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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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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创作本书的研究中包括了我所进行的150场访谈，其中有两次很突出，在照亮盲点方面给我们很多启发。第一个是对物理学家亚瑟·札炯克的访谈。谈话结束时他转变方向，开始谈论曾经把卡特琳（Katrin）和我带到我们现今所处的那个场所（place）的故事。然后他说了一段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话：“把你过去经历的每件事都看作为未来旅程和任务做铺垫的基石。”这好比向后跳入游泳池时：你从自己站的位置往下看，但仅仅是为了帮助你探索和导航（在你身后的）未知的领域。我发现这种方法对一个人回顾过去非常有用。你不必纠结于特别好或坏的某事，而只需要从探索未来的角度看待过去的旅程。关于未来之路，过去的故事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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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被访者是埃莉诺·罗施。访谈结束时我询问她关于真实场所的品质问题。她建议我应该仔细考虑过去这些年我生活过的地方。她的建议把视角转向了我自己的盲点。惊奇之余，我深深地感谢她，但那时并没有真正按她的建议做。时至今日，我才把她的建议视为一个帮助我破解场所品质的方式，可以助我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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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的第一个场所是我们的家庭农场。从那里的成长经历我学到，农场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它首先是一个有机的组织，是一个社区，从土壤表面的可见部分扩展到下面的不可见部分。这个社区包括矿物质、植物、动物、农民、消费者、儿童和朋友，他们支撑起了这个农场的社会和经济空间。把这些整合起来，使得该社区参与成为了这个场所的灵魂，当然这也需要持续的耕耘。现在我正在利用回来探望的机会，在农场写作本书的结束语。我能感受到在大自然中——就像这种特别的地方，所能带来的所有神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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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里给我一种社会场域纵向延伸的感觉：大自然、人类社会以及整体自然流现之间的连接。这正是一个农场的实质：你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由动物、植物、泥土和人们组成的大的社区的护卫者和公仆，他们需要你的公仆式领导力。正如我兄长感觉自己的人生目标是“照顾好这一小片地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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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的第二种场所让我悟到了社会场域的水平延伸。我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布罗克多尔夫（Brokdorf）、柏林、布达佩斯和波恩街道上上演了中西欧最主要的反核运动、反战运动、和平运动以及民权运动。此时我开始感受到另一种连接—— 一种更加水平化的、将我和志趣相投、心意相通的跨代、跨阶层、跨国家和跨文化的朋友结合起来的连接。这种全球连接唤醒了我，对全球社会场域的认识和参与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被阶层、种族、性别、年龄、文化和系统分裂的一堆碎片伴随着正在生成的集体社会主体（产生于发自内心的抗拒）出现了暂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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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的第三个场所相对而言要小很多，是德国鲁尔河（Ruhr River）畔的一栋别墅。这是一座曾经非常美丽而后濒临坍塌的维多利亚式建筑，是为20世纪初克虏伯（德国大军火制造商）指挥官们建造的。当我和一位研究生同伴到达那里时，别墅即将要拆毁了。房东和我们签了一年的租约，租约结束后他就推倒这座别墅（实际上，之后他每年都和我们续约，直到15年后最终拆除别墅）。我们和其他10位同学搬进了别墅，大家以我没有料到的方式互相热爱、互相激励。住在别墅里培育我们的社区可能是我年轻的职业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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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的大学是德国工业赞助的，旨在开发和教授更好的学习方法。其学习理念很大程度上来自埃克哈德·开普勒，他是20世纪80年代我们管理学院的创始院长。埃克哈德·开普勒基于行动学习、自我反思和以学生为中心营造学习环境、共同创建新型学校的想法，简单而有力。他告诉我们，“学习是自由的实践”。我碰巧上了管理学院的第一堂课，我在别墅的室友也是大学的其他学院成立那年入学的。那些年，我们的核心小组经常扮演着这所年轻大学的心脏。当有重要的来访者，校长或埃克哈德就会把他们带到别墅，我们会准备一顿大餐和一场令人鼓舞的谈话。我们在多种层次上互相激励，从阅读柏拉图的作品到举办后现代的聚会。我记得我和朋友凯（kai）在研读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后散步了很长时间，其间我们在觉知和存在等基本问题上应用和即兴发挥了哲学对话的当代版本。他扮作柏拉图，而我则热衷于亚里士多德的角色和观点。有一个学期，我们在别墅举行的一场聚会演出了原创的卡巴莱讽刺剧，我们弹奏音乐并欢舞到黎明。别墅永远是一个开放的场所。诸如约翰·加尔通（和平研究的创始人，诺贝尔替代奖获得者）在校园任教时经常在别墅逗留。加尔通在自传中把这些到访称作他个人生活中最令人鼓舞的大学经历（他曾在60多所大学任教）。作为在别墅招待他的主人，我们这群学生经历了同样深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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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在向别人开放的同时，还为培育新思想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很多新想法都诞生在我们的早餐桌上。别墅里最突出的特点是魔幻般的节奏以及活生生的场域，从我们的核心小组蔓延到周围其他的人们身上。没有我们的团队做不到的，不管什么，我们都能轻松地完成，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精神层次。这有些奇怪，但是很有意思。因此，这里讨论的第三种场所的质量与生成性场所有关：与把社会场域着陆于一个核心小组有关，该核心小组的成员跨越了所有三种智力通道——打开思维、打开心灵和打开意志，并互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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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场所不是一个单独的地方，而是一个分布各处的场域网络。包括我现在在波士顿的家，以及我经常或不常到访的其他国家和文化下的场所和社区。今天我发现自己在工作中实际是和很多分散的核心小组及倡议一同旅行（可能我的旅行太多了）。不久前我参加了一个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会议，讨论认知学方面的问题。会议结束时，我无比兴奋，对研究将科学世界（第三人称观点）和意识结构变革（第一人称观点）连接起来的新领域的力量和可能性充满了期待。但是那两天我依然感觉到，会议忽略了框定该研究的第三个维度：社会蜕变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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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麻省理工学院的礼堂的一瞬间，我看到自己当下生活的每件事都是错误的。我在太多不同的方向上前进，在太多的地方进行太多的项目，每个项目虽然都有单独的意义，但当所有项目放在一起却缺乏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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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你需要聚焦——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这句话在我心头涌现时，同样的瞬间里，我也看到前进时应该关注的焦点。我应该把精力集中到一个项目上：创立一个场所和一个有活力的社区，致力于研究和培育科学、意识和领导深刻社会变革之间的共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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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麻省理工学院的克雷斯吉礼堂（Kresge Hall），我需要和卡特琳、彼得以及亚瑟·札炯克一起探讨实现这一项目的方法。我们决定下一步将召集一组人，其成员把如何整合科学、意识和社会变革视为自己生活和工作的中心问题。现在该小组包括12个成员，过去几年间我们每年都会有3~4天的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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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生于大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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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我们觉得是时候采取下一步行动了。我们邀请了由第四种场域变革的实践者、研究者和活动家组成的核心小组，为整合了科学、意识和领导社会变革的全球自然流现学校共同发起一个平台。现在我们把该平台称为自然流现研究院，我们的初衷是为全球自然流现实验室或大学创造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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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和10日，大约有12个人聚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的宾馆。在宾馆我们决定从麻省理工学院步行到查理斯河畔国际组织学习学会办公室，路程很近，一般来说这段距离步行不会超过10分钟。可是那天大雪积聚得越来越深，能见度也越来越差，没有车辆经过。我们就好像西伯利亚慢动作电影里孤单的演员，暴风雪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动态静心。那天晚些时候暴风雪加剧时，在距离会场很近的地方一片电闪雷鸣。这是我们第一次经历这样的组合：暴风雪同时伴随着电闪雷鸣。我们认为这是大自然母亲在欢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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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始，我首先明确并重新连接了所有派别——科学、组织变革和社会自由运动，以及各种智慧传统——这些提供了本次会议的三种情境（科学、意识、社会变革）。这三种情境为我们聚到一起培育未来的种子支撑起了一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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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人不能亲自出席此次会议。其中一位是南非的朱迪思·弗利克。她通过电话参加了开幕会议。与会的一位代表请她讲述一下她的工作，以及她对于我们将要提出的方案的最高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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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思描述了她现在在英国乐施会里所承担的有关艾滋病工作的全球领导角色，以及身处其中如何影响和改变了她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身份。当厄休拉让她举个例子时，朱迪思讲述了一位管理人员参加艾滋病患者的葬礼的故事。葬礼结束了，该处理实际的事情了：如何处理死者的遗物，最重要的，如何安置两个失去了父母的、幼小的孩子。当时房间越来越安静，没有一个人提出收养或照看这两个孩子。沉默中，朱迪思的同事扭头看着她丈夫，他们四目相遇，知道双方想法一致：不能就这样简单地走掉。因此他们带走了两个孩子，家庭规模从两个孩子增加到四个孩子。几周后的下一个葬礼上同样的事情发生了，经过又一次痛苦的沉默，他们又带回了两个孩子。几个月后他们又领回了三个孩子。最后家中孩子的数量变为十个，而他们感觉家庭负担难以维持。后来的下一次葬礼上，当同样的情况出现时，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保持沉默不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能力的极限——像葬礼上其他任何人一样，像某些南非国家的整个社区一样，或者像整个民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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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思问到，为什么没有一个全球系统，能使全球性的护理和责任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还要屈从于泯灭我们人性的全球准则？当面对个人层面的苦难时，我们能够伸出援手，然而面对系统的破损时，我们却退却了。这到底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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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思的问题和之后的沉默引起了我们深深的共鸣。她的话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深刻的系统愈合和变革的需要，也使我们更加坚定地担当起这种系统愈合和变革的桥梁（由于这次谈话，自然流现研究院在南非第一个关于艾滋病的项目在6 个月内就开始启动了，甚至早于研究院的正式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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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不能出席此次首会的核心小组成员是尼卡诺·帕拉斯（Nicanor Perlas），他是一位民权社会运动家，2002 年因在菲律宾提出关于政策制订和社会变革的“三元”（trisector）方法获得了诺贝尔替代奖。在一封信中，帕拉斯希望自然流现研究院能够提供给他和他在菲律宾及南半球其他国家的同伴们机会，接触相关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在文明社会、商业和政府中共同创造新形式的“前瞻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他说他希望我们能够“基于前沿科学、艺术和灵性，开发出新形式的社会运动和人类或领导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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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指出，因为“飞到北半球太昂贵了”，所以南半球自然流现学院重要的设计元素应包括开放资源能力的建设，经济的、为期五天的自然流现项目和高级班，案例研究的文件制作和分发，还有支持自然流现学习和工作小组全球范围内的基础结构设施。“如果需要亲自参会，”帕拉斯说，“对南方与会者的旅行援助将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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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着他人的翅膀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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