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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元素是遍布全球的社区能够实现跨文化、跨区域、和跨代的对话和行动。跨地区涌现的创新型领导小组的成员，将组成此类社区中一个重要的核心团体。ELIAS的成员今天已经占据了重要的领导岗位，而且按照预期在未来的5~7年内会承担最高级的管理职位。绝大多数的ELIAS成员现在三十几岁或四十出头。他们将继续跨越边界互相联系，发现未来若干年内关键的挑战和可能的突破性创新。当察觉到关键的系统创新的可能性，并开始着手于探索实际机会的原型提案时，他们将需要具有高度热情，实干能力强，同时又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年轻人的实地支持，帮助他们进行部分试验验证这些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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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这个设想的第二个元素：ELIAS全球教室。这是我最近和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建立的另一个全球行动平台的原型。我们与世界银行学院（WBI）合作共同开发了这个原型，并由来自中国、日本、南非、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欧洲和墨西哥的学生团体测试了该原型的早期版本。其要点是组成一个跨文化的全球微观战略系统，训练学生们深度聆听、对话和快速建立原型的技能，然后将他们置于 ELIAS原型项目的应用阶段。正如ELIAS领导社区是一个遍布全球的跨地区、跨文化的社区，虚拟教室的学生也来自不同的情境、文化和社会经济领域并互相连接。如果这样的ELIAS全球教室能够（和ELIAS原型平台和项目一起）建立在更大的规模之上，我确信系统创新提案会成比例增加、快速传播并在全球范围内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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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跨界项目和场所我想到的第三种元素是支持所有全球感知、全球自然流现和全球塑造原型活动的基础组织结构。该基础组织结构将包含三种不同类型的场所：虚拟场所（网络）、用于跨界感知和原型的城市场所，以及运用大自然为自然流现聚会提供支撑空间的乡间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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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看看，我们可能会问：这些提议到底是关于什么的？是一个系统创新的平台原型？是一个横跨三个领域、存在于大型全球性机构内部及之间的领导力实验室？是一个用于深度系统创新的跨区域智囊团和行动试验室？或者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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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全球教室原型里最打动我的，是学生们在短短的几次课程中所释放出的力量。在进行课后回顾的时候，我问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为什么把时间花在这些全球教室课程上，设法通过Skype联系上中国和南非的同学，而不是和校园里的朋友一起出去玩耍？他们的答案是：“因为全球教室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完全不同的人，这些人我们在校园里是永远碰不到的。”这种回答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在虚拟教室里如果你和全球社会场域的多样性相连接，如果学生们能够通过深度聆听、对话和集体行动探索那个空间，那么全球化就能非常迅速地成为真实能量的真正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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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个元素——ELIAS、全球教室和用于共同感知、共同激发和共同创造的基础组织结构，能够孕育出规模更大的、遍布全球的“行动中的自然流现领导力学校”（Presencing-In-Action Leadership School）项目。这个新学校的某些元素已经借由上述的一些项目开始运转，并将建立21世纪教育环境的原型，鼓励和发动最大数量的复制和学习的方式。新学校将彻底改造旧有的、已经根深蒂固的学习环境（9个方框中只执行了两个），培养通过自然流现的社会技术，领导深刻创新和变革的能力。这个项目将比通常的大学更加全球化（引入全球教室和全球场域项目），更加实际（要求所有学生投入到组织和社区的原型项目当中去），也更加个性化（设有个人和集体培养练习）。虚拟学校的教师将包括跨文化、跨地区，以及各个生活领域深刻社会变革的一线创新者和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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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行动中的自然流现学校或运动要取得成功，即要激发一场全球规模的变革，需要满足7项条件。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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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组真实的例子。这些例子通过改变本地的、地区的或全球系统中的社会场域为深刻创新塑造了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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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理论。该理论提供了一种语言，用以反思已经发生的一切及原因，也为研究那些记录了从过往项目和应用中学到的知识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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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社会技术。该技术帮助分散的各个社区在他们自己的系统中轻松地并且低成本地集体感悟、实现和推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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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各样的基于开放资源的能力塑造机制。该机制允许把社会技术传播给跨文化、跨社区的人们，而不管他们对培训和支持是否具有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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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新的社会艺术形式，我称之为社会大剧院。通过整合行动研究、剧院、冥想练习、有意识地静默、生成性对话和开放的空间，该剧院上演媒体事件和作品，以把不同的社区及其变革故事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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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领导实践者和研究者组成的全球核心小组。这些人专门致力于通过自然流现正在生成的未来，推进全球运动，激发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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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多力量汇集的场所。这些场所的目标是通过建立全球感知、自然流现和原型的基础组织结构为上面所有各项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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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7项因素一起，组成了连接跨区域的变革领导者们的有机实验室，也将为整合科学、意识和深刻的实践变革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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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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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创作本书的研究中包括了我所进行的150场访谈，其中有两次很突出，在照亮盲点方面给我们很多启发。第一个是对物理学家亚瑟·札炯克的访谈。谈话结束时他转变方向，开始谈论曾经把卡特琳（Katrin）和我带到我们现今所处的那个场所（place）的故事。然后他说了一段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话：“把你过去经历的每件事都看作为未来旅程和任务做铺垫的基石。”这好比向后跳入游泳池时：你从自己站的位置往下看，但仅仅是为了帮助你探索和导航（在你身后的）未知的领域。我发现这种方法对一个人回顾过去非常有用。你不必纠结于特别好或坏的某事，而只需要从探索未来的角度看待过去的旅程。关于未来之路，过去的故事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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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被访者是埃莉诺·罗施。访谈结束时我询问她关于真实场所的品质问题。她建议我应该仔细考虑过去这些年我生活过的地方。她的建议把视角转向了我自己的盲点。惊奇之余，我深深地感谢她，但那时并没有真正按她的建议做。时至今日，我才把她的建议视为一个帮助我破解场所品质的方式，可以助我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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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的第一个场所是我们的家庭农场。从那里的成长经历我学到，农场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它首先是一个有机的组织，是一个社区，从土壤表面的可见部分扩展到下面的不可见部分。这个社区包括矿物质、植物、动物、农民、消费者、儿童和朋友，他们支撑起了这个农场的社会和经济空间。把这些整合起来，使得该社区参与成为了这个场所的灵魂，当然这也需要持续的耕耘。现在我正在利用回来探望的机会，在农场写作本书的结束语。我能感受到在大自然中——就像这种特别的地方，所能带来的所有神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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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里给我一种社会场域纵向延伸的感觉：大自然、人类社会以及整体自然流现之间的连接。这正是一个农场的实质：你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由动物、植物、泥土和人们组成的大的社区的护卫者和公仆，他们需要你的公仆式领导力。正如我兄长感觉自己的人生目标是“照顾好这一小片地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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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的第二种场所让我悟到了社会场域的水平延伸。我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布罗克多尔夫（Brokdorf）、柏林、布达佩斯和波恩街道上上演了中西欧最主要的反核运动、反战运动、和平运动以及民权运动。此时我开始感受到另一种连接—— 一种更加水平化的、将我和志趣相投、心意相通的跨代、跨阶层、跨国家和跨文化的朋友结合起来的连接。这种全球连接唤醒了我，对全球社会场域的认识和参与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被阶层、种族、性别、年龄、文化和系统分裂的一堆碎片伴随着正在生成的集体社会主体（产生于发自内心的抗拒）出现了暂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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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的第三个场所相对而言要小很多，是德国鲁尔河（Ruhr River）畔的一栋别墅。这是一座曾经非常美丽而后濒临坍塌的维多利亚式建筑，是为20世纪初克虏伯（德国大军火制造商）指挥官们建造的。当我和一位研究生同伴到达那里时，别墅即将要拆毁了。房东和我们签了一年的租约，租约结束后他就推倒这座别墅（实际上，之后他每年都和我们续约，直到15年后最终拆除别墅）。我们和其他10位同学搬进了别墅，大家以我没有料到的方式互相热爱、互相激励。住在别墅里培育我们的社区可能是我年轻的职业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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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的大学是德国工业赞助的，旨在开发和教授更好的学习方法。其学习理念很大程度上来自埃克哈德·开普勒，他是20世纪80年代我们管理学院的创始院长。埃克哈德·开普勒基于行动学习、自我反思和以学生为中心营造学习环境、共同创建新型学校的想法，简单而有力。他告诉我们，“学习是自由的实践”。我碰巧上了管理学院的第一堂课，我在别墅的室友也是大学的其他学院成立那年入学的。那些年，我们的核心小组经常扮演着这所年轻大学的心脏。当有重要的来访者，校长或埃克哈德就会把他们带到别墅，我们会准备一顿大餐和一场令人鼓舞的谈话。我们在多种层次上互相激励，从阅读柏拉图的作品到举办后现代的聚会。我记得我和朋友凯（kai）在研读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后散步了很长时间，其间我们在觉知和存在等基本问题上应用和即兴发挥了哲学对话的当代版本。他扮作柏拉图，而我则热衷于亚里士多德的角色和观点。有一个学期，我们在别墅举行的一场聚会演出了原创的卡巴莱讽刺剧，我们弹奏音乐并欢舞到黎明。别墅永远是一个开放的场所。诸如约翰·加尔通（和平研究的创始人，诺贝尔替代奖获得者）在校园任教时经常在别墅逗留。加尔通在自传中把这些到访称作他个人生活中最令人鼓舞的大学经历（他曾在60多所大学任教）。作为在别墅招待他的主人，我们这群学生经历了同样深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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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在向别人开放的同时，还为培育新思想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很多新想法都诞生在我们的早餐桌上。别墅里最突出的特点是魔幻般的节奏以及活生生的场域，从我们的核心小组蔓延到周围其他的人们身上。没有我们的团队做不到的，不管什么，我们都能轻松地完成，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精神层次。这有些奇怪，但是很有意思。因此，这里讨论的第三种场所的质量与生成性场所有关：与把社会场域着陆于一个核心小组有关，该核心小组的成员跨越了所有三种智力通道——打开思维、打开心灵和打开意志，并互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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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场所不是一个单独的地方，而是一个分布各处的场域网络。包括我现在在波士顿的家，以及我经常或不常到访的其他国家和文化下的场所和社区。今天我发现自己在工作中实际是和很多分散的核心小组及倡议一同旅行（可能我的旅行太多了）。不久前我参加了一个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会议，讨论认知学方面的问题。会议结束时，我无比兴奋，对研究将科学世界（第三人称观点）和意识结构变革（第一人称观点）连接起来的新领域的力量和可能性充满了期待。但是那两天我依然感觉到，会议忽略了框定该研究的第三个维度：社会蜕变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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