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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参加了麻省理工学院组织学习中心召集的首届半年度会议，这是一场全国性优秀组织学习实践者的盛会。会上我深受震动，并发现了我和这个群体的联系纽带。我们之间的联系纽带不是具体环境或社会层面的，而是存在于意识的觉醒和机构变革的层面上。这个群体的兴趣在于从个人和集体的层面上增强对创造力源头的接触。这些我以前从未见过、甚至没有听说过的人让我有了“归属感”（come home）。在牛津讲述这个故事帮助我明晰了为什么只陷于某一个层面的运动对我来说毫无吸引力。像卡普拉一样，我希望能与致力于重新整合生态、社会以及精神这三种根源的人们合作。而且像他一样，我的兴趣在于以科学和意识的新融合为基础完成这一切，不要倒退至过去，而是向着未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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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冲突和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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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提及的三类革命是一个大规模转变过程的模式。一些事物正在走向消亡，而正在从废墟中升起的新结构又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每一次革命变迁都伴随着一种巨大的反冲：文化精神的变迁伴随着文化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形成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向全球经济的转变伴随着地方保护主义的阴影，把数十亿人口排斥在基本温饱的门槛之外；网络社会和全球多边机构的兴起伴随着大国沙文主义的强烈抵制，导致像《京都议定书》这样的新多边协议无法有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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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经济、地理政治和文化三种冲突的“根部”，我们发现，全球社会正面临着三种根本问题，它们存活于不同文化和文明背景下人们的心灵和头脑里。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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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样才能创造一种更加平等的全球经济，使之服务于所有人的需要，包括今天的穷人和未来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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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样才能深化民主、发展我们的政治机构，以便所有人能够直接地参与到塑造其周围环境和自身未来决策的制定过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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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样才能更新我们的文化，使每个人都被视为“成就真我”这项神圣任务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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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能力提出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进入当今文明社会崛起的共有场域。这个共有场域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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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的社会感：所有人类通过隐性的、不可见的纽带或场域联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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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的民主感：建立实现普遍参与的结构，使得最终所有的合法性从中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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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的文化精神感：我们都在一条成就真我的旅途上，无论从个人还是集体的角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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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感知的共同基础，是视人类为自由的存在 （being）——这个存在是由我们在循规蹈矩和联结创造力、道德行为、自由的深层源头之间做出选择的能力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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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世界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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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描述的社会变革引发的冲突及其反冲，同时在社会生活的三个舞台上上演。它们是：（1）客观的架构和系统；（2）实施出来的架构和系统；（3）行动的深层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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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舞台：客观的架构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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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主要观点集中于第一个舞台。他们认为，社会世界存在跨越空间、时间和意识形态的一般规律，可以对此进行研究和描述。为此，孔德在 19 世纪早期创造了“社会学”（sociology）这个术语，并认为历史是沿着从神学到形而上学再到实证主义的线形顺序来演化的。而与孔德和其他信奉天主教的反革新者一样，生活在 1858—1917 年间的埃米尔·涂尔干不喜欢社会的无秩序状态。他研究了个人所面临的外部强制性力量和结构。马克斯·韦伯逝于 1920 年，他曾强调合理化是线性发展的基础。他看到人们陷进一个“物质商品拥有日益增长的力量，最后将不可避免地控制人类”的“牢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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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舞台：实施出来的架构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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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生物学家哈姆伯图·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写道，“所有说过的事情都是出自‘某人’之口”，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所有架构和系统都是由“某人”实施出来的。马克斯·韦伯的社会铁笼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人们在日常行为和工作中实施了这种模式。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声称，必须将实施的代理和架构看作同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架构一再出现在连续的实践中，反过来这些实践又被架构所组织。当今最重要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把社会看作“多系统世界 ”（systems-world）和“生活世界 ”（life-world）。他说，我们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像殖民化。“被割裂的子系统们强制渗透进生活世界，就像殖民者硬闯进原始部落那样，然后强迫他们进行同化。”但是，这两个视角都不足以把我们带到更深刻的存在论的观点，即南怀瑾大师所持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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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舞台：行动的深层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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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还没有一位社会学学者充分考虑过比尔·奥布赖恩所称的“干预者的内在状态”这一理念，但是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使我们能够开始明白是觉察和意识决定了行动和结果的质量。哈贝马斯关于生活世界的概念与上述观点最为接近，但其著作中只抓住了谈话的理性维度，而没有涉及生成性对话更深层次的美学精神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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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麻省理工学院组织文化和变革大师埃德加·沙因指出，为了超越这些观点，我们必须“回到原始数据，再重新开始”。虽然标准的社会学方法趋向于建立在观察数据之上，库尔特·卢因及其后继者，包括克里斯·阿吉里斯、埃德加·沙因、彼得·圣吉和比尔·托伯特（Bill Torbert）等行动科学学者，都声称我们必须超越第三人称的观点。就像比尔·托伯特曾经说的，我们需要获得第三、第二和第一人称的知识，即我们应该囊括观察、谈话和第一人称的体验数据。当然，问题会继续冒出来：你如何确定你是否知道？有哪些标准可以验证你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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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的知识可以转化成行动，或者说能将其付诸实施时，我就确定自己知道。”（克里斯·阿吉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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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的知识对相关领域里的客户和从业者有帮助的时候，我就确定自己知道了。”（埃德加·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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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培养出能力，能够创造出我真正在意的结果时，也就是‘你所知能成就你所做’时，我就确定自己知道。”（彼得·圣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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