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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 :埋头苦干只会沦为时间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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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的进步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同样也提高了别人的劳动生产率。这样一来,无论如何增加工作量,也无法提高利润。因为利润是靠自己超出别人的部分所获得的报酬。仅靠增加工作量是无法产生超额利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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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根据印象来谈论劳动生产率,对此需要进一步思考。通过引进计算机或其他先进机械设备,增加了每小时生产产品的数量,这时提高的劳动生产率是“数量上的”劳动生产率,它并非这家企业销售额增加的充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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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同行的其他企业也引进同样的先进机械设备,提高了“数量上的”劳动生产率,就有可能造成该产品市场供应过剩,最后导致价格暴跌。因此,即便销售数量增加,也有可能因为单价下跌而无法提高总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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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果引进的先进机械设备是由自己或者本公司研发的,其他公司都无法获得这种技术,那么只有自己或者本公司“数量上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的情况是有可能实现的。即便由于产品供应量增多导致价格多少有所下降,但仍然可能提高“金额上的”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加销售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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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计算机的进步以及信息通信终端的进步等,目前大多数的机械设备的进步都会让大家共享“数量上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成果,而不会只让一家企业独吞。一般来讲,企业的收益率是其与同行其他企业差异化程度的函数。如果与同行没有差别,企业就不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归根结底,能够为大家带来普遍的“数量上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先进生产设备,既不能提高“金额上的”劳动生产率或收益率,也无法从根本上增加销售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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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只有自己拥有微软公司的 Word 或 Excel 软件,那么工作效率因此提高,收入自然会增加。但现实并非如此,所有人都同样提高了效率,你工作完成得有多快,别人也都能做到。因此,人们为了不落后于别人,不得不一直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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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种恶性循环,即以提高效率为目的的软件反而会造成工作量的增加。由于 PowerPoint 的问世,人们又多了一项必须把会议资料做成精美的 PPT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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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白领们利用生产率提高所节省下来的时间,进一步提高技能来提高生产率,由此陷入恶性循环。因为通过阅读经管类图书掌握的工作技巧,以及通过碎片时间里学习考来的证书,都会逐步实现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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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现在通过提高生产率,用一半的时间就能完成原来的工作。那么你会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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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认为,劳动生产率高的人,在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感到满足,不再继续增加工作量。但是,前文提到的白领们却将提高效率得来的时间用于更多的工作。而这些时间本该用来创造附加价值。从容地完成工作才能让大脑保持活力,提高创造力才能进一步提高今后的时间价值。超额利润是来源于创新和创造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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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创新和创造力常与一些特殊人才联系在一起,但我这里指的并非他们。这两个词可能总是让人们联想到创作音乐和电影的“创作人”,或者是世界著名的建筑家或艺术家,以及著名新锐餐厅的主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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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部分行业并不是依靠这些特殊人才的创造力发展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支撑日本企业成长起来的是微不足道却切实有效的创造力,例如对日常业务过程进行微小改进,逐个引进优秀的外部人才,为现有组织增加活力等,这些才是进步的起点。创新和创造力并不是特殊天才们的灵光一现,而是任何人任何企业都可能发现和利用的东西,或者说更是企业经营方式或者个人思维模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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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只要不改变思维模式,就难以摆脱“增加工作时间来增加收入(在公司受到好评)”的旧思维。依靠增加工作时间来增加收入,与提高自己的时薪,也就是时间价值并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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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没时间,越是要与人见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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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在高附加值服务业中有所作为,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与人见面。可以说,不与别人交往,就无法产生独特的价值。因为信息的相对价值正在降低。那些网上查到的,任何人都能获得的信息是不行的。就好比做一条新闻,直接从当事人那里听来的信息才有价值,从其他记者那里得到的第二手采访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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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我自己工作中的亲身体验,也能体会到与人交往的重要性。我步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野村综合研究所做证券分析师,那时的前辈曾反复告诫我:“不要在办公室喝茶。想喝茶就去走访你负责的公司,在那里一边了解信息一边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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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证券分析师有不少在办公桌上就能完成的工作,比如分析企业所属行业的市场动向和企业的财务数据等。但也有很多工作,我们需要与企业里负责股东关系的员工、处理股东关系的高管以及社长等进行交流。与级别越高的人士谈话,就越能看到完全不同于办公桌上的风景。然后,在这基础上做出的报告或资料,才可能体现出自己与其他证券分析师的不同之处,进而获得相应的肯定评价。这些我至今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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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这个各种信息纷至沓来的时代,最终只有 1 对 1 的交谈才具有真正价值。与特别的人,建立特殊的关系,必须以这种意愿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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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话问世之前,人们能够联系到的人数是有限的。最多也就 10 个人。不过电话问世以后,能够立刻联系到的人增加到了 100 个。在这 100 个人中,有十分之一,也就是 10 个人,不直接见面是无法建立特别关系的。到了互联网时代,如果我们能在网上与 1 000 个人联系,那么就有 100 个人必须要见面沟通。信息通信技术传播得越广泛,要见的人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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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通信终端迅速普及的今天,就连被视作信息产业的化身的投资银行,也需要面对面交换重要信息。我本人做证券分析师时,虽然会通过邮件或者网络把投资想法发给投资人,但也会把同样的内容用语音给投资人的电话留言,或者每年去美国或英国出差一两次,直接与对方面谈。而且不是召集几个投资人同时见面,而是一天之内分别与几位投资人逐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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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担任共同董事长的咨询公司也是一样。大约有一半的客户公司本部不在东京。虽然日常的信息交流都会通过电话、邮件或者视频会议系统进行,但重要的讨论或会议,我还是会亲自前往客户公司本部,与客户促膝而谈,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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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还是 1 对 1 见面交流最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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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信息通信技术最前沿的 IT 创业公司负责人和对他们进行投资的创业投资人们,生活在比日本更为发达和浓密的互联网社会之中。他们尤其能体会到与 100 个人见面的必要性。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都聚集在硅谷。金融服务业的主要参与者都集中于纽约、伦敦、中国香港以及东京的丸之内沿线,也是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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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人才的时间价值尤其高。让他们能够抽出时间与自己交流的最好办法,就是亲自去找他们见面。人类交流的本质与创造性之间具有无法割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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