的人”这一说法的美国人，从 1996 年的 32% 跃升到 2000 年的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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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运动，一股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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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个关于社会科学系统思考的学习小组里见到了弗里特乔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我们讨论了反文化运动。他认为，反文化运动都应该包含生态、社会和精神三个方面。“问题是，这些运动趋向于分裂在现实中理应互相归属的东西。当认识到‘新时代运动’并非真正接受转型变革的生态、社会和政治观点时，我就决定脱离这项运动。”这一点在我看来完全说得通。几个月后，我碰巧来到英国牛津，参加了一个由来自不同文化及不同领域的领导者组成的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是探寻我们的时代格局，尤其是来自公司、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参与者们普遍关注的精神复兴问题。在分享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原因时，我谈到了自己曾经参与的、卡普拉所论及的三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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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他们，我第一次“觉醒”并开始思考政治问题的时候是 16 岁。那年我和来自全德国的大约 10 万人一起去了布罗克多夫（Brokdorf）核电站工地，那里是 20 世纪 70 年代欧洲著名的反对使用核武器运动的战场之一。布罗克多夫是德国北部的一个小村庄，离我家在汉堡的农场很近。我们抗议核产业与大型国有电力设施垄断组织的不正当结盟，它们耗费纳税人数百亿美元，来资助一项在多数人眼里风险大于机会的技术。回想起来，我们认识到，对核技术的巨大资助和关注使德国错过了一趟重要的技术改革的列车——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在同一时期，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和马萨诸塞州的128号公路地区已初现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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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布罗克多夫的游行并不合法，并且现场有大批警力在警戒，但是游行一直都很平静。直到快结束时，我们开始退出主场，朝着几英里外的汽车走去，却突然听见低沉而有节奏的敲击声和喊叫声。我们转头看到数百名、 甚至可能是上千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挥舞着警棍，在盾牌上隆隆地敲打着，叫嚷着冲向我们。我们的第一反应都是：跑！警察们像追赶猎物一样， 穿过田地扑向我们，与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这时我听到了头顶传来的轰鸣声，抬头看到一群直升机正在迫近。它们一直在超低空盘旋，致使我左右的人们被风压推倒。我边跑边回头看他们怎么样了，结果发现每个人都被挥舞着警棍的警察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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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时之后，逃脱出来的人们紧紧聚在一起，快速而安静地沿着公路走向我们的汽车。深红色的夕阳将一切涂抹得恍如电影画面一般。就在太阳即将落山、我们马上走到汽车旁边时，警察突然从我们左侧的一片树林里冲了出来，再一次发起进攻。当时一片漆黑，他们手里拿着警棍，高声叫嚷着冲了过来。此时奇怪的事情突然发生了：我们每个人都停下脚步，沉默不语地站着，身体挨着身体，好像所有人是一个巨大的集合体，没有一个人逃跑。一瞬间，万籁俱寂。紧接着警察冲到了我们面前，并开始用警棍殴打够得着的人们，然而人群还是没有移动。警棍切入了我们这个集体，就像刀子切过黄油，但整个集体仍保持着沉静。过了一会儿，他们意识到没有人抵抗。他们感到吃惊，就停止了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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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的肉体并没有受伤。但回到家里，我已经不同了。我们在那次事件中集合成了一个整体，而我化身成为整体中的一员，这个整体受到了攻击，受到了伤害，同时也被“打开”了。我觉得自己看到了敌人—— 一个压迫性体系，为了维护一小撮特权群体的利益，使用武力镇压广大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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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就知道，自己未来的工作将会涉及转变“那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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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我移至西柏林自由大学学习。冷战还分裂着柏林，但发自草根阶层的人权及和平运动欣欣向荣，在不断发展和壮大。我周围很多人都感觉到了可能发生在他们自身和整个社会的一切，并选择按照这种对可能性和觉察力的深层感知生活。在那些日子里无论何时跨进中欧，你都能立即感觉到自己已经联结到对正在生成的未来有高度开放性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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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参加了麻省理工学院组织学习中心召集的首届半年度会议，这是一场全国性优秀组织学习实践者的盛会。会上我深受震动，并发现了我和这个群体的联系纽带。我们之间的联系纽带不是具体环境或社会层面的，而是存在于意识的觉醒和机构变革的层面上。这个群体的兴趣在于从个人和集体的层面上增强对创造力源头的接触。这些我以前从未见过、甚至没有听说过的人让我有了“归属感”（come home）。在牛津讲述这个故事帮助我明晰了为什么只陷于某一个层面的运动对我来说毫无吸引力。像卡普拉一样，我希望能与致力于重新整合生态、社会以及精神这三种根源的人们合作。而且像他一样，我的兴趣在于以科学和意识的新融合为基础完成这一切，不要倒退至过去，而是向着未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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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冲突和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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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提及的三类革命是一个大规模转变过程的模式。一些事物正在走向消亡，而正在从废墟中升起的新结构又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每一次革命变迁都伴随着一种巨大的反冲：文化精神的变迁伴随着文化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形成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向全球经济的转变伴随着地方保护主义的阴影，把数十亿人口排斥在基本温饱的门槛之外；网络社会和全球多边机构的兴起伴随着大国沙文主义的强烈抵制，导致像《京都议定书》这样的新多边协议无法有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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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经济、地理政治和文化三种冲突的“根部”，我们发现，全球社会正面临着三种根本问题，它们存活于不同文化和文明背景下人们的心灵和头脑里。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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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样才能创造一种更加平等的全球经济，使之服务于所有人的需要，包括今天的穷人和未来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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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样才能深化民主、发展我们的政治机构，以便所有人能够直接地参与到塑造其周围环境和自身未来决策的制定过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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