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02948
1702302949
第三，历史具有内源性（endogeneity）。能力受练习的影响，练习率受所做选择的影响。组织与环境共同演化。行动者的欲望影响行动，行动也影响行动者的欲望。历史是一系列样本，经验的展开方式，影响着选项的抽样率，进而影响着抽样误差。
1702302950
1702302951
第四，众所周知，历史是由参与者和观察者建构的（constructed）。人们不仅从历史中学习，还从历史故事中学习，包括他们自己出于某种目的捏造并讲述的故事。古往今来的政治顾问都通晓各种写史手法。据传，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经说过：
1702302952
1702302953
“历史会善待我的，因为我打算书写历史。”谎言的平均值随着样本量的增加而趋近于真相，这个命题并不好证明，不管是通过实证检验还是通过理论推导。
1702302954
1702302955
第五，历史是吝啬的（miserly），只能提供少量的经验。历史只能提供小样本，因此给推断带来很大的抽样误差。如果一位统计学家奉命设计一个可以观察但很难做推断的世界，那么他的设计成果就会非常接近组织的原始经验。组织学习所依赖的经验，样本量经常小到只有一两次经历。组织推断所依赖的事件，发生背景和发生条件经常是独一无二、不断变化的。在不断变化（而且可以观察）的条件下，不对关键变量进行实验控制，又得不到大样本，就很难确定因果结构。想象变得至少像观察一样重要。正如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在研究人工智能问题时观察到的那样，“从本质上来说，简单学习系统只在重复性情境中有用，应付不了新异情境。学习系统只有辅以具有一些推导能力的分类法或者模式识别法，才能获得非凡的成绩。因为遇到的对象是如此五花八门，所以我们不能依靠重复”（1963，413）。
1702302956
1702302957
参与到历史中，可能就很难从历史中挖掘启示。组织参与者很难从经验中学习，他们在努力从经验中学习的时候容易出错（Mezias and Starbuck 2003；Bau-mard and Starbuck 2005）。经验往往会大大提高成功管理者的信心，但是并不见得大大拓宽成功管理者的理解。之所以如此，并非只因为管理者的弱点或者管理者培训的弱点。在复杂的系统中，要考察一两个因素的效应，往往就要让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并且让所考察的因素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样才能从噪声中区分出效应。在现实世界中，组织倾向于同时改变很多因素，而且变化幅度相对较小。
1702302958
1702302959
诠释的灵活性
1702302960
1702302961
模糊的经验，通过灵活的诠释获得意义。正如法国诗人兼哲学家、历史学家保罗·瓦莱里（Paul Valery）所说的那样：“历史可以为任何事情辩护。历史实际上教不了人们什么东西，因为历史什么都有，不管什么事情都能从中找到例证（quoted in White 1987，36）。”诠释的灵活性牺牲预测力保全神话框架。这种权衡的关键，与其说是在于是抓住超故事现实还是利用经验预测未来，还不如说是在于是确保对故事的共识还是确保事后解释经验的能力。一般而言，故事和模型更常用于事后解释而非事前预测。
1702302962
1702302963
诠释的灵活性，得力于自然语言、符号抽象以及各自的使用方法。自然语言故事讲述者通过语言引发意义生成，特别是通过暗喻（例如，“学习”、“探索”和“开发”、“决策”、“权力”、“垃圾桶”）。类似的，数学故事讲述者通过那些允许想象延伸的抽象符号引发意义生成，例如，用疾病传播模型诠释技术的传播。
1702302964
1702302965
对灵活地追求看似智慧的共识而言，历史的模糊性利大于弊。失败可以诠释成坚守信念（Baumard and Starbuck 2005）。一次改革失败，可能是因为改革方案本身就不好，也可能是因为改革力度不够。一项政策失败，可能是因为政策本身存在问题，也可能是因为社会力量的阻挠，或者实施力度不够，或者实施者心怀不轨。一位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差点与另外一架飞机相撞，这次经历可以看成一次失败、一个警告，警告着飞行员的操作方式非常危险，也可以看成一次成功、一个指标，表明飞行员避免相撞的技术非常高超（Tamuz 1988）。
1702302966
1702302967
因为诠释是灵活的，所以不管什么经验，都可从不同角度挖掘到不同启示。例如，很多故事的建构以评价为基础，而对组织经验或组织管理的各种评价，即使十分不同，也往往可以用同样的观察加以证明（March 1994，87—89）。同一管理行为，可以贴上“大胆的”标签，也可以贴上“冲动的”标签；与之相反的管理行为，可以贴上“谨慎的”标签，也可以贴上“保守的”标签。“自大的”管理者与“自信的”管理者之间的区别非常模糊，就像“没有主见的”管理者与“尊重他人意见的”管理者之间的区别一样。评价性故事不是对数据漠不关心，反而往往是广泛地借鉴数据。但是，就像照着同一张脸可以画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肖像一样，对组织经验的同一观察也可以导致不同的评价。
1702302968
1702302969
标准框架还有其他特征，有助于把迥异的经验纳入同一标准框架。例如，社会科学的故事和模型充满同义反复。权力就是得到自己想要之物的能力。权力的大小，用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自己想要之物来衡量。人们追求利益，从一个人的追求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利益所在。理解不了某事物，就给它贴上一个标签，让它在语言学上看似被解释了。实际上，贴标签与其说是进行解释，不如说是承认缺乏理解，或者说是放上一个占位符，留待进一步研究。在心理学故事中，“人格”经常被人用作标签贴在一些理解不了的东西上，也就是不能解释的变异上。在社会学和人类学故事中，“文化”也起着类似的作用，就像政治学中的“权力”、经济学中的“效用”、进化生物学中的“突变”一样。在大众故事中，“人性”有着类似的作用。这样的标签，在让故事灵活地拟合经验的同时，还让故事显得很有真实感。有了这样的标签，就比较容易创作具有事后解释力，但没有什么预测力，也没有什么指导作用的故事。
1702302970
1702302971
回避经验的问题
1702302972
1702302973
也许因为经验存在明显的问题，所以组织使用的知识的形成方式大多并不像人们期望的那样是基于经验的。第一，有关组织的信念，大多衍生自一些简单的假定。例如，整套经济学组织理论，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实证基础，主要包含一些衍生自几条有关人类行为基本命题的定理。这样的知识形成方式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定理的正确性是从技术上证明的，而不是用数据验证的。那些衍生定理，包含一些可以证实但不是特别令人吃惊的预测，比如，增加某个职位的薪水可以增加接受这个职位的人数。还包含少数具有启发性的意外，比如，有关“公地悲剧”、“赢家诅咒”、“囚徒困境”或者“胜任力陷阱”的命题。
1702302974
1702302975
第二，有关组织的信念，大多是在工程学知识观的指导下形成的。纯科学知识观追求的是，弄清任何可能前提的必然结论。工程学知识观追求的是，弄清产生某个结论的充分前提。学骑自行车的孩子，不求理解自行车动力学原理，只想知道哪些动作和反应足以维持平衡和前进。组织只想找到足以实现目标并且能在熟悉情境下加以改进的形式、实务和产品，不求弄清各种可能形式、实务和产品的所有可能结合在所有条件下会出现什么结果。
1702302976
1702302977
第三，组织不求理解复杂的世界，但求创造一个自己可以理解的比较简单的世界。组织不是使用可以自由获取的现成材料，而是创造具有易理解性和易管理性的材料。组织不求全面了解人类的所有行为，而是只求对人类行动者分类、培训、约束，让人类行动者好理解、好管理（Foucault 1961，1975；Holmqvist 2008）。组织不依靠合作伙伴的未来可靠性，而是签合同。组织不冒险，而是买保险。组织不预测多方博弈的结果，而是协调多方的不同期望。
1702302978
1702302979
本质内容
1702302980
1702302981
如果本书的探讨能给读者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从经验中学习是不完美的真相发现手段。大部分组织生活和管理生活会提供生动的、令人震撼的经验，个人和组织会怀着很大的信心从这些经验中学习，但是获得的启示很有可能是片面的、迷信的、自证的或者虚构的。从经验中学习，极有可能导致次优选择，不大可能有效揭示深层因果结构。经验可能让信心的增长快于能力的增长，而且让尝试过早终止。结果，经验丰富的人对自己所提建议的把握往往高于自己所提建议的质量。1980 年，瑞典心理学家贝恩特·布莱默（Berndt Brehmer）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章的标题就是“一句话：别从经验中来”。经验也许是最好的老师，但不是特别好的老师。
1702302982
1702302983
经验并非不可能形成一般知识。有关人类行为的知识，是可以令人印象深刻的，但是，当它镶嵌在稳定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中时，或者当它形成于可以反复进行受控观察的情境时，它最令人印象深刻。在积累不了多少经验、不能施加多少控制的领域，直接经验往往既提供不了多少信息，又特别令人震撼。结果，从经验中学习，经常会出现自以为掌握真相其实距离真相甚远的情况。
1702302984
1702302985
一方面是对体验式学习的狂热，另一方面是体验式学习的缺陷，两相对比之下，学者就一直在努力寻找其他能够更好地利用经验潜力的推断技术。所找到的推断技术，有些衍生自多变量统计学。多变量统计学，靠结合简单模型和大型数据库来接近复杂的深层现实。因此，这些技术特别依赖简单模型的效力和足够次数的观察。在日常经验中，简单模型的效力令人怀疑，足够次数的观察很难做到。因此，这些技术只有在因果结构透明的领域进行大型正式研究时才能使用。
1702302986
1702302987
除了多变量统计这条思路之外，还有另外一条思路，那就是，从小样本的日常经验中获得对深层因果结构的有用理解。我（March，Sproull，and Tamuz 1991）以及其他一些组织学者（Malan and Kriger 1998）曾论证过，从“一两次经历”中学习是有可能的。大多数倡导从案例研究中获取知识的人（Herbst 1970；George and McKeown 1985；Mohr 1985）、倡导从“深描（thick description）”中获取知识的人（Geertz 1973；Gherardi 2006）、倡导从文学中获取知识的人（Gagliardi and Cz-arniawska 2006；March2008，第 18 章），也进行过类似的论证。
1702302988
1702302989
“从对日常经验具体情节的详细描述中是有可能挖掘出有关世界的有效启示的”这一小样本体验式学习理念有很多热情的听众。它符合大多数人的直觉和做法。支持它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致反对它需要极其谨慎。但是，毕竟还是有人对它持怀疑态度，而且，很难提出一个具体的推断理论来有力地打消那些人的怀疑。尽管文学一直希望基于详细描述和假想历史的分析结果也许与基于经验数据的推断结果相近，但是小样本体验式学习理念并不像轻易赢得很多热情的听众那样能够轻易得到有力的辩护。
1702302990
1702302991
这一理念的反对者认为：主张从一两次经历中学习，可以看成是企图为人类对故事的深深喜爱提供某种智慧依据。知识分子是倡导故事讲述的主力军。很多知识分子纷纷为在把经验转化成对世界的理解的过程中获得的主观快乐感和智慧辩护。既然人类的一个比较可爱的特点就是，能够而且渴望从功利主义角度为人类的直觉型偏见辩护，那么知识分子的那种努力经常就是优雅的，甚至是有说服力的。
1702302992
1702302993
对从一两次经历中学习的热情不仅渗透在日常生活中，而且渗透在社会科学中，这一热情不该立即予以打击。然而，为了从一两次经历中挖掘启示，也许有必要在为数不多的每次经历中更深入地体验、收集更多信息、从更多角度反思；也许还有必要从多重偏好的角度反思；也许还有必要在经验数据之外补充虚拟经验数据，使用“几近历史（near history，意思是，很有可能发生但实际上没有发生的历史）”和假设历史。这样，把经验转化成理解、把理解转化成行动的过程将经常是用想象补充或者替代基于数据的推断和逻辑推导的过程（March，Sproull，and Tamuz 1991）。
1702302994
1702302995
1702302996
1702302997
[
上一页 ]
[ :1.70230294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