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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和泡泡说话。”他回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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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泡泡说话？”我很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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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接着说：“这些可怜的泡泡没有眼睛，它们看不见，找不到正确的路，所以总是从错的地方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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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岁的孩子和我面对的是同一个状况，我简直想要踢洗碗机几脚，而他却十分同情这些泡沫，和这些泡沫沟通，仿佛它们是有感情、有知觉的生命一般。他注意到这些“生命”没有眼睛，并且认定这是它们迷路的原因，它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虽然面对同样的状况、同样的信息，但我们却赋予其两种不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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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们就在静默中与这些“白色生命”沟通。我们不再说话，转而融入了有韵律的工作流之中，全部身心都用来帮助那些“白色生命”找到正确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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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用在第15章中介绍的“场域模型”来解构一下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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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洗碗机中不假思索地倒入不适用的清洁剂，这是“下载”的一个典型例子。然后，当泡沫开始涌出时，我从第1层（下载）跳到了第2层：“该死的！”（观察到糟糕的情况）。然后，我就开始尝试解决问题。此时的挑战就在于超越“评判之声”（例如，“为什么他们不能生产带有‘排水’功能的洗碗机呢？”），并且要保持冷静，分析可能的解决方案。假如我当时顺着评判之声的道路走下去，就会遇到更多令我愤怒的情况，可能真的就去踢洗碗机，然后……我们都知道：否认和毁灭的循环里面充满了导致破坏性行为的反馈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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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这是因为卡斯珀从不同的层次——场域3参与了进来（他同频到在他看来是有生命的泡沫中，并和它沟通）。所以，他教会我不去踢洗碗机，而是开始深潜，从内心开始感知。最后，我们找到了协作的韵律和感觉，不再需要更多的语言。我们对该做什么了然于胸，并且很容易就着手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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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故事，我想强调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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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专念（mindfulness）和同在（presence）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它并不需要我们去执行庞大的“登月计划”（尽管有些人确实是通过此种方式来获得这种体验的），而是需要我们的注意力有一个向内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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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挑战的压力越大，面对的局面越混乱，我们就越容易陷入“固步自封”（踢洗碗机）的黑暗空间之中，这一点后边我会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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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场域的第3层和第4层的目的在于，不要再以为自己是在和“物体”打交道，而要把我们工作和互动的对象当作是有情感的生命体，我们可以直接与其从内心进行交流（没有眼睛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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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舞台和集体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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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14岁时，我第一次在舞台剧里出演主角，那种奇妙的感觉我至今难以忘怀。你尽己所能地去准备，记住所有的台词和舞台提示。接着到了登台演出的时候，幕布就要拉开，观众逐渐安静下来。突然之间，你觉得地球停止了转动。你在几个月里所做的准备似乎都缩成了一小团绝望和空无，然后全部消失了。原先记得的东西现在都忘记了。你很害怕，很孤独。此时你内心充满绝望而不是愿望，虽然你还坚持着，但并不是因为你多么有胆量，更多的是因为现在才逃跑（这个念头在你的脑海中一闪而过）已经太晚了。然后在你还没缓过神来的时候，就看见大幕已经升起。太晚了，没得逃了。连时间都静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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绚丽的舞台灯光让你看不清东西，你被包围在一个不熟悉的圈子里——里面满是热切的关注和能量。慢慢地，你犹疑着开始了第一个动作，说出第一个词、第一个句子，摆出第一个姿势。你开始沉浸于表演之中，然后突然发现你并非孤身一人。另一个“生命”正在和你密切地交流，那就是观众。他们的关注为你创造了一个支持空间——一个指引你的场所。你调动身体里所有的神经来感受它。你现在所处的场域正注视着你、与你沟通，并且用你从未感受过的能量来滋养你。这个场域联结到你的源头和存在，是属于你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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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我作为一个演员，背下了莎士比亚笔下普洛斯彼罗（Prospero）这一人物要说的 820 句台词，以“下载”的模式走向舞台。到了台上，当幕布升起，阻力开始以害怕的形式出现：害怕失败，害怕卡壳，害怕面对300名观众却连一句台词都想不起来。夹杂着绝望和勇气，我跌跌撞撞地“跨过了界点”，开始了我的表演。在最初几个惯性的动作之后，我精心准备的行为从场域1和场域2移动到了场域3和场域4，也就是说，我开始进入持续深化的同在感和生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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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这一切成为可能？是一个集体支持空间：300名充满爱心的亲友带着完全打开的意志和心灵坐在台下，带着尊重欣赏孩子们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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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里，最开始出现的是阻力（害怕），然后通过充满爱心的观众所营造的集体支持空间，下沉浸入到一个深远的流中。集体支持空间能够驱散反生成性的黑暗空间，集体的力量可以解放我们。然而在下面的故事里，这种力量却把我们困在反生成性的社会空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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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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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劳德·琼格（Traudl Junge）曾是德国农村一位平凡而谦逊的女子，她早年丧父，窘困的经济状况使得她无法去追求自己所渴望的艺术生涯。极为偶然地，她去了柏林。在那里，经一位叔叔介绍，她得到了一份工作，然后无意中参加了一次打字比赛并获奖。不久，一个说话轻柔而友好，和她叔叔年纪相仿的人对她进行了面试。这个人正在找一个新的私人秘书，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雇琼格为自己做口述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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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希特勒在地堡自杀了，特劳德·琼格才回到了外面那个真实的世界——一个充斥着灰烬和废墟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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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劳德·琼格试图逃往德国南部，但被苏军在柏林抓获。因为她从未加入德国纳粹党，因此很快就被释放了，之后在慕尼黑定居。此后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了白玫瑰（Die Weisse Rose）的墓碑，那是一个以慕尼黑为基地的反纳粹组织，成员全部遇害。看着墓志铭，她惊讶地发现，白玫瑰小组所有骨干成员都和她一样，出生在1920年。那一刻，她突然意识到，对于她和同龄人而言，没有借口躲避。白玫瑰小组的骨干成员都与她同龄，但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生命中做出了有意识的抉择，而她则从来没有。她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从根本上讲，完全是她的个人责任，不能归咎于他们这代人的命运。她辞世前不久，接受了奥地利著名记者安德烈·海勒（Andre Heller）的采访，而此前她一直保持沉默。在采访播出的前几天，她告诉海勒，直到50年后的今天，她才能最终原谅自己。在采访播出后的第二天，特劳德·琼格去世了。特劳德·琼格精确而明晰地描述了最后几周在希特勒地堡中发生的事件，十分生动、有趣。她的思维和记忆力就像一架超高像素的照相机。同时她也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二阶观察者（second-order observer），非常明确地知道在自己的记忆里有哪些遗漏，知道自己有哪些画面和经历无法确切地回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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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特劳德·琼格的描述，当时，希特勒及其随从藏身在一个坚固的地堡里，围墙有11米厚，而炸弹不停地在他们周围爆炸，苏联红军离此也仅几道关卡之隔。希特勒的军队已经崩溃，从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到彻底战败。然而，尽管周围充斥着各种与其认知相悖的信息，尽管一直有炸弹落在他们的头顶上，地堡里的一些人却仍然不肯放弃希望和幻想。他们依然坚守着陈旧的心智模式，不愿意接受现实。落在地上的炸弹仍不足以穿透他们思想上的这堵厚墙。当被问到为什么希特勒建议她离开而她却没有照做时，她答道：“我害怕离开这个安全的地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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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失明（无视）和固化（失察）的破坏力所在：我们被囚禁在自身这个拥有厚厚墙壁的地堡里，与外界正在上演的真正现实割裂开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完全理解她留下来的决定，那么她将自己锁在地堡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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