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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从博弈理论（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m 1944；Luce and Raiffa 1957；Kreps 1990b）和决策理论（Raiffa 1968；Machina 1987；Anand 1993；Augier and March 2002）中可见一斑。有的学者则认为，从经验中学习与规则遵循行动理论（March and Olsen 1989，第 2 章；March 1994，第 2 章）有关，从个人身份和机构身份、社会角色等概念中可见一斑。理性行动理论认为，智慧行动的基础是遵循结果逻辑（March and Olsen 1989，第 1 章；March 1994，第 1 章），规则遵循行动理论关注规则、身份和角色（Scott and Meyer 1983；Ashforth and Mael 1989；North 1990；Becker 2004；Brandstatter，Gigernzer，and Hertwig 2006），认为智慧行动的基础是遵循适当逻辑（Gunther 1993；March and Olsen 2006b）。这两派学者都认为体验式学习是人类智慧的要素。理性行动理论认为，组织通过总结过去来预测未来（Gavetti and Levinthal 2000；Zollo and Winter 2002；Gibbons and Roberts 2008）。规则遵循行动理论认为，组织把经验编码成规则（Alchian 1950；Nelsonand Winter 1982；March，Schulz，and Zhou 2000；Akerlof and Kranton 2005；March and Olsen 2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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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人们投入大量精力寻找促进组织从经验中学习的方法。他们开发出复杂的估计工具、建模工具和战略规划工具，帮助商业公司进行营销、财务、生产和人事方面的决策制定，帮助政府机构提高社会服务的效能和效率。他们设计出复杂的问责制度，帮助各种利益相关者控制组织。庞大的咨询行业形成了，传播最佳实务和优秀理论。现代大学纷纷设立管理学院，为私营领域和公共领域培养管理人才。管理教育提供“最佳实务”菜单，以及成套的理论（包括营销理论、政治理论、运营理论和公司理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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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与环境的匹配度，组织经常对实务、流程和形式进行变革。诚然，还有另外一种更为简单的方式提高与环境的匹配度——改变环境，各行各业的领头者经常使用这一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适应是弱者的事情，强者制定游戏规则，让别人适应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历史上的伟大国家（古罗马、古中国、奥斯曼、西班牙、大不列颠、苏联、美国）之所以繁荣昌盛，都是因为强迫环境适应自己，而不是浪费精力努力适应环境。对于伟大的企业帝国（美国钢铁、通用汽车、壳牌、联合利华、索尼、IBM、微软）而言，情况也是如此。人类亦然。正如所有例子表明的那样，长远来看，通过改变环境来提高与环境的匹配度会带来一个不良后果——适应能力的衰退（强者也有必须适应环境的时候）。霸主地位如果丧失了，适应能力就会加速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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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寻找促进组织从经验中学习的方法的同时，还在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希望形成一套理论，描述现实中的组织是如何适应环境的。这方面的工作直接指向理解组织群和个体组织是如何在适应压力之下随着时间而改变的（不一定是有意地改变）（Aldrich 1979；Cohen and Sproull 1996；Nooteboom 2000；Dierkes et al. 2001；Greve 2003；Aldrich and Ruef 2006；Dosi and Marengo 2007）。在这个方面，组织生态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Hannan and Freeman 1989；Caroll and Hanna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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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简要介绍了组织学习的研究历史，目的是为后面章节的讨论打下背景基础。后面的章节将探讨从经验中学习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反映了人类那些著名的信息加工习惯，例如，固守成见、简化因果、寻求确定、妄自尊大。人类行为的那些特性是重要的，但是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另外一组问题，这组问题反映的是经验和学习的交互作用。正如以下章节将要论证的那样，这组问题主要不在学习者而在经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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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疆界 第 2 章 通过复制成功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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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始经验中挖掘启示，要遵循一定的步骤，首先是观察行动与结果有何联系，然后是初步发现存在什么规律。所谓学习，就是在观察行动与结果联系的基础上改变行动或行动规则。如果那些改变是改进，那么学习就促进智慧增长。学习经常而且容易带来改变，但是学习不一定促进智慧增长。体验式学习会出现很多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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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疆界 智慧适应的两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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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验中获取智慧的模式可以分为两种，这两种模式反映了两种不同过程，而且各有各的问题。所以，只要认识到实际的学习是两种模式兼而有之，这样的区分就是有用的（Zollo and Winter 2002；Winter，Gat-tani，and Dorsch 2007；Starbuck，Barnett，and Baumard 2008；Winter 2009）。第一种模式，可以称作“低智（low-intellect）”学习，是指在不求理解因果结构的情况下复制与成功相连的行动。第二种模式，可以称作“高智（high-intellect）”学习，是指努力理解因果结构并用其指导以后的行动。斯塔巴克（Starbuck）、巴奈特（Barnett）和鲍马尔得（Baumard 2008）区分“非认知（non-cognitive）”学习和“认知（cognitive）”学习，古尔（Gul）和派森多佛（Pesendorfer 2008）、卡梅瑞（Camerer 2008）区分“无心（mindless）”经济学和“正念（mindful）”经济学，与这样的区分有异曲同工之妙。低智学习和高智学习没有优劣之分，各有可取处，各有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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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智学习，基础是复制成功，在人类和其他物种当中都很常见。低智学习经常产生规则和有效得惊人的启发式行为（Hutchinson and Gigerenzer 2005）。另一方面，高智学习，似乎在其他物种当中不如在人类当中常见。只有人类才会“做学问”：观察历史经验，理解深层因果结构，形成知识，加以记录，进行传播。做学问必须具备书面语言和符号操纵工具，这两样不仅是人类特有的，而且出现在人类当中的历史并不长，只有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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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疆界 复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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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成功的基本观点蕴含在组织研究的一组熟悉观点之中。研究者经常认为，组织比较绩效与目标，如果绩效落后于目标，就启动搜寻，寻求改变（Cyert and March 1963；Greve 2003；Baum and Dahlin 2007）。因此，组织更可能复制与成功相连的行动而非与失败相连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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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成功雅在简单，其过程可以用三句话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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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所有可选行动中选择一个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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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记录结果，评定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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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复制与成功相连的行动，回避与失败相连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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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与好结果相连的实务、形式和规则相比，与好结果相连的实务、形式和规则存活时间更长、繁衍机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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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一点是，把复制成功说成低智的（或非认知的），具有潜在的误导性。这种说法忽略了适应过程的认知复杂性。例如，在经典的二选一学习任务中，学习者在两个相互排斥、相互竞争的选项中反复选择多次。如果总是对其中一个选项进行奖励，那么学习者一般就学会了选择那个选项。然而，连简单如 T 形迷宫那样的情境，也无法在认知上明确地定义选项。例如，这两个选项是“向左”或“向右”，还是“跟上次一样”或“跟上次相反”？描述二选一学习情境的经典 Bush-Mosteller-Estes 模型（Bush and Mosteller，1955）预言，如果时而奖励这个选项、时而奖励那个选项，那么学习情况就会因选项认知定义的不同而大相径庭（Lave and March，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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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到把规律推广到相似情境这一话题时，复制成功的智慧（认知）成分变得更加明显（Winter 2009）。在实验室条件下，可以对“相似性”进行相对客观的定义，但是，在现实世界中，“相似性”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下面的讨论，大都忽略诸如此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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