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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象，未来还将出现农业的真正革命。从前大片荒芜的土地，会通过新的耕种方法或在土壤中增加微量元素，变成广袤的良田：例如，巴西高原的酸土及其邻国秘鲁被铝所污染的土地，过去寸草不生，现在却生长出大量高质量的稻谷。生物科技的进步，在预防动植物疾病和提高粮食产量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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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随着世界人口增长速度放缓——在很多地区这种放缓趋势相当明显——粮食的生产却急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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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食品进口市场却几乎消失了。由于农业的快速发展，西欧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食品出口商，越来越为各种过剩的滞销食品——从日常食品到红酒，从麦子到牛肉——感到头痛。根据一些观察家的预测，到了2000年，中国也将成为食品出口国。印度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特别是在小麦和粗粮方面。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还是主要的食品进口国，它有1/3的食品都需要从海外进口。目前，日本大多数的粮食还是从美国进口的。然而，在未来5～10年内，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它们正在迅速增加低成本的粮食产量）会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变成日本重要的粮食供应国。到那时，世界市场唯一的粮食进口国就只剩下苏联，而且它的粮食需求量有可能会增长。然而，世界粮食过剩量极大，大概是苏联所需的5～8倍，因此单靠苏联的需求不足以抬高世界粮食的价格。相反，为了争夺苏联市场，粮食供应者们——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过几年后可能还有印度）以及欧洲的激烈竞争，必然导致粮食价格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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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非农业初级产品，无论是林产品、矿物还是金属，整个世界的需求都处于下降之中——这和罗马俱乐部的预测正好相反。实际上，除了战争时期，20世纪以来每单位经济产出所需的原材料数量一直呈下降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4]认为，自1900年以来，这一下降速率为每年1.25%（复合比率）。这意味着，现在生产每单位工业产品所需的原材料，还不到1900年所需的2/5，而且这一下降趋势还在加速发展。日本近年来的发展尤其令人吃惊。1984年，日本每单位工业产品的原材料消耗仅为1973年的60%，而这一切只用了11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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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下降现象呢？并不是说工业生产变得不重要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种看法虽然常见，却是一种误解，而且没有丝毫的证据。真正发生的事比这重要得多。工业生产正持续稳定地从原材料密集型产品和生产流程，转向密集度低得多的产品和生产流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新型产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出现。在一块半导体芯片上，原材料成本只占总成本的1%～3%；而在一辆汽车上，原材料成本占40%；在锅碗瓢盆上，则占60%。不过，老工业部门对原材料的需求也在下降，新老产品全都一样。50～100磅[5]重的光导纤维，至少能够承载从前1吨铜线传输的电话通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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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品及其生产过程对密集型原材料需求的下降趋势，也影响到了能源工业，特别是在石油工业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生产100磅光纤所需的能量，不到开采、炼制并拉丝生产出1吨铜线所需能量的1/20。同样地，塑料正日益取代汽车车身上的钢材，而塑料所需的原材料成本，包括能源在内，还不到钢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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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铜的价格翻一番——从历史的标准来看仍然是一个相当低的价格——那我们很快就会动手“开采”世界上最大的铜矿。这可不是智利或犹他州的铜矿，而是埋在大城市街道地下的成百万吨电话线。到那时候，用光纤来代替地下铜缆，会变得极为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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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除非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相对于制成品（或是高知识服务，如信息、教育或医疗保健）的价格，原材料的价格很难大幅度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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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产品贸易中的这一显著变化，也给发达国家造成了影响——无论是像美国这类主要的原材料出口国，还是像日本这类主要的原材料进口国。两百多年来，美国一直把维护开放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市场，视为其国际贸易的中心政策。对美国来说，这就意味着“开放的世界经济”和“自由贸易”。但现在这一点还有什么意义吗？或者，美国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粮食和原材料对外出口市场已经陷入了长期的、不可逆转的衰落之中？同样地，日本把赚取足够的外汇以支付原材料和食品进口作为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基准，这一点是否也还有意义呢？自从120年前对外部世界开放以来，日本举国上下都十分关注原材料和食品对进口的依赖，这也一直是日本政策的主导力量，并且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但现在，日本完全可以根据当今世界的现实情况做出假定：食品和原材料将永久性地供过于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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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逻辑上可以推论出，上述形势的发展将使得日本的某些传统政策更适用于美国——如极端的“重商主义”，忽视国内消费，高度重视资本积累，保护“新生”产业。反过来，美国的一些传统政策也可能更适用于日本，尤其是从注重储蓄和资本积累转向重视消费。但是，与延续上百年的政治信念和使命感断然决裂，这可能吗？不管怎么说，从现在开始，这两个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必然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也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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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主要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原则会遭到更多的怀疑和审视。这是因为，如果初级产品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变得无关紧要，那么传统的发展理论和传统的发展政策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基础。所有这些理论和政策都基于这一假设：即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初级产品——农林产品、矿物和金属——来支付对资本产品的进口。从历史上来看，这种假设也是切实可行的。进而，所有的发展理论——不管它们之间有多大的差异——继续假设：工业发达国家对原材料的购买，至少会与它们工业发展的速度一样快。也就是说，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原材料生产者的信贷风险更低，并且会在贸易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但现在看来，这一点相当值得怀疑。那么，经济发展应该以什么为基础呢？特别是对于那些人口较少，无法以国内市场为基础发展工业经济的国家来说，到底该以什么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呢？而且，我们马上还会看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将无法再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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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6年初，石油的价格跌到每桶15美元以下，较之制成品和服务的价格，它的售价其实也并不比1933年的时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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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68年创于罗马的一个国际性咨询机构，由五大洲的企业家、经济学家、科学家、现任和前任国家元首等组成，他们就粮食、人口、农业、环境等全球性问题定期发表报告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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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关这一点，请参见两篇观点截然不同的文章。一篇是美国国务院高级农业分析家丹尼斯·艾弗里（Dennis Avery）所写的《美国农业的困境：全球性坏消息有误》（U.S.Farm Dilemma；the Global Bad News Is Wrong,Science 230，24（1985年10月））；另一篇为纽约外交事务委员会国际事务研究员芭芭拉·因赛尔（Barbara Insel）所写的《世界性粮食浪潮》（A World Awash in Grain,Foreign Affairs（1985年秋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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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载于1985年5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备忘录》，大卫·桑普斯福特（David Sapsford）所撰写的《初级产品实际价格》（Real Primary Commodity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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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磅=0.4536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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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珍藏版） “非工业化”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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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第二个主要变化是制造业的生产与制造业的就业脱钩。在发达国家中，增加制造业生产实际上意味着减少蓝领工人的就业。因此，作为一种“比较成本”和竞争因素来说，劳动力成本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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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们对美国的“非工业化”谈得很多。但实际上，从绝对值上来说，美国制造业产量一直在稳步上升，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也并未下降。从朝鲜战争结束至今，也就是说在30多年里，它一直稳定地维持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3%～24%左右。在其他各大主要工业国家里，它也同样保持在传统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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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出口上，美国工业也做得并不差。当然，美国现在从日本和德国进口的产品比过去多得多，但出口量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尽管在1983年、1984年和198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遇到了严重的不利条件：美元比价过高；工资增长速度比我们的主要竞争国更快；我们的主要工业出口市场，拉丁美洲的几近崩溃。1984年，美元飞涨，而美国的制造品出口却增长了8.3个百分点，1985年又再度增长。1978年，美国制成品在世界出口份额中占17%，到198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0%，联邦德国占18%，日本为16%（这3个国家的出口额占了世界总出口额的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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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被“非工业化”的并不是美国经济，而是美国的劳动力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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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1985年间，美国的制成品总量实际上增长了近40%。但在这一时期，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却稳步下降。目前美国制造工业里的蓝领工人，较之1975年减少了5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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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过去12年里，美国的总就业人数比各国历史上任何和平时期都增长得更快——在1973～1985年间，从8200万人增加到了1.1亿人，也就是说，足足增长了1/3。不过，这些增长都是由非制造业带来的，尤其是一些非蓝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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