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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样做才能让专家限制为你所用，而不是和你对着干呢？这里有一些建议可供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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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你所面临的问题配备最合适的解决方案。正如我们在这一章中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决策问题需要一系列的解决方案。所以，仔细考虑一下你正在做什么样的决策，以及什么方法可能对你最有帮助。我们所知道的是，专家在很多环境下都会表现不佳，因此，我们建议你尝试用其他方法来补充专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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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寻求多样性。泰特劳克的工作表明，虽然专家预测总的来说不是很好，但是，有些预测还是比别的要好。区分预测能力的并不是专家的身份或理念，而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在阿尔基洛科斯作品中，泰特劳克把专家分成刺猬和狐狸两类。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并试图通过这个视角来解释一切。狐狸则对很多事情都知道一点点，因而不会用一个答案来解释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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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特劳克发现，与刺猬相比，狐狸的预测能力更强。狐狸通过“把不同的信息来源编织在一起”来做出决策，这就证实了多样性的重要性。当然，刺猬有些时候是正确的——通常明显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预测效果就不及狐狸了。29就许多重要的决策而言，多样性在个人和集体层面都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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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尽可能使用技术。就像百思买和哈拉斯那样，通过技术的杠杆来抵消专家限制。尽管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可是，利用电脑和数据来解决问题的组织仍然不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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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候选人名单已经爆满，而且意识到大多数面试都是无效的，因此，谷歌决定创建一些算法，用来识别有吸引力的潜在雇员。首先，该公司要求经验丰富的员工填写一份包含300个问题的调查报告，从而捕捉一些关于他们的职位、行为和个性的细节。然后，该公司把调查结果和员工绩效的衡量标准做了比较，并寻找二者之间的联系。通过这项调查，谷歌高管承认，学术成就并不总是与职场表现相互关联。这种新颖的方式使谷歌能够回避无效面试的问题，并开始着手解决差异。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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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组织不去利用已经获得的相关信息。几年前，我和负责美国红十字会救灾服务的高级执行官一起参加了一个座谈会议，他的工作是做好应对国家灾难的准备。他讲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即卡特里娜飓风发生后人们是如何展开救援工作的，而且，他还提到了即将来临的其他风险。轮到我讲话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了各种灾害的概率——禽流感的传播、恐怖行为和飓风频率——这些都基于我那天早上从一个预测市场收集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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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评论显然激起了这位执行官的兴趣，正式会议结束后，他很快就找到了我。我所讨论的灾害确实是他担忧的问题，但是，他从未能够实时判断它们的概率。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意识到数据的存在，就可以弥补这个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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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在自己的书架上摆满那些赞美群众智慧、直觉、数字运算或专家的图书。但是，作为一个深思熟虑的决策者，你的主要任务是确定你所面临的问题的性质，然后考虑如何最有效地解决它。既然所有的方法都各有利弊，那就不存在唯一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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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专家限制是真实的。技术能够使决策者获得宝贵的见解，因此，为了充实自己的决策，一些组织正在向新的方法迈进。但最大的障碍是，从根本上讲，不论是把专家之前所做的决策移交给电脑还是集体，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感到不适。尽管反对专家的证据已被接受，而且显然带有谴责意味，但是，人性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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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数多了以后，人们就会模仿其他人的行为，而不再依赖自己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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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直觉思考：斯坦福大学思维自修课 [:1702326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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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直觉思考：斯坦福大学思维自修课 第四章 情境感知：手风琴音乐如何提升勃艮第葡萄酒的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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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突显了环境在决策中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很客观那样，我们周围人的行为会对我们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本章还说明了为什么我们不该在没有充分理解别人决策环境的情况下急于判断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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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回答的是托尼，一名鼻尖上架着眼镜的中年男子。他眉头紧蹙，显得有些紧张。“我也一样。”他不确定地回答道。就这个不正确的回答来讲，托尼进一步证明了一个最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所罗门·阿希关于团体压力下的从众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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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希首次开展这些实验是在20世纪40年代。他召集了一个八人小组，参与者中有七个是实验者的同伙，而真正的受试者并不知道这一点。阿希要求他们完成一项简单的任务，即从三根长度不等的绳子中选择一根与给定长度的绳子配对。在可控制的场合中，这个任务很简单，答案几乎不会出错。然后，阿希便开始了这个实验。他暗示那几个合谋的人给出错误的答案，看看受试者，即最后回答问题的那个人将会作出怎样的回应。虽然有些人确实坚持己见，可是，大约1/3的受试者对于团体的不正确判断表示认同。1实验表明，团体决策，即使有着明显的不合理性，也会影响我们的个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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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阿希实验的例子很普遍，大多数讨论该实验的人仅仅讨论了从众程度。但真正的问题是：那些从众的人究竟是怎么想的？阿希也对这个问题感到疑惑。基于近距离观察，他建议通过三个描述性分类来解释从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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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失真。这些受试者认为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而团体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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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失真。这些个体为了遵从大多数人的看法而压制自己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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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失真。这个团体没有意识到多数人的观点会扭曲他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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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希承认，找出人们从众的原因和实地观察他们的从众行为同样重要。但考虑到可用工具的限制，他没有具体的方法可以找出从众行为背后的心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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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阿希实验的变体实验——旋转的3-D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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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快进50年，来到艾莫利大学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实验室。神经科学家格雷戈里·伯恩斯有一个宏伟的目标，那就是确定从众个体的大脑究竟是怎样运作的，于是，他决定做一项阿希实验的变体实验。伯恩斯将任务从匹配绳子转换成判断一个三维图在旋转后是否和以前相同或不同（见图4-1）。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比阿希的任务更困难，但是，在可控制的情况下，受试者还是十之八九回答正确了。与阿希相似的是，伯恩斯发现，当团体给出错误的答案时，即使有些人坚持己见，也还是会有大约40%的人从众。2