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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也想记录一下自己的时间日志，可以在我的个人网站LauraVanderkam.com上注册，之后我会发个模板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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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现任Facebook（脸谱网）的营运总监，女性，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其畅销书《向前一步：女性、生活和领导意志》（Lean In）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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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什么要以30分钟为一档呢？我发现很少有人在工作以外的单独一项事务上花费一整个小时的清醒时间，但是以15分钟（或者10分钟，5分钟）为一档的话又会太过烦琐，反而会对人们完成这个时间表造成阻碍。也有些人自愿选择使用不同类别的记录单元或者是其他用来记录时间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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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管理手账 [:170231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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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管理手账 第一部分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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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管理手账 第2章 寻找工作与生活之间真正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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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工作多长时间？我们到底应该工作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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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正在试图平衡工作和生活，那么这就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这也是杰茜·内维尔这位知识产权方面的律师准备加入拼接画项目时，准备仔细思考的问题。她的丈夫是一位软件工程师，她们有三个孩子，分别是5岁、3岁和2岁。她写信告诉我说，她的经历对于我的研究而言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因为她有三个孩子，而这“似乎在法律界并不常见”。事实上，在完成几个压力很大的项目之后、在第三个孩子出生之前，她已经准备好告别职业生涯了。然后她有18个月没有再工作，但她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还是希望她回去工作，而且提出了一份没有收费小时[1]目标要求的雇佣合同，而收费小时目标可是让所有律师都觉得头疼的玩意儿。根据这份合同，内维尔的报酬将会以她实际的收费小时数为基础，而且她可以自己选择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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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安排？怎样才能算是在工作、家庭，以及她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试图保持神智正常）之间，取得了正确的平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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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随着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当内维尔在2014年1月第一次开始帮我记录时间日志的时候，她正忙着搞清楚“拥有美满生活的同时建立骄人事业”的外部和内部条件都是什么。她跟和她一样有好几个孩子的女律师开玩笑说：“我觉得自己就像在参与一个社会实验。”她的同事都等着看怎样才能做到内外兼顾。当她研究自己的时间日志时，她也受到了这些担忧的影响。“恐惧真的是有影响的，”她告诉我，“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对于各种各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的“妈妈的事儿”（比如有关孩子的各种跑腿活儿），她选择在早上7:30分保姆到了之后，她正式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去做。这也是一种解决方案，不过这种清晨的杂事会侵占她潜在的工作时间。比如说在1月的某个周二早上，她请了一次清洁服务，但是那天按照记录，她在10:20分才开始一天的工作，因为在提供清洁服务的人到来之前，她花了2个小时在家里收拾屋子。此外，因为不确定是否需要在晚上查看电邮和回应客户要求，她经常需要在白天处理一些计划时间之类的家庭事务。这样一来，工作“就被挤到最后一位，要在完成其他各种各样的杂事之后才能开始”。在所记录的那个1月的一周里，她大概工作了32个小时，没有达到她自己希望的收费小时目标。当内维尔不停跟自己说“如果在工作上我搞不定，我就去麦克斯办公用品店直接买需要的东西好了”的时候，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心理因素在起作用。没有人能够兼顾一切，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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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实是喜欢工作的，”内维尔在这个变动时期总是提醒自己，“这份工作和我的技能相适应。我喜欢解决问题，喜欢帮助人，喜欢关注细节。”她也喜欢和同事合作。在脱离职场18个月之后，她有机会再次开创自己的事业，并把精力放在那些能够吸引她的项目上。当然，重返职场在财务上也起到了很大的正面作用。把时间更多地用在工作上，基于一个律师的费率来以时间计费，而不是花同样的时间去干那些可以由别人来做的杂事，这样内维尔就可以为自己的家庭提供更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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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2014年10月，内维尔做出了一个决定：她要回到之前拿固定报酬的工作岗位上，而且将把收费小时目标带回自己的生活中。从财务上来说，这样对她更好，而且在家人的支持下，她决定要达到预期的目标。此外，她在后勤事务安排上更加有针对性。相对于1月日志中被家庭事务拖累的、漫长的早晨，到了秋天，内维尔选择了搭乘巴士去上班。这个决定迫使她必须按时离开家去赶车。她告诉我：“我每天上午9点钟到办公室，每天下午5点下班。”——绝大部分的日子都是这样。她找到了一位保姆在家务上帮助她：“以前都是我在上班的路上去做那些跑腿儿的杂事，但其实保姆很容易就可以做到，而且现在就是由她来做这些事。”在工作上，内维尔也在探索一些方式，以便完成更多可以收取费用的工作。其实，想要收取足够小时数的费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付出足够多的工作时间。当她需要达到业绩要求的时候，她的丈夫就会负责照顾孩子，以便让她在办公室待久一点儿，或者保证每月有一个周末去办公室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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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内维尔对于“如何达到工作/生活的更好平衡”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多工作。不是说天天要通宵达旦，但还是比她刚预期的时间更长一些。统计数字其实是一目了然的。在她2014年1月日志中的某个星期二，她只工作了5个小时，其中收费时长是3.3个小时。当我看到她同年10月的一周二的日志时，她在那天工作了9个小时，而其中有7.5个小时是收费的。虽然在工作量上几乎翻倍，但她仍然可以在早上和孩子们玩耍，回家吃晚饭，有时间去做头发，并且在睡觉之前看会儿书。更多工作并不需要减少她的家庭时间甚至她的个人的时间，这仅仅要求她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事情，而不是让其他事情占据她有限的时间。生活就是一项进行中的事业。内维尔正在设法搞清楚自己的能力所在，用她的话说就是“我能确定的就是在当下，这个方法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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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认为这个认知的过程是内维尔独有的。很多人如果愿意的话，他们都有机会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但是那些故事和假定条件——就是那些事业要以牺牲其他为代价的说法——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很大。当说到工作的时候，特别是对那些正在努力建立美满家庭的人而言，这类故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我们的生活以及事业上的发展。但是，只要你愿意，就能够改变自己的故事。对工作时间有清楚的认识，搞清楚我们能够或者愿意工作多长时间，这就是实现相对平衡的生活，并在各个方面勇往直前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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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说到工作时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做很多假设。但是，真的像专家哀叹的一样，美国人工作越来越过度了吗？按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2]的历史数据统计，一名雇佣工人的每周平均工作时数已经由1950年的大约42.4个小时下降到1970年的每周39.1个小时。2014年8月，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报告：私营部门、非农业事务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长为34.5个小时。相对于前两代人，大约减少了一个8小时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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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平均数字会掩盖很多事实真相。有证据显示，就劳动力本身而言就存在差异。当经济不太景气的时候，有些人无法获得他们预期的工作小时数，造成现金紧缩，难以享受额外的娱乐。另一方面，有大学学历（劳动力大军中处于较上层地位的人的证明）的人的非工作小时数（也就是那些用于工作以外事务的时间，比如做家务和照顾子女）在1985年至2005年间只有小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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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女性用在工作上的时间比过去数十年间更多，但她们每周平均的工作时数并没有那么多。根据美国人时间使用的调查报告，在2013年，有一名6岁以下子女的职场母亲用于工作及工作相关活动方面的平均时长是每周33.11个小时，而有一名6~17岁子女的职场母亲的平均时长则是每周33.46个小时，其中有一部分女性在从事兼职工作。而当此调查机构对2003~2006年间已婚夫妇的时间使用做出报告时，它的结论是：全职工作并有一名6岁以下子女的已婚母亲，用于工作及工作相关活动方面的平均时长是每周33.88个小时——这个数字从技术上来讲，甚至还没达到全职工作的标准（即每周工作35个小时以上）。那些子女在6~17岁的母亲则为每周37.73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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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这些数字，绝大多数人显然并没有工作过度。然而，当回到“兼顾一切”这个问题，以及那些涉及文化评论的“高薪厚职”时，我们却假想出一个不同的现实情况：没错，就平均时长来说人们并没有工作过度，但是像医生、律师、咨询顾问、科技公司员工、金融行业从业者、公司高管，以及那些年薪达到6位数的人呢？他们的工作时间肯定特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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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也相信是这样。在2002年我23岁时，我曾为《今日美国》写过一个专栏，名为“白领血汗工厂痛击年轻员工”。在那个社交媒体还没有盛行的年代，这篇文章像病毒般通过电子邮件被大家疯狂转发。我写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在摩根大通公司从事投资银行工作的年轻女性，她同时在进行两个项目。“有一天晚上，在连续数周每天工作18个小时和不断出差之后，她挣扎着在早上7点钟回到了家。不是为了睡觉，只是为了洗澡。当她站在淋浴房里的时候，她开始哭起来。虽然只有25岁，她却仿佛面临着一场中年危机。‘我开始琢磨，除了现在这些，生活中一定还有些别的什么。’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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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摩根大通绝不是唯一一个会把年轻员工逼疯的公司，还有很多的银行和咨询公司也这么做。“它们都是雇用常青藤盟校最聪明的毕业生，然后和他们达成一个交易”，我这样写道——基本上来讲，就是你会获得很好的薪水，还可以“一窥公司的高级待遇，从住豪华酒店到坐飞机旅行。而作为交换，你必须在人生中最好的几年时间里每周工作70、80甚至100个小时”。实际上，这是一个骗局，我继续写道：“如果给一个孩子提供签约奖金和500美元一瓶的香槟，那么他根本就不会意识到他的工作报酬每小时其实只有12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