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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会认为自己从经验中学到了东西，对自己所做的选择越来越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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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要说到也许可以称为“行为主义者宣言”的东西。风险规避不一定要看成慎重选择、神秘特质或者情境产物，而是可以看成简单地从日常经验中学习而形成的一种倾向。一夫一妻制不一定是文化习俗、道德规范或理性计算的产物，而是可以看成简单地从日常经验中学习而得到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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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如此，是否要质疑学者给出的比较复杂的故事和理论呢？并不是。实际上，比较复杂的故事也许是对的，即使行为的某些方面可以用复制成功解释清楚。然而，人类行动者以及经济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神学家给出的比较复杂的诠释，可以看成也许反映了人类的自负，也就是高估人类意愿和智慧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那些比较复杂的诠释，可以看成为了彰显并强化那种自负而讲的故事。彰显并强化那种自负，这一目的与追求真理不同，但是也许与追求真理一样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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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疆界 第 3 章 通过故事和模型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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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通过低智适应追求智慧，也通过高智适应追求智慧。第 2 章讨论的是低智适应，本章将主要讨论高智适应。低智适应，就是简单地复制与成功相连的行动，而高智适应，要求厘清事物的因果关系，并用叙事（自然语言）、模型（符号语言）或者理论阐述出来。高智故事和模型，既是精确理解历史的基础，又是判断学问高低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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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研究、组织纪实报告、管理者的传记或自传、组织参与者的每日功课中，满是有关经验的叙事。这些叙事探索历史片段中的事件，试图理清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类似的，组织研究、大学教材、顾问讲座中，满是有关经验的模型。决策理论、经济理论、组织理论、博弈理论，以及在那些框架之内讲述的故事，是组织智慧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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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间，高智学习产生的故事和模型，广受追捧。尽管之后一连栽了几个大跟头——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的“出类拔萃之辈”在越战中失策，计划经济之典范的苏联解体，复杂战略、避险基金、金融衍生物让人大失所望——但是这些有关组织生活的故事和模型的正确性，在人们心中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它们养活了一大群学者、作者、顾问和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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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故事和模型是两种压力联合作用的产物。一方面，故事和模型必须精妙复杂到显得有趣并彰显人类智慧；另一方面，故事和模型必须简单到足以让人理解。在这两种压力的联合作用下，故事和模型往往会变得比较详尽，详尽到足以赞美人类智慧，又不会变得太过详尽，免得不能让人理解。故事和模型倾向于展现——也许可以叫作——“最大可理解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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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可理解复杂性本身是听众智慧以及故事讲述技术和模型建造技术的函数，所以随听众的不同而变化，随故事讲述技术和模型建造技术的不同而变化，还随时间而变化。然而，最大可理解复杂性往往对所述过程本身的复杂性相对不敏感。系统而言，只要故事和模型展现出最大可理解复杂性，就倾向于比简单过程复杂、比复杂过程简单。第 2 章简要探讨了前面那一趋势，本章将考察后面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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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疆界 故事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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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吟唱诗人（Sturluson 1984）到现代新闻记者（Halberstam 1972），人类就一直沉迷于讲故事。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77）认为叙事是普遍的，芭芭拉·查米阿乌斯卡（Barbara Czamiawska 1977）观察到访谈对象宁愿讲故事而不愿回答问题。管理者、记者和学者创作并分享经验故事和模型，用于描述、解释并改进组织生活，并且用于营造聪明睿智的名声。学者、记者、管理顾问和组织参与者都是故事讲述者和模型建造者（Weick 1995），怀着同样的目的、使用同样的技巧、出现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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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和模型响应了组织生活和组织研究当中普遍存在的一个迫切要求，这一迫切要求就是，描述经验的因果基础。经验由复杂的、随机的、部分可观察的过程产生的事件流构成。因果关系是模糊的。诠释历史，涉及把经验的模糊性和复杂性转化成一种详尽到足以让人感兴趣、简单到足以让人理解、可信到足以让人接受的形式。讲故事的技巧，涉及在三个标准之间微妙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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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如何用模糊而复杂的经验建造故事和模型，受人类认知能力和认知风格的某些特征的影响。人类存储、回忆历史的能力有限，对服务于当前信念和欲望的重构记忆敏感。人类的分析能力有限，对加诸经验之上的框架敏感。人类固守成见，对支持先入之见的证据不如对反对先入之见的证据挑剔。人类既歪曲观察又歪曲信念，以提高两者的一致度。人类偏爱简单的因果关系，认为原因必定在结果附近、大果必定有大因。与比较复杂的分析相比，人类更喜欢涉及有限信息和简单计算的启发式。人类诠释经验的这幅大图景，证据充分、众所周知（Camerer，Loewenstein，and Rabin 2004；Kosnik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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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故事讲述之所以表现出这些特点，根本上是因为社会诠释具有互相连接、共同演化的特征。一个人在向很多其他人学习的同时，其他人也在向这个人学习，而且其他人之间也在相互学习。一个人持有的故事和模型并不独立于其他人持有的故事和模型。结果，学习对回声的回声做出响应。既然如此，那么日常生活的观察与诠释一致度几乎肯定高于真实值。特别是，一般而言，日常生活似乎过分证实先入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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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把经验事件纳入公认框架。在经济学中，解释涉及证明观察事件符合公认理性定理。在物理学中，解释涉及证明观察事件符合公认物理规律。在基要派宗教中，解释涉及证明观察事件符合公认教义。关键是把经验与预先存在的公认故事情节连接起来，以获得主观理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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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些框架是相互竞争的。把经验纳入相互竞争的框架，要求就这些框架的相对有趣度、可理解度和可信度进行协商。这种协商的条款，特别是可信度与实证效应的关系，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主题，也是学者的辩论主题。不同的学者，对效度有不同的主张。但是，效度主张一般取决于不同学者对基本框架的认识达成某种水平的一致。如果缺乏这种共识，那么学者在讨论解释的有趣度、可理解度和可信度之时，就可能异常激烈但各说各话。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之内诠释的经验，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大都是莫名其妙的；在弗洛伊德框架之内诠释的经验，在行为心理学家看来，大都是莫名其妙的；在福科框架之内诠释的经验，在组织群生态学家看来大都是莫名其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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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故事讲述者之间最显而易见的差异，是那些主张用自然语言编造叙事、简化经验、表述知识的人（粗略归为文学/人文派）与那些主张用符号语言建造模型、简化经验、表述知识的人（粗略归为数学/科学派）之间的差异（Snow 1959）。自然语言派强调主题和语法，主张用带有文法规则的叙事表征生活。符号语言派强调数学框架、假定和推导，主张用带有数学逻辑规则和推断证明规则的模型表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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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故事讲述者、组织模型建造者和组织理论家力求让诠释既贴近现实又容易理解，但是这两个目标是相互冲突的（Levi-Strauss 1966，261；Augier and March 2008，96—98）。因果基础复杂的经验，要是面面俱到地描绘出来，就会太过复杂，人类根本理解不了。越准确地反映现实，故事就越不好理解；故事越好理解，就越不贴近现实。只有提纲挈领地描绘生活，才能让人理解生活的丰富。正如尼采（1997，279）写过的那样：“片面描述往往胜过全面描述：它简化现实，让观点更好理解、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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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和模型简化复杂的因果关系，减少所涉变量数目，经常忽略二三阶效应、最小化反馈效应、掩饰时滞变异。故事和模型经常导致过度拟合的解释，这些解释对随机变异进行事后诠释，对未来没有什么预测力。故事和模型简化身份及其激活场合，抛开身份实现的细枝末节，降低人类义务的混乱程度。故事和模型一般假定，因果结构可以分解成若干个关系不大的子结构。这些简化必然是不完全表征，但是有助于理解。经验故事和模型必须采用一种可以交流、可以理解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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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智慧实践者的工作，在坚定和怀疑之间无限循环，因两难、矛盾和不一致而繁荣。他们依靠并敬重自然语言的不确定性，诠释再诠释，不求定论但求新解（Ricoeur 1965；White 1987；Polkinghome 1988；Czarniawska 1997；Cabriel 2004）。分析模型实践者，其工作也在怀疑和坚定之间循环，但是强烈地希望怀疑是暂时的、坚定是最终的。他们用想象延伸和系统推导向数学和统计的开放性和灵活性致敬。他们认为自己的动力是追求超语言真理（Kuhn 1962；Lave and March 1975；Williamson 1975；Scott 1981），但是发现自己总是容易犯统计过度拟合的错误（Hatie，Tib-shirani，and Friedma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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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小说家和剧作家一样，管理者、新闻记者、律师和组织学者经常为了创作更好的故事而删减或添加事实（Collingwood 1993）。在这一过程中，故事讲述者或模型建造者也许删掉某些极不可能出现的“事实”（例如，奇迹），添上某些没有观察到但应该有的“事实”［例如，“构成性想象（constitutive imagination）”，“典型性事实（stylized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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