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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的第二种场所让我悟到了社会场域的水平延伸。我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布罗克多尔夫（Brokdorf）、柏林、布达佩斯和波恩街道上上演了中西欧最主要的反核运动、反战运动、和平运动以及民权运动。此时我开始感受到另一种连接—— 一种更加水平化的、将我和志趣相投、心意相通的跨代、跨阶层、跨国家和跨文化的朋友结合起来的连接。这种全球连接唤醒了我，对全球社会场域的认识和参与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被阶层、种族、性别、年龄、文化和系统分裂的一堆碎片伴随着正在生成的集体社会主体（产生于发自内心的抗拒）出现了暂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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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的第三个场所相对而言要小很多，是德国鲁尔河（Ruhr River）畔的一栋别墅。这是一座曾经非常美丽而后濒临坍塌的维多利亚式建筑，是为20世纪初克虏伯（德国大军火制造商）指挥官们建造的。当我和一位研究生同伴到达那里时，别墅即将要拆毁了。房东和我们签了一年的租约，租约结束后他就推倒这座别墅（实际上，之后他每年都和我们续约，直到15年后最终拆除别墅）。我们和其他10位同学搬进了别墅，大家以我没有料到的方式互相热爱、互相激励。住在别墅里培育我们的社区可能是我年轻的职业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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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的大学是德国工业赞助的，旨在开发和教授更好的学习方法。其学习理念很大程度上来自埃克哈德·开普勒，他是20世纪80年代我们管理学院的创始院长。埃克哈德·开普勒基于行动学习、自我反思和以学生为中心营造学习环境、共同创建新型学校的想法，简单而有力。他告诉我们，“学习是自由的实践”。我碰巧上了管理学院的第一堂课，我在别墅的室友也是大学的其他学院成立那年入学的。那些年，我们的核心小组经常扮演着这所年轻大学的心脏。当有重要的来访者，校长或埃克哈德就会把他们带到别墅，我们会准备一顿大餐和一场令人鼓舞的谈话。我们在多种层次上互相激励，从阅读柏拉图的作品到举办后现代的聚会。我记得我和朋友凯（kai）在研读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后散步了很长时间，其间我们在觉知和存在等基本问题上应用和即兴发挥了哲学对话的当代版本。他扮作柏拉图，而我则热衷于亚里士多德的角色和观点。有一个学期，我们在别墅举行的一场聚会演出了原创的卡巴莱讽刺剧，我们弹奏音乐并欢舞到黎明。别墅永远是一个开放的场所。诸如约翰·加尔通（和平研究的创始人，诺贝尔替代奖获得者）在校园任教时经常在别墅逗留。加尔通在自传中把这些到访称作他个人生活中最令人鼓舞的大学经历（他曾在60多所大学任教）。作为在别墅招待他的主人，我们这群学生经历了同样深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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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在向别人开放的同时，还为培育新思想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很多新想法都诞生在我们的早餐桌上。别墅里最突出的特点是魔幻般的节奏以及活生生的场域，从我们的核心小组蔓延到周围其他的人们身上。没有我们的团队做不到的，不管什么，我们都能轻松地完成，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精神层次。这有些奇怪，但是很有意思。因此，这里讨论的第三种场所的质量与生成性场所有关：与把社会场域着陆于一个核心小组有关，该核心小组的成员跨越了所有三种智力通道——打开思维、打开心灵和打开意志，并互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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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场所不是一个单独的地方，而是一个分布各处的场域网络。包括我现在在波士顿的家，以及我经常或不常到访的其他国家和文化下的场所和社区。今天我发现自己在工作中实际是和很多分散的核心小组及倡议一同旅行（可能我的旅行太多了）。不久前我参加了一个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会议，讨论认知学方面的问题。会议结束时，我无比兴奋，对研究将科学世界（第三人称观点）和意识结构变革（第一人称观点）连接起来的新领域的力量和可能性充满了期待。但是那两天我依然感觉到，会议忽略了框定该研究的第三个维度：社会蜕变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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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麻省理工学院的礼堂的一瞬间，我看到自己当下生活的每件事都是错误的。我在太多不同的方向上前进，在太多的地方进行太多的项目，每个项目虽然都有单独的意义，但当所有项目放在一起却缺乏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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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你需要聚焦——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这句话在我心头涌现时，同样的瞬间里，我也看到前进时应该关注的焦点。我应该把精力集中到一个项目上：创立一个场所和一个有活力的社区，致力于研究和培育科学、意识和领导深刻社会变革之间的共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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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麻省理工学院的克雷斯吉礼堂（Kresge Hall），我需要和卡特琳、彼得以及亚瑟·札炯克一起探讨实现这一项目的方法。我们决定下一步将召集一组人，其成员把如何整合科学、意识和社会变革视为自己生活和工作的中心问题。现在该小组包括12个成员，过去几年间我们每年都会有3~4天的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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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生于大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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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我们觉得是时候采取下一步行动了。我们邀请了由第四种场域变革的实践者、研究者和活动家组成的核心小组，为整合了科学、意识和领导社会变革的全球自然流现学校共同发起一个平台。现在我们把该平台称为自然流现研究院，我们的初衷是为全球自然流现实验室或大学创造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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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和10日，大约有12个人聚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的宾馆。在宾馆我们决定从麻省理工学院步行到查理斯河畔国际组织学习学会办公室，路程很近，一般来说这段距离步行不会超过10分钟。可是那天大雪积聚得越来越深，能见度也越来越差，没有车辆经过。我们就好像西伯利亚慢动作电影里孤单的演员，暴风雪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动态静心。那天晚些时候暴风雪加剧时，在距离会场很近的地方一片电闪雷鸣。这是我们第一次经历这样的组合：暴风雪同时伴随着电闪雷鸣。我们认为这是大自然母亲在欢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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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始，我首先明确并重新连接了所有派别——科学、组织变革和社会自由运动，以及各种智慧传统——这些提供了本次会议的三种情境（科学、意识、社会变革）。这三种情境为我们聚到一起培育未来的种子支撑起了一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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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人不能亲自出席此次会议。其中一位是南非的朱迪思·弗利克。她通过电话参加了开幕会议。与会的一位代表请她讲述一下她的工作，以及她对于我们将要提出的方案的最高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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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思描述了她现在在英国乐施会里所承担的有关艾滋病工作的全球领导角色，以及身处其中如何影响和改变了她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身份。当厄休拉让她举个例子时，朱迪思讲述了一位管理人员参加艾滋病患者的葬礼的故事。葬礼结束了，该处理实际的事情了：如何处理死者的遗物，最重要的，如何安置两个失去了父母的、幼小的孩子。当时房间越来越安静，没有一个人提出收养或照看这两个孩子。沉默中，朱迪思的同事扭头看着她丈夫，他们四目相遇，知道双方想法一致：不能就这样简单地走掉。因此他们带走了两个孩子，家庭规模从两个孩子增加到四个孩子。几周后的下一个葬礼上同样的事情发生了，经过又一次痛苦的沉默，他们又带回了两个孩子。几个月后他们又领回了三个孩子。最后家中孩子的数量变为十个，而他们感觉家庭负担难以维持。后来的下一次葬礼上，当同样的情况出现时，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保持沉默不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能力的极限——像葬礼上其他任何人一样，像某些南非国家的整个社区一样，或者像整个民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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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思问到，为什么没有一个全球系统，能使全球性的护理和责任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还要屈从于泯灭我们人性的全球准则？当面对个人层面的苦难时，我们能够伸出援手，然而面对系统的破损时，我们却退却了。这到底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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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思的问题和之后的沉默引起了我们深深的共鸣。她的话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深刻的系统愈合和变革的需要，也使我们更加坚定地担当起这种系统愈合和变革的桥梁（由于这次谈话，自然流现研究院在南非第一个关于艾滋病的项目在6 个月内就开始启动了，甚至早于研究院的正式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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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不能出席此次首会的核心小组成员是尼卡诺·帕拉斯（Nicanor Perlas），他是一位民权社会运动家，2002 年因在菲律宾提出关于政策制订和社会变革的“三元”（trisector）方法获得了诺贝尔替代奖。在一封信中，帕拉斯希望自然流现研究院能够提供给他和他在菲律宾及南半球其他国家的同伴们机会，接触相关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在文明社会、商业和政府中共同创造新形式的“前瞻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他说他希望我们能够“基于前沿科学、艺术和灵性，开发出新形式的社会运动和人类或领导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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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指出，因为“飞到北半球太昂贵了”，所以南半球自然流现学院重要的设计元素应包括开放资源能力的建设，经济的、为期五天的自然流现项目和高级班，案例研究的文件制作和分发，还有支持自然流现学习和工作小组全球范围内的基础结构设施。“如果需要亲自参会，”帕拉斯说，“对南方与会者的旅行援助将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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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着他人的翅膀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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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波士顿会议的几个星期后，我和在南非生活了半年的同事贝丝·简德诺一起成立了南非研讨会。当开始谈论自然流现和如何才能从一个人发源于觉知的深层次源头起作用时，我们请与会者给出一些例子。一位年轻人站起来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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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卡兰谷–班达（Martin Kalungu-Banda）在赞比亚的一个小村庄出生并长大。他年轻的生命在经历了很多令人惊异的转折后，最终成就了辉煌的职业生涯，包括担任一家跨国能源公司的领导职务；赞比亚总统的特别顾问，负责设立国务院（总统办公室）参谋长的职位；乐施会全球学习中心的协调员和顾问；非洲和英国几所大学的讲师，其中包括剑桥大学。他还完成了一本关于纳尔逊·曼德拉的领导方法的著作。当马丁讲完了他的故事，人们都为他令人惊叹的旅程感到震惊。我问他，“马丁，是什么样的领悟让你从旅途的一个阶段航行到另一个阶段？”他用自己在赞比亚一家电台进行的访谈回答了我的问题。那次关于他的新书的广播节目中，一些听众打进电话和他交流。其中一位碰巧是一个年轻的农村孩子，这个孩子问道：“马丁，告诉我你是如何做到从一个像我一样的赞比亚农村男孩到最终在大学里演讲、为总统提建议和为重要的国际机构工作的？这些是怎样变为可能的？是什么让你做到了这些？”马丁停顿了很长时间然后回答说：“你知道，我现在将要告诉你的可能会令你非常失望。可事实的确是我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没有计划。和筹划未来相反，我经常发现自己已经无意间进入了一个又一个场域。随着场域的展开我漂流而入。但我坚信如果我进入了新的场域，如果我拥有正确的深层意愿，就能得到相应的帮助。在我顺势而为的同时，我认识到自己也是乘着别人的翅膀在飞翔……现在想来，我希望能以一种更加有意愿的方式漂流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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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的叙述敲醒了我。我认识到他所说的“漂流”一词也适用于我自己的大半旅程。过去10年间，我曾经漂流进自己从未理性策划过的、全新的一整套项目、参与者和可能性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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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顾这过去的 10 年，我认识到在没有特殊计划的情况下，我和同事们已经建立了自然流现学校几个核心元素的原型。其结果是涌现出了一系列鲜活的例证，不仅包括我们讨论的例子，还涵盖了几个新项目，包括赞比亚和华盛顿特区反击艾滋病的项目，以及针对严重的营养不良问题的印度巴维夏联盟（Bhavishya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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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漂流”进了很多应用U型理论的能力建设项目，这些项目是我为各种全球机构开发的。其他例子还包括整合了麻省理工学院全球教室和ELIAS项目平台的落成。该平台把来自全球机构各个领域的25~30位主要领导聚到一起，他们现在正在研究7 项不同的提案原型，探讨如何跨越三个范畴形成深刻的系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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