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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芭芭拉问我这个问题时，我感受到7人圈中气氛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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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放缓，空间开启。在我的访谈项目中，我多次遇到这种向实质性深层生成空间的转变。当这种转变发生时，时间放慢到几乎要停滞，气氛更加凝重，我的空间感打开了，我仿佛身处一片空地或更大的空间。空间开启，在我们周围并通过我们透射出来。我和谈话对象之间的边界现在完全打开，我们开始在一个共同的场域中运作。这时，感觉仿佛有什么在庇护着这个共有的同在。谈话从自我反思转向正在生成的一切。“我不能随意说话，”就像7人小组中莱斯莉所说的，“当融入一个更大存在，需要发声时我才讲话……我们已经进入了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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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深远的共同创造的情况开始时通常会出现一道“裂缝”，会出现放下和接纳的转折点，我们之前描述为“感觉自己大限将至”或“冲破了一道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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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域4的谈话与对话（场域3）相比，不仅体验质感有所不同，还会带来两个不一样的长期结果：参与者间独特而深入的联系；整个群体和个人都常会有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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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这个说法的证据更多来自大家的感悟而非统计数字，但这两种谈话的结果的确形成了自己的模式。比如参与的群体和个人都建立起了深层的联结纽带。他们能感觉到深层的、忘却了时间的联结将不会消逝。你可能不会特意谈及它，但是它依然存在。这就好像你和最好的朋友在分别多年后重逢，会发现你们依然“合拍”。而曾进入过自然流现深层流向的团队或群体通常发现下一次进入会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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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流现在个人和集体层面上，都能够让我们与自己工作的本质和自我的本质深刻联结。触及这个根源可以转化为真正的力量，但需要大量的注意力和努力才能将这一新事物变为现实。有时我们可以联结，有时则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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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事亚当·卡亨讲述了一个成功实现的例子。正如之前提到的，他当时在危地马拉领导一个国家项目，那时危地马拉正处于一场巨大内战后的复苏时期。这个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参与者看到他们前进过程中所需要应对的各种阻力。项目初期的某天晚上，参与者们在晚饭后坐在一起，讲述他们认为能说明某些阻力的故事。一个女商人谈了如何设法揭露她的姐妹被军队暗杀的事实，而一位此前和她就此事交涉过并否认有任何牵连的军官就坐在她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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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人权活动家罗纳斯·欧查塔（Ronalth Ochaeta）讲述了他去玛雅族村庄的一次经历，当时他亲眼目睹了对由于大屠杀所形成的一个巨大坟墓（许多坟墓其中之一）的挖掘工作。刨开土地时，他注意到很多很小的骨头，他问法医这些人的骨头是不是在大屠杀中被弄断了。法医告诉他并非如此，这个坟墓里有孕妇的尸骨，而这些小小的骨头是她们腹中的胎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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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查塔讲完了他的故事，”亚当说，“整个团队都安静了。我一直主持这个讨论会，此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静默。我也懵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该做什么，所以只好待着不动。这样的安静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有5分钟……讨论会的结尾，我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总结：‘我觉得这个房间里充满了精神能量（spirit）。’”亚当在讲述的时候，能感到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感被减轻了；两位参与者谈及这个体验时说这宛如一场“心灵共享”（communion），他们从欣赏对方的不同观点转移到共同形成一个整体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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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说，“听欧查塔的故事所引发的感情并不是对他的同情。这个故事并不是关于他自身的，他讲述时也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在这个房间里的其他人可以讲述他们自己类似的亲身经历。然而欧查塔是载体，将这个至关重要的故事带进这个房间，让整个团队听到它。每个故事都是包含了整个画面的全息图。在欧查塔的故事中，团队看见了危地马拉本质的现实全貌：他们需要联结到事实真相，并据此展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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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沟通到达心灵融合的境界时，参与者认识到了彼此的共同点，深深地感受到了他们在此的目的。所有的互动和谈话开始从一个不同的空间发散开来；一个深层联结和实质的生成流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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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型理论：感知正在生成的未来（全新升级版） [:170229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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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流的谈话场域和反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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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3展示了谈话场域更具差别化的一种类型。它与图17—1的区别有两个方面。第一，它显示了U型图右半边的三种额外的谈话场域。这三种类型是：战略对话（意愿性生成），头脑风暴（创造性生成）和运行（嵌入性生成）。它们都属于以自然流现为基础的谈话（也就是说，它们具有相同的联结到源头的注意力场结构）。三种类型中，个体的行为都发源于深层次的源头。但是它们适用于不同的情境，每种类型捕捉到了新事物形成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作为一幅画面和意图；作为现存的原型；或作为每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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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将注意到图17—3中还有些别的新东西——一块社会病理的黑暗区域，在这块区域中不会有对话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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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时对话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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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我们身边，许多系统和机构被深深地困在了下载模式中。下载是通过什么机制变得如此根深蒂固的？为什么这么多的系统被困在病态的行为模式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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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系统会通过我称为“固步自封的谈话”的循环陷入社会病态中。它是自然流现循环的对立面。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固步自封的谈话”的7种削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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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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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演过去的模式。下载是固步自封循环中其他所有行为的种子和母体，正如关注和好奇是自然流现循环中所有行为的种子和母体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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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封杀其他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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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并不鼓励分歧的观点和健康的争论，反而打击不一致的看法，否定与其认知相悖的信息，屏蔽其他观点。思考一下第8章中全球健康公司的第二任CEO的例子，“他是一个破坏性的领导者，”该公司的一名高级经理这样回顾道，“如果人们不同意他的做法，他就直接把这些人开除。如果你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关于公司的事情，也会被炒鱿鱼——你的工作就是保护公司。”关于这点，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失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谈话封杀了所有包括相悖信息的观点，而这些信息对后来的飞行成败至关重要。另一个屏蔽分歧观点的例子（常常是无意中的）来自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他叙述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内部工作导致过去采取了许多不明智的政策：“那些政策没有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掌权人的质疑，没有受到那些制定重要决策的人的质疑。这些政策通常都是被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所质疑的，但这些人大都害怕他们会失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支持，即使有疑虑也要特别小心地表达，之后干脆只在私下里说说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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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责怪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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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怪他人会掩盖处理社会复杂性和社会冲突时最重要的现实，妨碍个体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来看待自己，明白自己对眼前的问题也负有责任。责怪他人的谈话模式阻碍了团队了解最重要的社会复杂性，即将自身视作眼前系统的一部分。当压力增大，而系统被困于责怪他人的谈话类型中时，可以预见其结果也会是丝毫不起作用的。构成这种谈话类型基础的反能力躲进自己的小世界里，而不去越过边界接触外面的世界。责怪他人意味着不与他人联结，无法了解他人的真实观点。即使在有着良好个人意图的大型机构里，这种情况也会经常发生。斯蒂格利茨的优势在于，他没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内部政策中陷得太深。所以对他而言，同时连接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和另一方的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并不那么困难。斯蒂格利茨也会为另一方说话：“如今很少有人会为这种伪善行为辩护，即假借帮助发展中国家为名，强迫他们开放市场，接受发达工业国家的商品，同时却又保护这些工业国家的市场。这些政策使得富者更富，穷者更穷——也更气愤。”这样的伪善不能仅仅被当作是个人行为问题，只能把它作为集体现象来对待，其中现实感知的一些方面被结构性地过滤掉或屏蔽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